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二马小姐
我十分喜欢以色列第一任总理David Ben-Gurion（本.古里安）的一句话：在以色列，要成为一个现实主义者必须相信奇迹。不知道安检算不算这样一种体验。
反正，在经历了3次以色列风格安检后，我反而相信这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先来张以色列大兵的美照。
帅帅的大兵们。
以色列不论男女，所有人高中毕业后需入伍两年。所以一部分安检也是这些年轻的大兵。
第一次：从伊斯坦布尔机场开始
去以色列前的行程安排基本是我负责的。原计划四个女孩同行，临行前一人临阵逃脱，最后变成了三人。
我的宗旨是，冒险很精彩，但命也很重要。所以每一个安排都尽可能安全和周全。比如飞机航线和转机地的选择，在以色列境内一路上不坐公共汽车（公共汽车的安检程度非常低），在约旦河西岸有争议地区100%雇阿拉伯司机。
我去的那年，叙利亚毒气事件爆发，中东乱局刚开始。
考虑到周边国家和以色列的关系，决定搭乘土耳其航空，从伊斯坦布尔转机去特拉维夫。
土耳其长期以来都是中东世界的墙头草，同时和以色列、保守的阿拉伯国家关系暧昧。据说土耳其和以色列情报部门之间的合作也由来已久，摩萨德特工们常常通过土耳其进入伊朗、沙特。但土耳其又是伊斯兰国家，反正至少不是站在伊斯兰极端派或是巴勒斯坦复国主义者的对立面。
相比欧洲其他国家，土耳其显然作为转机地更妥当，尽管伊斯坦布尔在我7年前刚离开后不久也曾发生过炸弹袭击。
另一方面，从伊斯坦布尔到特拉维夫只是跨越部分土耳其领土和地中海公海到达地中海东岸，约2个多小时航程，路线也便捷。
没拍机场，所以欣赏一下特拉维夫火车站吧
1967年，一架从特拉维夫飞往巴黎的法航飞机遭武装分子劫持后，40多年过去了，中东和平仍然没有到来。反正我相信以后也很难到来。抓紧时间去以色列看看事不宜迟。
看看我心心念念的死海
从伊斯坦布尔机场即将登机开始，气氛便不同寻常。这是我第一次经历以色列风格安检。而且事实证明其实是最放松的一次。
登记口突然出现两组工作人员，每组2人对乘客例行谈话。队伍在这两组关卡前缓慢移动。
轮到我时，其中一中年男人开始机关枪式的盘问。你到以色列的目的？你们几人？互相之间什么关系？准备去哪些地方？没有参加旅行团？住在哪里？…..在这至少十多个问题的三分钟内，他只是沉着的望着我。不卑不亢，没有表情，眼神里读不出任何内容。
这是不是摩萨德？我暗自兴奋的揣测（其实不是的），以色列军事训练看上去很高级，好莱坞电影的桥段也不过如此，只可惜我就是一安分守己的游客，对不出好戏。
紧接着第二道防线才是登机口。机舱门外还有第三道防线。边上几个士兵持枪把手。
据说以色列的安检程序设计极为严谨，在内部测试中，已经到达100%无漏网之鱼的地步。谈话通常只是第一步，类似于初步筛选，看你的应对，挖掘可疑之处。
抵达特拉维夫国际机场后，出关时再次遇到详细盘问5分钟。护照上没有入关章，但夹了一张印着我照片的入境许可。
穿过机场大门的瞬间，瞥见醒目位置以色列第一任总理Ben Gurion的半身塑像。这座以他名字命名的机场，对以色列像是一个崭新开始的暗喻。对我也是。
特拉维夫Jaffa老城
跳上一辆出租车向特拉维夫市中心驶去。人们说的不错，特拉维夫真的“永不停歇”。半夜12点半，罗斯柴尔德大道满街的漂亮男女。只是男女都有股硬朗气。
想起哪里读过一句话，“以色列人在约会和生活中表现出一种男子汉气概，不管男女，这使他们确信一切良好。”
反正我信了。
特拉维夫人，不是特拉维 夫人。
第二次：约旦回以色列，被列为高度可疑人员
我遇到的第二次安检是大约十天后，从约旦回到埃拉特（Eilat），以色列最南部的红海港口城市。当地有一个通往约旦的关口，可以落地签。游客们常常从此地前往约旦的佩特拉古城和玫瑰沙漠。我们也是。
去时手续极为简便，约旦那头几乎放任自由。但回来时，在关卡便经历了近一个小时的安检。每件行李，从背包到旅行箱，在经过机器之后，都开箱人工检查。每件行李都打开，翻个底朝天。尽管夏天，也要脱鞋。所以排队占据了大部分时间。
入境窗口，一个很漂亮的以色列MM说，我特别喜欢来我们国家的游客，但我们还是要按规矩办事。接着她详细询问我们的行程，去约旦有没有参加旅行社。我们没有！那么请我们出示在约旦酒店的订单，回以色列后住哪里。周旋近15分钟才放行。
Eilat的关口
不过这只是小菜一碟。
回到埃拉特后直奔机场，打算飞回特拉维夫。
埃拉特机场非常小。check in之前，一个看上去近50岁的犹太大叔照例询问我们此前的行程。
“去了趟佩特拉古城。”
“是参加旅行社吗？”
“不，我们自己雇了司机。”
大叔立即露出警惕的神色。仔细端详我们的护照。突然问，为什么你们三人中，有一个人比另外两位大十岁呢？你们是什么关系？其中一个同伴的确比我们大一轮。我们是朋友啊，我回答。大叔再次露出警惕的神色。
佩特拉古城是这样的美貌
“中国人travel around好像并不是很普遍。”大叔口气充满试探，目光如剑。（我的心里是不屑的，这是老里八早的事了吧，你与时俱进了没？！）
“你们在约旦遇到有人送东西给你们么？有没有人让你们带东西回来？或者，有没有可能别人偷偷放了东西在你们行李箱里？”大概我的反应太随意，他正色道，看着我的眼睛回答。
我说，我们中国人并不是很喜欢盯着别人眼睛看啊。
然后不得不在“淫威”之下，互相看着对方眼睛长达10秒。犹太人的眼珠真的都是灰色的嘛，我当时唯一的思考。
大叔毫无幽默感的走开了，嘴上说稍等，灰常严肃的。他和几个同事交头接耳，显然，对我们三个可疑的“中国女间谍”的情况进行了详细交流之后，回来说，这样，接下来要对你们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我们也不是认为你们有问题，只是你们独自去了约旦，也许遇到了什么可疑分子呢。
OK，那请便。我们三人所有行李箱被打开，大叔用一个沾着棉花球的仪器擦拭若干物品，分别放在机器上检测（此处省略N字）。没有异样。大叔便示意我们跟他走，一路护送我们办登机牌。
万万没想到，此时大叔突然转身说，我曾经在澳大利亚生活了很多年呢，澳洲倒是有很多中国人。这是什么梗？我们小声说，他肯定对中国人印象很差（众所周知，早前国人在澳洲风评是比较差的）。他继续说，我还想过到以色列开一家中式的广东点心店的。这又是什么梗？后来想起来，他应该还是在测试我们的反应。
随便怎么问，反正我们是经得起考验的女游客！
办完登机牌还有一道安检。我习惯性的说，包里有瓶水让我拿出来。安检人员摆摆手，没关系，水可以过的。（人生头一遭矿泉水可以过安检！）
约旦的玫瑰沙漠，当年拍《英国病人》的地方。
现实不是请客吃饭。
幸灾乐祸的和大叔拜拜，愉悦的坐下来吃零食。窗外就是红海，心旷神怡。拿起一块肉干抬头，阴魂不散的大叔竟然从天而降，“抱歉，我们打算再检查一下你们的托运行李箱，可以把开锁的钥匙给我么？”
已然目瞪口呆的我们，结巴的表示，拿。。。去。。。
大叔回来时，语气很温柔，嘱咐说，“注意哦，你们的箱子上挂着蓝色的袋子”。回到特拉维夫取行李才明白什么意思。我的箱子里有几本书和一双鞋子被拿出来，放在一个蓝色的布袋里，用塑料绳系在行李箱上。箱子上贴了一张怎么都撕不掉的贴纸。
看看，感受一下千疮百孔的行李箱。
这又是为！什！么！
后来听说，是机场安检的一种流程。在行李箱中抽样检测之后，这些东西是不能被放回去的，而要被放在另外的地方。究竟是为什么，我也不知道。
在机场也不要问为什么，因为按照规定，你问了也没人会回答你。所有的流程，都是不会对公众解释的，属于机密。
第三次：特拉维夫机场，安检不过关，遭遇搜身
当然这些其实也不算什么。
真正的高潮还是在离开特拉维夫那天。
当地人提醒，去机场至少提前三小时。事实证明，即使提前三小时，也是不够的，反正我是一路奔跑着最后一分钟上了飞机。
为了舒适，当天我特地穿了条像阿拉伯长袍似的及脚踝长裙，带着墨镜。恰巧又是两手空空，行李都在推车上，同伴们推着。行迹的确很可疑。机场门口，便直接被大兵拦下检查护照。同行的Sheila小姐有点紧张，“赶紧把墨镜摘了，不要这么高调好吗，我们平平安安回家。”
沙漠里的以色列定居点
排队从机场大厅开始。等待约15分钟迎来了第一轮谈话。然后排队20分钟第一次安检，接着被要求去做开箱检查。这些套路完全不稀奇了。
这是我见过最高科技的机场。大厅里各种分析仪，宛如实验室。我的箱子里有几瓶葡萄酒，开箱时，大兵麻利的找出可疑的那瓶（我看他望了下面前的显示屏，对照着找到其中一瓶酒，所以每个步骤应该都是可以看到之前记录的），放进一台机器里，放大屏幕端详。
放大图像后还是有疑问，随即与边上另一个大兵继续讨论。我猜测瓶盖处有无法分辨的金属物质。
几分钟后大兵特地走过来说，稍等，我要拿到另一台机器上看一下。
不远处我的同伴一只鱼小姐，化妆包里一瓶面霜，被挖了一大块出来进行检验。（所以这些机器是有多么高级！）
我们相视一笑。经历了两次安检，这又算什么，不稀奇。
此后大兵又从我的行李箱里拿出一本书，一包食物（不知道是随机选择，还是根据第一次过安检时所显示的可疑位置选择），经过仪器检测后放入小纸箱。大兵说，“这个箱子你拿过去托运，注意，是不能带上飞机的”。他领我到check in窗口，直到我那好登机牌、办完托运才走开。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地区的隔离墙，感受下军事状态。
检查托运行李过程结束，距离登机时间居然只剩半小时了。我们只能在工作人员帮忙下，插队进入下一轮——手提行李的安检。
这时我剩下一个双肩背包，和一只可以单肩背的手提小包。
不曾想，高潮来了。
这轮安检堪称一只蚂蚁也不放过。大兵手里的家伙并不陌生——装着棉花球的手柄（埃拉特也出现过），在我随身行李中的每一件物品上擦拭，包括一个小化妆包里的眼药水。取样速度非常慢，最后放进仪器等待检测结果。
突然，仪器BB大叫，尖厉刺耳。（一开始，我以为机器出了故障）
作为心里坦荡荡的女游客，我完全没想到那竟然和我有关，直到一个扛着长枪的女大兵往我右后方一站，警惕的望着我。
这时候我意识到他们的战术安排有多么合理。除了侧面包抄，正前方则冒出另一位大兵，客气的说，Madam，我们需要对你做进一步的检查，请稍等。
我的左边是安检入口，右边有持枪大兵，面前也有一位。如果我是恐怖分子，在这样的夹击下，其实是不可能有机会逃走的。
但姐姐也是见过世面的人。我很镇定，语气平静的问，出了什么问题？当然我也知道他们根本不会告诉我。总之，此时此刻，不要轻举妄动，连一个多余的动作也最好不要有。
过来一女兵领我走进边上独立的小房间。手里拿个很像罗盘的仪器。请我配合转身，抬手，全身上下摸了一遍（但是很有礼貌的），又用罗盘照了一遍又一遍。我的夹脚拖鞋也不能幸免，脱下，被拿去另一个地方检测。
我显然是经得起考验的女游客，没带任何武器，鞋底应该也没有可疑痕迹，自然是查不出什么的。
回到原处，两个安检的大兵已经把我两个包里所有的东西倒了出来，堆了满满一桌。一件件翻查。
此情此景我多少有点恼火，便冷冷说道，这一路你们都查了我那么多次，可以快点嘛，已经到登机时间了，我赶不上飞机怎么办。大兵也冷冷的说，Madam，你是在以色列好吗，我们是一个正在战争状态的国家！算你们狠。心里其实默默骂了无数句，但还是挤出一个微笑，不爽的扭过脸去。
ok,做你们想做的，只是麻烦快一点！我说。
我的两位同伴在远处大概是快疯了。但我无法走过去说话。
所有检测完毕后，大兵说，你的单肩小背包，不能带上飞机，我们会送去帮你托运。
“为什么，这个小包有什么问题?”
“总之，你不能带上飞机，只能带双肩背包。”
我当然明白，这只小包，就是让检测仪BB作响的那只，但仍不甘示弱和大兵搅搅脑筋。我坚持，这只小包托运会被弄脏，你们要负责帮我包装好。最后由一个女兵，妥帖包装好，拎着装有我包包的箱子，一路狂奔送我到登机口。亲手把箱子交给机组人员才离开。
这是个非常可爱的女兵，很瘦小。一路上我逗她说，我来帮你拎这个箱子好不好，她总是警惕的摆摆手，不行。
回到浦东机场提行李时，看到大家的N个纸箱，也真是感慨万千（这两个是我的）。
就是这样的纸箱
悬念
后来在英国遇到一位亲戚在以色列的中国人，来往以色列极为频繁。他说，用棉花球检测的其实是一种和武器有关的辐射物质。如果我的包和武器接触过，或者在接近武器的地方，包会沾染这种物质。有时候也可能是因为风的原因而偶然吸收了这种物质。有很多可能性。（望各位大神科普）
这个问题于是困扰了我很久——为什么独独这只包有问题？
我想到几个可能的场景。一是在约旦，玫瑰沙漠里，贝都因人开吉普车带我们游沙漠时，我是坐在副驾驶的，然后把这只包随手放在副驾驶位的地上（假设那辆车装过武器）。二是在佩特拉古城，最后一段回城路，骑了驴子，把包塞在了驴子背着的袋子里，而驴子的主人，挺帅的贝都因阿哥，还曾请我们去他家里做客，当然我们是不敢去的…..
除此以外我想不到这只包区别于其他包的独有的经历。但是谁知道呢，这将永远是个迷了。
顺便展示一下那辆吉普车
毛驴taxi，主人很像Jonny Depp吧
另一个谜团是，据说在安检中出现过问题的人会上“黑名单”，往后每次去以色列，将遇到特别严格的安检。所以我上黑名单了么？太好奇了。当然下次去就知道答案了。是的，我一定会再去，我喜欢这个国家。
所以这就是传说中以色列逻辑性极强的，漏网可能性为零的机场安检程序，的确令人叹为观止。这是科技水平，流程设计和执行能力的多重考验。
当年中东6日战争，周围三个国家（叙利亚，约旦和埃及）围殴以色列，都还是被妥妥的烫平，真是必然的。巴勒斯坦的火箭弹，和以色列的军事实力相比，也是小儿科。到了以色列才明白，所谓巴以冲突，是这么一种强弱无法比拟的冲突。（以后有空我再来写写去巴勒斯坦的见闻吧）
顺便说一句，即便如此细致的流程，我最后还是顺利带了一瓶水过了安检，上了飞机。
anyway,特拉维夫还是很美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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