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家贾植芳简历,贾植芳狱友邵洵美(1)

邵洵美,徐悲鸿画

1955年,我因胡风案被捕,关了大概5年之后,遇到了所谓的“自然灾害”。我由于长期吃不饱,所以得了浮肿,两条腿肿得又粗又亮,一直肿到了腹部。看守所(上海市第一看守所)把我送到提篮桥监狱,在“公安医院”治病,住了3天就好了,其实就是饿的。所谓“营养品”,就是豆腐干,三块带鱼,吃了就一切正常了。

  

所以3天后,一位自称“病区负责人”的劳改犯就叫我下床劳动了,打扫卫生,照料重病犯的饮食起居。我对他提出抗议:“我已经快50岁了,病还没好利索,为什么不叫那些躺在床上休养的年轻犯人劳动呢?”他说:“他们是普通刑事犯,你是看守所来的政治犯,你怎么能和他们比?叫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原来我那时的身份地位还不如那些流氓阿飞。

  

我在医院住了十几天后,又到了8号监——“休养监”,都是关的医院出来的人。我倒觉得这个地方蛮幸福,因为能吃饱。后来,我又被调回看守所。

  

看守所例行“调房间”,我被调到二楼的一个牢房,门一开,我看里面空荡荡的,只有尽头坐着个老头。警察把门锁了,我走近一看,这个老人年纪很大,很虚弱,头发花白乱蓬蓬的。我刚坐下来,他就跑过来,小声问:“咱们不是在韩侍桁家一起吃过螃蟹吗?你还记得我吗?”我说是,然后示意他别说话,因为我知道刚才那个监察肯定还在门口暗中监视,如果看到犯人在说话,就会冲进来,把人调出去盘问:“你们谈了什么?”要是让他知道我们是朋友,那可就麻烦了。

  

这个老人就是邵洵美了。我在解放前跟他没什么来往,第一次与他见面是1952年。当年,开国际文化服务社的韩侍桁(他是翻译家,也是批评家),想编一个“世界文学名著译丛”,收入罗玉君(他是法国留学生)翻译的法国作家司汤达的《红与黑》,《红与黑》原来是由国民党的南京正中书店出版的,解放后停印了。所以,韩侍桁就邀请罗玉君修订,在新雅酒店摆席,还请了一些其他朋友,有刘大杰、施蛰存、李青崖、余上沅,还有我们夫妇。席间,我第一次见到了邵洵美,他穿着不大整齐的旧棉袄,须发蓬乱,介绍以后就认识了。

  

后来,我们夫妇又到韩侍桁家吃螃蟹、喝酒,邵洵美也来了。这就是邵洵美在监狱见到我时提起的“螃蟹宴”了。

  

同监四个月

  

没想到,我和邵洵美再次相见,居然是在看守所的牢房里。那天中午,我们吃了午饭,就是水、米饭加菜皮。邵洵美向门口吆喝:“报告”,跟警察说要写交待,要来了钢笔和墨水。他就拿出几张草纸来写,写什么呢,写首诗,叫《狱中遇甄兄有感》。我不是姓贾吗?《红楼梦》里有个贾宝玉,还有个甄宝玉,所以有了这个标题。诗中还有“有缘幸识韩荆州”的句子,他拿给我看,我点点头,表示看过了。我说这个东西啊得马上撕掉,要不到时警察来“抄靶子”抄出来,可不得了。

  

后来,我们这个监房里又陆陆续续关进来不少人,慢慢人多起来了,有20多个,里面有老外——白俄、日本人,还有资本家。那个白俄原来是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的编辑;那个日本人是日本浪人,据说敌伪时期在济南开过一个咖啡馆。于是,这个监房里通中文、英文、俄文、日文,好像“国际监狱”。

  

每天吃完饭转圈“活动”一下的时候,大家可以讲讲话。邵洵美告诉我,他已经进来3年了,他是继续“肃反”时被抓的。说他以前与南京政府的文化特务张道藩和谢位鼎(谢位鼎是现代派诗人,后来做了国民党政府驻梵蒂冈的大使)是磕过头的拜把子兄弟。他们在一起照过相,说是有证据,就把他抓来了。

  

当时正是“自然灾害”时期,我们都挣扎在饥饿线上。每天两餐稀饭(主要是汤水),一餐干饭(其实形同烂稀饭),根本吃不饱。所以大家都非常珍惜,铁盒子外面有几粒米粒,也是要赶紧舔干净的。大家一般都吃得很慢,吃到一半,就舍不得吃了,把饭盒包在自己的棉被里,留到肚皮叫的时候再吃。吃完后,还要用手指刮光饭盒里剩余的残汤米粒,才罢休。而邵洵美呢,几乎每顿都是一下子就吃光,刮光,然后不得不挺着挨饿。

  

他有气喘病,年纪也比我大,他跟我说:“贾兄,你比我年轻,你还可能出去,我不行了,等不到出去了。”他郑重交代我,将来出来的话,有机会要为他写篇文章,帮他澄清两件事。第一,1933年英国作家萧伯纳来上海,是以中国笔会的名义邀请的。邵洵美是世界笔会中国分会的秘书,萧伯纳不吃荤,吃素,他就在南京路上的“功德林”摆了一桌素菜,花了46块银圆,是邵洵美自己出的钱。因为世界笔会只是个名义,并没有经费。但是后来,大小报纸报道,说萧伯纳来上海,吃饭的有蔡元培、宋庆龄、鲁迅、林语堂……就是没有写他。他说,“你得帮我补写声明一下。”“还有一个事,就是鲁迅先生听信谣言,说我有钱,我的文章都不是我写的,像清朝花钱买官一样‘捐班’,是我雇人写的。我的文章虽然写得不好,但不是叫人代写的,是我自己写的。”他的嘱托,我记住了。

  

我和邵洵美“同监”一共四个月,后来我被调走了,不料竟成了永诀。

  

践约人茫茫

  

到1966年4月,我被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2年,说我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企图夺取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判12年,当时我已经坐牢坐了11年了。

 

 “文化大革命”,我被劳改,在印刷厂里做重劳动,是“专政对象”。和我一块劳改的外文系教授潘世兹,原先是右派,后来变成了反革命,他早年是圣约翰大学的校长。我问他:“潘先生,你是英国留学生,邵洵美也到过英国,你们认识?”他说:“我们熟,但是现在不敢来往了。”潘世兹告诉我邵洵美已经从“里面”出来了,但是生活很苦,与儿子媳妇一起住个小房,后来穷得没办法,把床也卖了,睡在地下。

  

1980年,我平反了,邵洵美的儿子和媳妇来看我。他们说,“法院也没审判,父亲被关了几年,就放出来了。放出来以后,我们的生活很苦,父亲睡在地板上,身体又有病(气喘、肺病),就这么死了。”

  

记着邵洵美在狱中叫我要帮他澄清两件事(现在已成遗愿了),1989年,我写了篇文章,登在《上海摊》杂志上,算是践约。

  

邵洵美留学回国以后,写作、翻译、办出版社、编画报,又是“新月派”的重要人物。刚解放时,他在四川路办了个时代书局,“赶时髦”,出了些“托派”、第二国际的书,《人民日报》图书版发文批判,后来让公安局查封了。我后来一直说,邵洵美集诗人、翻译家、出版家于一身,但中国解放以后出版的文学史里却没有他。

  

上海书店出版社老板毕清,是我1948年在国民党监狱的难友。解放后出版社公私合营,政治标准第一,这些有问题的人,书都不能出版了。后来,80年代,我跟毕清说,你可以用“中国现代文学参考书”的名义,影印一本邵洵美的诗集《花一般的罪恶》,作为“内部发行”。刚印出来,他们出版部的部长来找我了,说,这书一出版,邵洵美的小老婆就来要稿费了,给了一百多块钱。

  

邵洵美从前翻译过一本书,是英国唯美派作家乔治·莫尔写的《我的死了的生活的回忆》,他没有全部译完。我叫学生孙宜学把它全文译出来,2001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他在出版后记里面讲到,我和邵洵美是朋友,我推荐他翻译这本书,为了纪念邵洵美。

  

今年春节,邵洵美的女儿邵阳、女婿吴立岚来看我。今年是邵洵美诞辰百年,他们请我为邵洵美即将出版的书(回忆朋友和自传文章)写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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