邵洵美，徐悲鸿画
1955年，我因胡风案被捕，关了大概5年之后，遇到了所谓的“自然灾害”。我由于长期吃不饱，所以得了浮肿，两条腿肿得又粗又亮，一直肿到了腹部。看守所（上海市第一看守所）把我送到提篮桥监狱，在“公安医院”治病，住了3天就好了，其实就是饿的。所谓“营养品”，就是豆腐干，三块带鱼，吃了就一切正常了。
所以3天后，一位自称“病区负责人”的劳改犯就叫我下床劳动了，打扫卫生，照料重病犯的饮食起居。我对他提出抗议：“我已经快50岁了，病还没好利索，为什么不叫那些躺在床上休养的年轻犯人劳动呢？”他说：“他们是普通刑事犯，你是看守所来的政治犯，你怎么能和他们比？叫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原来我那时的身份地位还不如那些流氓阿飞。
我在医院住了十几天后，又到了8号监——“休养监”，都是关的医院出来的人。我倒觉得这个地方蛮幸福，因为能吃饱。后来，我又被调回看守所。
看守所例行“调房间”，我被调到二楼的一个牢房，门一开，我看里面空荡荡的，只有尽头坐着个老头。警察把门锁了，我走近一看，这个老人年纪很大，很虚弱，头发花白乱蓬蓬的。我刚坐下来，他就跑过来，小声问：“咱们不是在韩侍桁家一起吃过螃蟹吗？你还记得我吗？”我说是，然后示意他别说话，因为我知道刚才那个监察肯定还在门口暗中监视，如果看到犯人在说话，就会冲进来，把人调出去盘问：“你们谈了什么？”要是让他知道我们是朋友，那可就麻烦了。
这个老人就是邵洵美了。我在解放前跟他没什么来往，第一次与他见面是1952年。当年，开国际文化服务社的韩侍桁（他是翻译家，也是批评家），想编一个“世界文学名著译丛”，收入罗玉君（他是法国留学生）翻译的法国作家司汤达的《红与黑》，《红与黑》原来是由国民党的南京正中书店出版的，解放后停印了。所以，韩侍桁就邀请罗玉君修订，在新雅酒店摆席，还请了一些其他朋友，有刘大杰、施蛰存、李青崖、余上沅，还有我们夫妇。席间，我第一次见到了邵洵美，他穿着不大整齐的旧棉袄，须发蓬乱，介绍以后就认识了。
后来，我们夫妇又到韩侍桁家吃螃蟹、喝酒，邵洵美也来了。这就是邵洵美在监狱见到我时提起的“螃蟹宴”了。
同监四个月
没想到，我和邵洵美再次相见，居然是在看守所的牢房里。那天中午，我们吃了午饭，就是水、米饭加菜皮。邵洵美向门口吆喝：“报告”，跟警察说要写交待，要来了钢笔和墨水。他就拿出几张草纸来写，写什么呢，写首诗，叫《狱中遇甄兄有感》。我不是姓贾吗？《红楼梦》里有个贾宝玉，还有个甄宝玉，所以有了这个标题。诗中还有“有缘幸识韩荆州”的句子，他拿给我看，我点点头，表示看过了。我说这个东西啊得马上撕掉，要不到时警察来“抄靶子”抄出来，可不得了。
后来，我们这个监房里又陆陆续续关进来不少人，慢慢人多起来了，有20多个，里面有老外——白俄、日本人，还有资本家。那个白俄原来是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的编辑；那个日本人是日本浪人，据说敌伪时期在济南开过一个咖啡馆。于是，这个监房里通中文、英文、俄文、日文，好像“国际监狱”。
每天吃完饭转圈“活动”一下的时候，大家可以讲讲话。邵洵美告诉我，他已经进来3年了，他是继续“肃反”时被抓的。说他以前与南京政府的文化特务张道藩和谢位鼎（谢位鼎是现代派诗人，后来做了国民党政府驻梵蒂冈的大使）是磕过头的拜把子兄弟。他们在一起照过相，说是有证据，就把他抓来了。
当时正是“自然灾害”时期，我们都挣扎在饥饿线上。每天两餐稀饭（主要是汤水），一餐干饭（其实形同烂稀饭），根本吃不饱。所以大家都非常珍惜，铁盒子外面有几粒米粒，也是要赶紧舔干净的。大家一般都吃得很慢，吃到一半，就舍不得吃了，把饭盒包在自己的棉被里，留到肚皮叫的时候再吃。吃完后，还要用手指刮光饭盒里剩余的残汤米粒，才罢休。而邵洵美呢，几乎每顿都是一下子就吃光，刮光，然后不得不挺着挨饿。
他有气喘病，年纪也比我大，他跟我说：“贾兄，你比我年轻，你还可能出去，我不行了，等不到出去了。”他郑重交代我，将来出来的话，有机会要为他写篇文章，帮他澄清两件事。第一，1933年英国作家萧伯纳来上海，是以中国笔会的名义邀请的。邵洵美是世界笔会中国分会的秘书，萧伯纳不吃荤，吃素，他就在南京路上的“功德林”摆了一桌素菜，花了46块银圆，是邵洵美自己出的钱。因为世界笔会只是个名义，并没有经费。但是后来，大小报纸报道，说萧伯纳来上海，吃饭的有蔡元培、宋庆龄、鲁迅、林语堂……就是没有写他。他说，“你得帮我补写声明一下。”“还有一个事，就是鲁迅先生听信谣言，说我有钱，我的文章都不是我写的，像清朝花钱买官一样‘捐班’，是我雇人写的。我的文章虽然写得不好，但不是叫人代写的，是我自己写的。”他的嘱托，我记住了。
我和邵洵美“同监”一共四个月，后来我被调走了，不料竟成了永诀。
践约人茫茫
到1966年4月，我被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2年，说我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企图夺取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判12年，当时我已经坐牢坐了11年了。
“文化大革命”，我被劳改，在印刷厂里做重劳动，是“专政对象”。和我一块劳改的外文系教授潘世兹，原先是右派，后来变成了反革命，他早年是圣约翰大学的校长。我问他：“潘先生，你是英国留学生，邵洵美也到过英国，你们认识？”他说：“我们熟，但是现在不敢来往了。”潘世兹告诉我邵洵美已经从“里面”出来了，但是生活很苦，与儿子媳妇一起住个小房，后来穷得没办法，把床也卖了，睡在地下。
1980年，我平反了，邵洵美的儿子和媳妇来看我。他们说，“法院也没审判，父亲被关了几年，就放出来了。放出来以后，我们的生活很苦，父亲睡在地板上，身体又有病（气喘、肺病），就这么死了。”
记着邵洵美在狱中叫我要帮他澄清两件事（现在已成遗愿了），1989年，我写了篇文章，登在《上海摊》杂志上，算是践约。
邵洵美留学回国以后，写作、翻译、办出版社、编画报，又是“新月派”的重要人物。刚解放时，他在四川路办了个时代书局，“赶时髦”，出了些“托派”、第二国际的书，《人民日报》图书版发文批判，后来让公安局查封了。我后来一直说，邵洵美集诗人、翻译家、出版家于一身，但中国解放以后出版的文学史里却没有他。
上海书店出版社老板毕清，是我1948年在国民党监狱的难友。解放后出版社公私合营，政治标准第一，这些有问题的人，书都不能出版了。后来，80年代，我跟毕清说，你可以用“中国现代文学参考书”的名义，影印一本邵洵美的诗集《花一般的罪恶》，作为“内部发行”。刚印出来，他们出版部的部长来找我了，说，这书一出版，邵洵美的小老婆就来要稿费了，给了一百多块钱。
邵洵美从前翻译过一本书，是英国唯美派作家乔治·莫尔写的《我的死了的生活的回忆》，他没有全部译完。我叫学生孙宜学把它全文译出来，2001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他在出版后记里面讲到，我和邵洵美是朋友，我推荐他翻译这本书，为了纪念邵洵美。
今年春节，邵洵美的女儿邵阳、女婿吴立岚来看我。今年是邵洵美诞辰百年，他们请我为邵洵美即将出版的书（回忆朋友和自传文章）写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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