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站，是一座城市拥抱世界的窗口，是远道而来的旅行者和疲惫不堪的归途游子歇脚的第一驿站，如同温暖的港湾。
它灵动，又不失厚重；神秘，又不失魅力，甚至曾有人说，火车站是现代文明下产生的最佳艺术品。
每个火车站都有着自己的站名，或清秀隽美或稳健厚重，高高耸立在火车站的上方，远远望去也觉得心安。
在祖国大陆上，有这么一座火车站，风尘仆仆到达的行人不管多累都要停下来与它合影留念，甚至有人专门来一趟，就是为了一睹它的风采，用现在的话来说，可谓是“网红打卡圣地”了。
这座饱受关注的火车站就是兰州火车站，1952年，新中国建成的第三年，兰州火车站于凛冽的风沙中，于荒凉的土地中拔地而起，成为中国大陆东西相连的重要驿站。
到现在，已经70年过去了，兰州站已发展成为连接陇海、兰青、兰新、包兰4条铁路干线的重要交通枢纽和现代化客运一等站，并成为甘肃省、兰州市精神文明建设的靓丽窗口和兰州铁路局客运工作的示范车站。
那么，它为什么能够如此吸引人们的目光呢？
原来，兰州的“兰”最下面的一横是最长的，而兰州火车站却把最上面一行写为最长的，在人们看来这是个明显的错别字。
然而，即使兰州火车站因为这一个“错别字”每年都会受到不同旅客的投诉，但是，头铁的兰州火车站就是不改，人们对于这个字到底有没有错也是议论纷纷，没有定论。
狭隘的眼光注定带来带有偏见的观点，若想搞清楚这一问题的来龙去脉，就必须进入到它的历史中去深入地体察与理解了。
当你轻抚那些被人们所忽略的蒙尘的桌案，也许历史的光彩会重新坠入你的眼眸。
01火车站与书法家每一座火车站都承载着历史的脉络，火车站站名的题字当然也是十分重要的，在简简单单的几个字的背后却各有着独属于它的独特的故事。
比较著名的有毛泽东题字的北京站、邓小平题字的深圳站、郭沫若题字的西安站，这些站名在文人大家的笔下熠熠生辉，直至今日依然璀璨夺目。
位于大西北重地的兰州同样不甘示弱，它的火车站题字人就是我国著名的书法大家、简牍之父张邦彦。
1952年，兰州火车站建成后，谁来题字成了一个人们头疼的问题，因为铁路运输是当时十分具有战略意义的东西，任何一个细节都需要反复推敲，一步都不能出错。
思来想去之后，兰州火车站的负责人找上了当时已崭露头角的张邦彦，将这一重任郑重其事地交予了他。
在此之后，“兰州”这两字竟如同一道隐喻将两者紧紧牵引在一起，张邦彦与兰州火车站这对神奇的组合常常成双成对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
张邦彦出生于即将寿终正寝的晚清时代，他的家族是一个世代生活在甘肃天水的书香世家，以琴书传家，家族内的人功名层出，在当地名气和地位都很大。
虽然生逢乱世，但张家对于后代的启蒙与培养却一点儿也没落下，从《三字经》到《百家姓》，小小的张邦彦跟着祖父一步一个脚印地学习，为他日后的人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家族的耳濡目染之下，张邦彦很早就对书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天赋也时常显现。
年仅十岁的他，就能将颜真卿的书法临摹得有模有样，颇具神韵，一本《多宝塔》被他翻得破旧不堪。
十五岁那年，张邦彦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彼时甘肃的重点学校省立三中，一时间意气风发，眉宇间尽是少年盛气。
然而，时运不济，命途多舛。连年的旱灾加上河湟乱起，还有土匪军阀马廷贤趁乱攻陷天水，天灾人祸不断，饶是家底殷实的张家也不能幸免，一下子一个家垮了下来，甚至无法再继续供养张邦彦读书。
并且学校也在各种压力下不得不停办，就这样，张邦彦不得已停下了高歌猛进的学业，少年的心事被现实的残酷狠狠地打散，成为一团出不去也咽不下的气。
为了谋生，张邦彦找上当地的一些报社、县政府想要求得一份生计。少年时刻苦的学习发挥了作用，他开始写一些信函、标题，在维持生存的同时还能继续精进自己的书法技艺。
出色的书法能力和谦逊有礼的性格让张邦彦很快在职场中如鱼得水，他的努力和才华也被其他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抗日战争结束后，张邦彦被调到了政府机关工作，为政府官员起草文书，也正是这份工作让张邦彦这匹千里马结识了自己的那个“伯乐”——于右任。
于右任是我国近代书法界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他凭借了非凡的天赋和对艺术的追求，创造了大量的书法艺术品，被称为“碑学大师”、“当代草圣”，可见人们对于他的书法成就的认可。
有一次，于右任去甘肃出差，他在办理手续的时候无意间发现了张邦彦起草的文书，一下子就被其雄浑卓绝又清逸质朴的书法功底吸引住了。
不敢想象这样的一个天纵奇才竟然埋没在此，于右任连忙向周围的人打听起了张邦彦，并提出要跟张邦彦见一面。
这一见，于右任多了个徒弟，张邦彦多了个老师，两人一拍即合、倾盖如故，对于书法的看法与见解、对艺术的理解都出奇地一致。
对于这个他喜爱和珍惜的徒弟，于右任没有任何的保留，全心全意地栽培着张邦彦，不论是在书法技巧上还是在艺术观念上都尽最大的努力引导和帮助着他。
张邦彦也不负老师的期待，在于右任的悉心指导下，认真地苦练技艺，日复一日地努力着，他的书法水平也迅速地提高。
在当时，张邦彦临摹的汉代简书几乎是国内书法界的天花板一样的存在，对于众多书法爱好者来说，张邦彦的作品无疑是国宝级的收藏品。
对于张邦彦来说，于右任不仅仅是老师，更是朋友，是知己，是人生中称为奇迹的际遇。
1952年，因着不断提升的书法造诣和名气，张邦彦得以为自己的家乡，为家乡的火车站题字。
02“兰”的前世今生虽然只有短短的两个字，但张邦彦没有丝毫的懈怠和敷衍，因为这两个字意味着兰州的门面，无数路过兰州的人都会看到。
他找遍了“兰”字的各种写法，希望能够从浩如烟海的古书典籍中觅得一些灵感和启发。
一开始，张邦彦想到了用繁体字来写“蘭”字，体现兰州厚重的文化底蕴，同时在字体的设计上也有更多的发挥空间。
但，这不符合当时国家倡导推行简体字的政策。况且，火车站是为人民服务的地方，当时的很多百姓识字不多，繁体字也不利于人们的识别。
写繁体字虽然足够彰显内涵，但是最初的目的和实用性却丧失了。因此，这一想法很快便夭折了。
那么，要写简体字，要简明生动，又不能毫无特色，怎么办呢？张邦彦无可避免地犯了难。
既然在笔画数量上受到了限制，那创新笔画本身可不可以？张邦彦马上想到了把“兰”字最上面的一横拉长，这样一来，既能与宽大的“州”字遥相呼应，不显得头轻脚重；又能体现出兰州独特的古朴意蕴，让人眼前一亮。
曾经还有学者分析，“兰”字中最长的一横像是一个人展开的双臂，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迎接漫漫旅途归途的游子。
而张邦彦的这一改动也并不是凭空捏造毫无根据的，他所临摹的颜真卿也常常会把最上面的一横写得最长，以颜体作为书法启蒙的张邦彦这样的改动就不足为奇了。
事实上，除了“兰”字之外，“州”字也同样大有讲究。不同于以往州字最后一长竖的轻柔飘逸，张邦彦创造性地将最后的一竖收笔提起，改成了竖钩。
这一点小小的改动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它象征着兰州历经战火纷扰依然重振旗鼓的精神，象征着兰州人坚韧不屈、刚强不羁的本质。
而张邦彦本人的命运以及他对命运的反抗正恰如其分地证明着这两个字，在设计兰州火车站站牌后的近二十年里，由于历史的特殊性，他冉冉向上的人生道路又一次坠入谷底。
但正如海明威的那句话：“打不倒我的，终将使我更强大。”张邦彦眼中炽热的对于书法的热情并未熄灭，一如往日地燃烧着，一如往日地充满着好奇和探索。
无人理睬，他就潜心研究简牍，另辟蹊径；无人关注，他就趁此机会不断学习，提升自己。
他对于简牍的了解和研究越来越深入，书法作品的风格也受到简书的影响发生了变化；1964年临摹的《武威汉简》更是惊动世人，被誉为古简中的最佳作品。
从青年到壮年，张邦彦踏踏实实地走自己的路，一手烂牌，被他打成了了不起的人生。
他的简牍书法作品成为甘肃与友好邻国交往中的高贵礼品，甘肃省省政协出访国外时将其书作赠给罗马尼亚；
1984年，应文化部和甘肃省人民政府之邀，为全国四大石窟之一的天水麦积山石窟书写了《麦积山石窟维修记》；
1985年，应邀为故宫博物院成立60周年所书大字“国宝荟萃，文物大观”。
一桩桩，一件件，都是这个一生勤恳真挚，为书法奉献一生的书法大家依靠着自己的坚韧和努力得来的。
可以说，张邦彦自身便是他所题写的“兰州”两字的精神内核最好的证明。
现在，张邦彦老先生已然仙逝，但是兰州火车站依旧在他的家乡静静矗立，拥抱和接纳着来来往往的人们，在时间的长河里兀自站成永恒。
尽管时至今日，这两个所谓的“错别字”依然饱受争议，并且时不时被游客投诉，但是这个美丽的错误背后所蕴含的价值和内涵远远比“改正”本身更加重要和可贵。
这个奇思妙想的“兰”事实上并未真正地造成什么困扰，反而间接地带动了兰州的旅游业的发展，许许多多的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就为了看它一眼，这难道不是好的一面吗？
况且著名书法家的题字本身就足以具有价值，改正它可能反而会失去原有的意蕴。
事情并非只有一个平面，当我们用狭隘的眼光去看待周遭的一切，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就只能是某一个横切面，扁平而匮乏；
而当我们以包容的心态去接纳去理解，世界也一定会敞开怀抱，给予我们更多惊喜。
张邦彦先生留下的不单单是一件经久不衰的艺术品，还提醒我们在逆境中仍要保持从容与理智，用包容、开放、创新的心态去生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