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文有传 学者有师
拜宝玲
拜宝玲
一
我是开封市人，自幼生长在皇城根儿中山路北段午朝门附近，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二姐带我出去玩，正碰上准提街小学在招收新生，姐姐让我去试试。那时，我只有五岁半，懵懵懂懂地去试着报名，想不到学校竟同意了，我成了一名小学生。
九岁那年上语文课，我正在专心地摆弄我的布娃娃，我见她齐耳的短发娃娃头，红裙子，黑皮鞋，一双大眼睛笑咪咪地望着我，可爱极了。这时，胡秀文老师走到我跟前，“拜宝玲！”我一听，见是胡老师，便慌忙地把布娃娃藏在桌斗里，害怕老师没收我的布娃娃。但胡老师并没说布娃娃的事，而是说:“你脸色绯红，眼睛泪汪汪的，”说着她又用手摸了摸我的额头，“咦，还有些发烧。”下课后，她把我带到学校校医务室。大夫一看便说我是出麻疹。。胡老师一听，急忙用她的白色围巾把我包了起来，抱着我上了她的自行车，推我回家。
妈妈一见连忙问道:“胡老师，小妞又惹啥祸了？”因为，我曾用小黑板把一位男同学的头打破过。
“大姐，别紧张，她出麻疹了。”妈妈一听，边对胡老师说谢谢胡老师，边急忙把我抱回家。
放学后，胡老师又来到我家，她把我的书包、布娃娃一并送来，还给我买了零食和水果，轻轻地拍着我的肩，说:‘好好休息，听话啊。耽误的课不用担心，我给你补!”
在我读初中的时候，我班有个同学叫李进宝，他来自开封东郊农村，因家境贫寒，在滴水成冰的冬天，他只穿了一件棉花外露的烂棉袄，不仅冻得手直发抖写不成字，还不断地打喷嚏，我们的班主任袁老师知道后，特地给他买了一件秋衣和新棉袄。李进宝得的是流行性感冒。医生让他住在校医室旁边的一间小屋里。袁老师心想“夜里无人照护他怎么办?”于是，她便在这间小屋里搁下一个折叠床，以便夜间好陪伴他。到夜晚，袁老师又是喂药，又是量体温，整整陪了两个通宵，双眼都熬得通红，直到李进宝病好了。
高中的时候我有个同班同学叫王永堂。他的母亲因突发急病去世，父亲又在病中，家里还有六个弟弟、妹妹要抚养，万般无奈，他只好弃学回家，找到一分工作，争点钱养家。一年后，由于积劳成疾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经常大口大地咯血。由于工作还没转正，工资停发，医药费也不给报销，不仅没钱看病吃药，连吃饭都成问题。贫病交加，前途茫茫，他走到了人生的低谷，一度失去了生活的勇气。罗老师曾担任过我们的班主任，他回广东后得知王永堂的处境，就先后给永堂写了十几封信，鼓励他“既来之则安之”，还隔三差五地给他寄来30元、20元钱，有时还从香港买药寄来。那时罗老师的工资也只50多元呀，还要负担妹妹上学。王永堂对我们说:“罗老师寄来的钱和药，给了我战胜病魔的勇气和生活下去的信心，如果有下辈子，我还想当他的学生。”
罗衍明老师（右）与王永堂
从那时起，我就深深地感觉到，老师情同父母亲。
二
1963年的夏天我考上了河南大学外语系。
具有百年历史的河大，巍峨的大礼堂，整齐古典风格的美丽校园枝繁叶茂的树木花草令我流连忘返。每处的建筑都静静地诉说着她光荣的历史。而外语系的前身就是最早的留美预备学校。就这一点也让我们外语系的学生感到骄傲，因为她是河大的第一。
九月份入学。不久就是迎接1964年的元旦晚会。新生也必须出节目。助教老师马怀松让我唱一首英语歌。《我的肯塔基故乡》， 在高中虽说学了三年英语，却没唱过英语歌曲。我有些为难，“换人吧，马老师。”我央求着。“这件事非你莫属。我来帮你。”马老师认真地说。当时我们班24位学生，学俄语的占多数，在高中学英语的只有四个。从怎么发音，怎么拖长音，马老师耐心的辅导我。我也发现了唱英语歌时拖长的音是元音，和咱们京剧拖音时拖的韵母一样，有点相似。我学会了第一首稍复杂的英语歌曲。还有一个讲英语故事也是我来担当。《卖火柴的小女孩》是我在高中时曾背得烂熟的一篇课文，马老师在对故事的理解、感情的处理。音调的高低都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辅导，特别是故事的结尾。小女孩划亮了最后一根火柴，火光里她看到已故的奶奶的慈祥面容，她几乎是用了全身力气喊出来的：“奶奶，别人都说你死了，但我从不相信。你把我带走吧，这里太冷了，我肚子好饿呀!”马老师让我用带着哭腔的嗓音结束了这个令人伤心的故事。在静默了几秒钟之后，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外语系有一名外教（Shirley Wood）（雪莉.伍德）。1925年7月15日生于美国阿肯色州。父亲是一名外交官。她13岁时从作家斯诺的《西行漫记》一书中，第一次认识了我们神秘而古老的中国。7年之后她来到中国，与我们这个国度结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不解情缘。她就是我的英语口语老师吴雪莉。“滑稽美人”是她在课堂上的自我定义。她上课从不是干巴巴地讲。她把课堂搬出教室，让我们用英语来介绍一花一草一物。狼外婆小红帽、卖火柴的小女孩都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上课时吴老师非常活跃，给我们学鸟叫、狗叫。记得她有一次给我们讲话剧《古城春晓》，她一会儿是文静机智的小姑娘，羞答答，声音柔细，动作干练，一会又是站岗的卫兵，声音粗壮，动作野蛮。有一次我们唱英语歌《社会主义好》，当唱到“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时，她随手拿起讲台上的鸡毛掸子夹在两腿之间，我们都笑疯了，她真是个大活宝。我们就是在这种快乐、和谐之中锻炼了口语，提高了听力。
拜宝玲（后排中）与学生们在一起
平时我们在一起总是谈笑风声。有时我会把家里妈妈做的豌豆馅绿豆糕给她品尝。我在她家也曾尝过吴老师蒸的花卷馍、炒白萝卜丝。她和她的母亲道逊夫人喜欢我们的工艺品，穷学生没钱买，我们就亲自编小花蓝、小鱼、小玉米、小孔雀，送给她和孩子们。我还常唱中国歌曲给他们听，这也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一种方式。1975年经周恩来总理批示，吴老师加入了中国国籍，我们纷纷为她祝贺。吴老师不仅教学有方，还写了翻译了不少文章。她写的《中国一条街》在国内外很受欢迎。她翻译《苦菜花》，又为伦敦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翻译了45万字的资料。还先后出版了《英美文学批评史话》《实用英语教程》。《人民日报》曾把她誉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红娘》。
从这些老师身上，我懂得了什么叫循循善诱，诲人不倦。
三
1968年7月，我从河南大学外语系毕业，在军垦农场锻炼了一年零五月后，又到河南省中牟县的农村三官庙进行了两年的再再教育，于1972年3月才重新分配来到了郑州卷烟厂子弟学校，当了一名人民教师。
那个时候“读书无用论”流传甚广，“不学外国文照样当接班人”是一些学生的口关禅，不少学生不用心读书，南阳有一个学校的女学生因不学外语而被老师批评，她对学习和生活失去信心，竟跳河自杀，此事轰动全省乃至全国。我作为一个人民教师，为国家培养优秀合格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是我们神圣的责任和义务。
首先，我得师承我的老师的教学态度和教学方法，和学生交朋友，谈心，做家访。学生们的家长大多文化程度不高，在厂里干的是繁重的体力活，扛烟包、裁纸、送货等。有一位家长说:“厂里让我去记账、过磅，因为我不识字，更不会记帐，只好回家。”还有的说：“过去想上学没条件，落了个睁眼瞎，现在连个报纸也不会看。没文化害了我一辈子。”我如实地告诉同学们，让他能记取老一辈人没知识的痛苦与烦恼。
这些孩子毕竟是祖国的未来。他们像一粒粒种子，早晚都会发芽。有的可以长成参天大树，有的则可能是不起眼的小草小花，但都是有用之材，用知识来改变他们的命运。
在混乱的课堂上，除了英语课本上那两句口号“Long Live...”外，我给他们讲科学家的故事，用英汉对照的方法，引起了他们的兴趣，听完一句英语就着急想知道汉语是什么意思。我讲爱迪生卧在鸡蛋上孵小鸡。讲牛顿把手表放在锅里当鸡蛋煮，讲居里夫人如何发明了镭……他们听得津津有味，课堂秩序逐渐好转。有些学生会好奇地问:“老师，你咋知道这么多呀!”我说:“我知道的不多，所以还要学习嘛，”在他们上自习的时候，我会带本相关的书在一边认真读，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
对于英语的学习我还采用掌故学习法。因为很多单词的产生都是有其原因的。比如“china”这个词。我告诉他们这个词和第一次统一中国的秦始皇帝有关。他们觉得很奇怪，一个英语单词怎么会跟秦始皇扯上关系呢?于是兴趣来了，注意力也集中了。我环视他们，继续说：“秦统一中国后，中国封建社会以它高度发展的经济和文化屹立在世界文明的前列。于是“秦”就变成了中国的象征。“China” 就是从“秦”的译音"chin” 演变过来的。另外和中国的瓷器有关。小写“china”为瓷器，所以在英语词典里就有了大写China小写china两个音同字意不同的单词。再如:music （音乐）是由希腊演变而来即“属于缪斯的”，而缪斯是希腊神话中管理音乐、文学、艺术等九位女神的总称。
教师上课时严肃认真，课下和学生打成一片，增加了亲切感。我爱和他们一起跳绳、踢毽子，唱歌，他们也把我当成他们中的一员，有什么事爱和我聊。
1985年经上级批准 ，我们学校正式成为中专学校，招生对象也面向全省、全国。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 发音状况五花八门，对我的教学工作是一个较大的挑战。他们大部分是“in”“ing”不分，“s”“shi”不分，“ai”“ei”“ae”“e”不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课堂上的45分钟是不够的。我在教学大楼后边空闲地方开了一个“英语角”。让他们每人准备一个小镜子。我一遍遍的示范，他们认真模仿。有的同学不好意思读，不爱讲，我告诉他们学外语必须脸皮厚一些，每次练习后大家都口干舌燥，但那份学习的热情却像一团火。经过两个月的苦练，大部分同学的发音有了很大改变。再也不把“map”念成“卖朴”，把“apple”念成“爱泡”，把“in”念成“ing”，“six”念成“西克诗”了。广西来的一名叫黄日的同学兴奋地说:“拜老师，要不是你的激励和坚持，我的发音不会改变这么快。”
在教学中我从不照本宣科。我想让我的学生在我的课堂上去了解更大的世界，学到更多的知识。我会根据课文内容去查找有关资料，以满足他们对知识的渴望。比如有一课《大本钟》（Big Ben），英国伦敦著名古钟。我查阅了世界名胜词典。大本钟建于1858年，安装在西敏寺桥北议会大厦东边高95米的钟楼上。
这座钟重14吨，钟盘直径7米，时针和分针分别为2.75米和4.27米，钟摆305公斤。每走一小时，就发出深沉而又浑厚的报时声。学生们听了这些介绍后都惊叹不已，提高了他们的学习兴趣。
一位名叫严守志的学生给我写了一封信，“拜老师，您好! 在学校时我最喜欢英语课， 喜欢听你音乐般的朗读课文.喜欢你对待我们像对待自己孩子一样的慈祥和温暖…… ”
简短的一封信，让我热泪盈眶。这是赞美，是鼓励，更是一种鞭策。
拜宝玲与雪莉伍德（左）在一起
四
老师除了传道授业解惑，更要有一颗慈母般的爱心。
1990年学校又招了新生，我也第一次当了班主任。
我班四十几位学生有80%来自农村，生活困难者多。有几个特困生。如吴广海、董红录、樊书敏。他们在学校食堂几乎没吃过肉。很像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描写的孙少平。我这几个学生总是凑在一起买一份菜，配上一些从家里带来的咸菜，他们太令人怜惜了，为了改变自已的命远经受着生活的磨难。我必须帮他们。我找到了管后勤的校领导说明了情况。领导同意他们几位课余时间打工。在食堂帮厨、打扫卫生、到洗衣房洗衣。收入虽不多，但也大大改善了他们的生活状况。我也常做一些家常饭请他们到家里去。他们怕打扰我，因家中还有婆婆、孩子。我只简单一句话:“只是多添几碗水，多抓几把面而已。”我蒸的卤面和包子是他们的最爱。我还把些新的工作服和毛巾给他们穿用。
1994年是我班（90工艺班）同学即将毕业的一年。吴广海的妈妈得了重病需要手术。广海找到我：“拜老师，我妈这次病的不轻。需要手术。家里一点钱也拿不出来，我想退学去打工。”他说着说着眼泪就涌了出来。我很替他难过，便说:“先不要说退学之事，先解决妈妈的手术问题。”他抽泣着回到班里。
我去找学校的一把手翁浩校长。翁浩是个转业军人，人高马大，做事却特别细心。他看到我开玩笑地说:“百灵鸟怎么不唱了?”（我因代表学校参加省中专老师卡拉ok大赛唱《我爱你中国》而获一等奖，校长就开始这样称呼我）我苦笑了一下，“没心情，又要给你找麻烦了。”校长急切的问：“怎么了?”我便把吴广海的情况告诉了他。广海的父亲早逝，姐弟五人，靠母亲一人种地，日子过得十分艰难。有时连几角钱的药费都拿不出来就那么扛着。姐姐十几岁就到新疆打工。这次母亲病重需要手术无钱，他要退学。我的声音有点哽咽。校长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先别哭呀，我们马上研究一下。剩一年就要毕业，不能让他退学。”
事情过了两天 ，学校决定免除广海的学费.翁校长自掏腰包给了三百元，我又拿了三百元，我含着眼泪说:“你的难也是我们的难，坚持一下吧，孩子。忍一忍事情就过去了，安心学习吧。”随手又把班上同学捐的420元一并交给他。母亲得救了，广海安心学习了。爱心得到了传递。
我校英语开课两年，三年级开始加专业课。96级烟草班马秀红是我教过的学生之一。
一天在校园里碰到她。她本来就瘦弱的身体显得更细 ，阳光灿烂的脸上一片阴云。“秀红，你近来好吗?”“拜老师，这一段不怎么见你了，你很忙吗?”“我已经退休了，不常来学校了。”“哦……”她似乎有什么想说而没说出的话。我拍着他瘦峭的肩头:“秀红你看着又瘦了，脸色也不太好。怎么回事?”“拜老师 ，我想退学!”“想退学?”这时几年前吴广海退学的事又浮现在我的脑海。“为什么?”我轻声地间。秀红一下子就哭了。“别哭说说怎么回事”。我拿湿巾为她擦了眼泪。“这事也不太光彩，我只想对你说。我妈嫌我爸一条腿残疾，不能多挣钱，就借故找事儿和我爸吵架，一气之走了一年也没回来。奶奶双目失明，爸爸现在的身体越来越差，弟弟还要上学。我只有退学回家帮助他们，妈妈看来是不要我们了。”说着又哭了起来。“苦命的孩子。”我在心里说。“秀红再有一年就要毕业了，一年后你有了工作有固定的收入.家里的状况就会有所改观。三年都过去了，只差一年很快就会过去的。有困难，咱们共同分担。”她说了声谢谢老师。就回班里了。
学生时代的拜宝玲
我能再去找校长吗？不能。我已退休，也不是班主任，我这是在管闲事吗?我也不能再让我的学生捐款。既然知道了，就不能不管。于是我做出了一个出乎别人意外的决定。这个决定是婆婆最不能接受的。这老太太管钱严更爱钱。如果我的工资晚交给她一天她就会冷冷地说:“这工资不给我，暖一天还能暖出个小的吗?”因为她是我亲姑，在家她是当家的，我和老伴工资都交给她，她操持家中一切。那时因为两块钱的回民补贴没交给她，她就耿耿于怀，说我和她不是一条心？现在我要帮这位和她毫无关系的学生，她会怎么想，她说:“你这是疯了吧?你这是外行仁义里行奸。”既已决定， 我也管不了那么多，我只有好言相劝。
我到学校找到了马秀红班的生活委员姜立辉，“立辉，马秀红的困难我准备帮。”立辉说:“拜老师，你准备怎么帮?”“我的工资300多元，每月拿出50元来补贴她的生活，一定让她坚持到毕业。”立辉说：“你们家咋办?”我斩钉截铁地说:“少这50元不会有么影响的。”“我怎么给秀红说？”“立辉不知如何向她说“你就说这是学校特批的助学金，不用告诉别人， 更不要说是我给的。”“好吧!”立辉握着我的手说“我替秀红谢谢你。”
就这样每月50元的“特批”，马秀红读完了她的中专学习。毕业后分到国营企业。毕业前姜立辉才把真相告诉马秀红。
2010年7月是96烟草毕业十周年，来自各省市的同学们在郑州政三街一家宾馆聚会，十年一别，师生亲切无比，把酒言欢。
席间 ，马秀红向同学们激动地说:“同学们，我能有今天是在我最因难时，拜老师对我的资助。”同学们热烈鼓掌，秀红紧紧地和我拥抱，我们都喜极而泣……
拜宝玲，女，开封师范学院（现河南大学1967届毕业生，河南省平顶山8212部队军垦农场劳动锻炼，中国烟草总公司职工进修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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