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舞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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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一句俗语，叫“名不正，言不顺”。
从古至今，人们都很在意“名”，因而，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中，就有一个学派专门研究“名”，被称为“名家”。
所谓三教九流十家，名家便是其一。
/玩逻辑的学派名家的产生，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古的礼官。
而到了公元前536年，中国第一部成文法，郑国的《铸刑书》颁布之后，社会上就出现了类似律师的一类学者。
他们在“思以其道易天下”的过程中，为了播其声，扬其道，释其理，最先围绕“刑名”问题，根据法律条文进行辩护，专门从事名词概念的探讨，于是被称为“辩者”。
汉代学者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第一次将“辩者”归类为“名家”。
时间来到春秋末期，适逢激烈的社会变革，旧有的许多传统概念已经不能反映新事物的内容，而新出现的概念还需要社会的公认。
“名不副实”，反应的就是当时社会的普遍问题。
于是，为了讨论出“名”与“实”内里的正确逻辑，名辩思潮兴起，以惠子和公孙龙为代表的名家诸子开始绽放光彩。
不过，按汉代司马谈所言，名家从“刑名”到“形名”，最后到“名实”的辩证逻辑推演，实际是“控名指实”，“参伍不失”。
因此，虽然名家擅长论辩，但其论辩又流于“苛察缴绕”，疙疙瘩瘩，诡谲奇异，所以历史上一直名声不好。
这其中，那个让儒家无语，道家摇头，法家嗤鼻的男人可出了不少力。
/公孙龙的诡辩术公孙龙行走的时代，正是最恣肆飞扬最激昂澎湃的战国中期，百家争鸣，诸子并出。
豪逸如孟子，逍遥如庄子，浪漫如屈子，渊弘如荀子，群星灿烂，光照天地。
不过若论“语不惊人死不休”，只怕非公孙龙莫属。
他留给历史的剪影，是一副滔滔雄辩的傲然姿态。再匪夷所思的命题，似乎也能推演得顺理成章。
庄子说他：“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庄子·天下》）
可见其难缠之甚。
他是赵国人，印象里燕赵尽皆慷慨悲歌之士，想不到也会有像他这般诬妄怪诞之徒。
不过由他复姓公孙来看，此人当是出身华族贵胄，或许是家世没落之故，令他早年四处游荡求学，习得一身的嘴皮子功夫。
据传当时赵国一带的马匹因为感染瘟疫而大批死亡，秦国为了隔绝瘟疫流入国内，严禁赵国的马匹进入，在函谷关口张贴告示：凡赵国之马不得入关。
恰好，公孙龙从赵国骑着白马赶往秦国，当来到函谷关前时，关吏说：“人可入，马不能入。”
“我座下的是白马，不是马，为什么不能入关？”公孙龙反驳道。
关吏：“白马怎么就不是马了。”
“我的名字叫公孙龙，所以我是龙吗？”公孙龙说。
关吏愣住了，心想这怕不是个傻子，指着墙上的告示说：“按规定，凡是赵国的马，不管白马、黑马都不能入关。”
于是，公孙龙开启了“苦口婆心”的“教导”，说：“马是以形来命名的，白是以色来命名的，白马是以色而不是形来命名的，所以白马不是马！”
“白马还是马，多了个白字就不是马了？”关吏反驳。
公孙龙回道：“不是这样的，比如你想要一匹马，黄马、黑马都可以，但想要白马，黄马、黑马就不可以。”
“假使白马就是马，就是要求白马与马完全一致，那白马与马就没有差别，若没有差别，为什么黄、黑马一会儿可以，一会儿不可以呢？”
“所以想要马，黄、黑马是一样的，但白马就不可以，所以白马非马！”
“那按你这么说马有了颜色就不是马，全天下的马都是有颜色的，难道全天下没有马？”关吏讥讽。
公孙龙回答：“马当然是有颜色的，故有白马，倘若马无色，则马只能说是“马”，哪能取名白马？故白者非马也。白马者，马与白也；马与白马也，故曰：白马非马也。”
关吏：“……………………”
无话可说的官吏最终还是被公孙龙说昏了头，晕乎乎地放任公孙龙骑马而去，后者由此声名大噪。
/白马非马的深层逻辑必须指出，“白马非马”的论证思维与日常思维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日常思维中，人们一看到一个名，立即联想到这个名所对应的实，这就是“循名责实”。
当人们一听到“马”这个词，人们脑海中首先呈现的是一个“四足，无角，项有鬛，尾有鬃”的动物(谭戒甫《公孙龙子形名发微》前言)。
一听到“白马”这个词，脑海中首先呈现的是一匹白色的马，熟悉《西游记》的人甚至会联想到唐僧的坐骑白龙马。
在日常思维中，马是现实生活中的一种动物，白马即现实生活中白色的马。
在这种逻辑中，白是对马的修饰，白色的马与马是种与属的关系，所以白马当然是马，相反“白马非马”就不能成立了。
如果一个名与实相应，就是名副其实，如果不相应，就是名不副实。
这种思维追求的最佳状态是墨家所说的“名实耦合”(《墨子经说上》)，即名与实完全对应。
但是“白马非马”的论证思维与此完全不同。
“白马非马”的论证思维是有意识地将名与实暂时脱离关系，从而斩断了日常思维中名与实的直接联系，并且只关注于名，暂时不思考实，更不关心名与实的关系，不关心名与实是否相符。
在这种思维下，白马与马只是两个不同的名，自然“白马非马”就显示出一种另类的逻辑正确。
/诸子鄙视链的底端不过这样的逻辑正确在当时并不受各国君主重视，也被其余诸子抨击猛烈。
“名家”之所以为“名家”，是因为他们只从名本身来思考问题。
名就是概念，是一种观念性的东西。
郭沫若《十批判书》：“白马非马”的论证思维可以说完全是一种概念游戏，是一种“观念游戏”。
这种概念游戏无关于实物，如果把这种概念硬套在实物上，很容易出现荀子所说的“以名乱实”的现象。
同时，这种观念游戏也无关于国治民安，从这个意义上说，“白马非马”当然是“不以功用为的”、“无益于治”的。
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诸子之学皆起于救时之弊。”
而先秦诸子的兴起都为了要救治时弊，“白马非马”这种概念游戏、观念游戏既不关注实物，也不关心时事，当然会受到注重实用的各家诸子的鄙视。
所以公孙龙虽然辩尽天下无敌手，但诸子对公孙龙并不买账。
公元前256年，阴阳家邹衍替齐国出使赵国，平原君向其请教“白马非马”之论。
邹衍毫不客气地指出公孙龙是“烦文以相假，饰辞以相惇，巧譬以相移”，有害于大道。举座称善。
从此平原君便绌远了公孙龙，这位当世最强的辩手就此失去了庙堂之上施展口舌的机会。
/离坚白与合同异所幸公孙龙并不在乎，继“白马非马”之后，他又抛出了“坚白石二”的命题，再度刷新了学术江湖的动荡指数，并由此而开创了“离坚白”派，当真是“一石激起千重浪”。
所谓“坚白石二”，是说对于一块质坚而色白的石头，以触觉可知其坚，不可知其白；以视觉可知其白，不可知其坚。
两种情形下，坚或白都是自身隐匿，非被外物所遮蔽，故曰“自藏”。
之所以会自藏，正是因为坚与白二者互相排斥，无法由同一感官同时感知，顾此则失彼，顾彼则失此。
不存在白中之坚，也不存在坚中之白，坚和白都从属于石这个载体。
要么，坚白石＝坚＋石（白自藏）；要么，坚白石＝白＋石（坚自藏）；总之，坚白石≠坚＋白＋石。
从逻辑角度而言，这样的推理近乎无懈可击，因为人们无法否认触觉与视觉的差异。
不过，令人意料不到的是，“离坚白”之说最强烈的反击者并非来自外部，而是同为“名家”的惠子。
比起公孙龙，惠子作为“名家”的掌门人，可以说在江湖地位上还是要高过一筹的。
惠施是庄子的老朋友，两人莫逆于心，就连学术论调也有些相近。
庄子讲“万物一马”，惠施也讲“万物毕同”，且惠施走得更远，认为“天与地卑，山与泽平”，完全弥合了事物之间的差异，走向了与公孙龙相反的另一个极端。
惠子曰：“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
大到无穷大，没有边界，这是宇宙的概念；小到无穷小，不可分割，这是粒子的概念。
佛教有云：“须弥纳芥子，芥子纳须弥。”，“一沙一世界，一叶一婆娑。”
惠子当时的逻辑辩证大概某种程度上类似于此。
一个抠字眼非得说万物不同，一个直接忽视主观差距直接说万物等同，很好奇当时两派子弟是不是和华山剑气之争一般，见面即仇家，唇枪舌剑非得辨出个胜负来。
/一些有趣的逻辑也正因为有了“离坚白”和“合同异”的相互印证，名家才在战国时期大放异彩。
但名家并非只有这两种理论。
譬如“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意谓一尺长的捶杖，今天取其一半，明天取其一半的一半，后天再取其一半的一半的一半，如是日取其半，总有一半留下，万世都取之不尽。
私以为此句的经典程度，犹在“白马非马”与“坚白石二”之上。彼二者只是逻辑真实，而此句则内蕴某种绝对真实，所谓真理在其中矣。
“一尺之捶”是有限物体，“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是无限分割，这根本就是现代数学上的微积分概念，想不到其哲学源头竟在此处。
又如“飞鸟之影，未尝动也”，意谓飞鸟所经过的每一个时空点都是独立的，飞鸟在时间的某一瞬息，必然停留在空间的某一位置，其所投下的影子也必然是静止的。
对于连续的时空而言，飞鸟在移动，但若从每一个具体的时空点来看，飞鸟未曾移动。
再如“矩不方，规不可以为圆”，意谓用矩画出来的并不方，用规画出来的并不圆，因为矩规所画出来的方圆，只是个别的方圆，并非绝对的方圆。这讲的其实是哲学上的“共相”与“殊相”问题。
共相是抽象的、普遍的，殊相是具象的、独特的。
共相的方圆只存在于概念之中，惟可意会，不可目见；而殊相的方圆则诞生于矩规之下，明明白白，就在眼前。
名家这些颇有内理的深层逻辑，让古中国的名实学大放异彩，与古希腊的逻辑学、古印度的因明学鼎足而三，且毫不逊色。
这是先秦名家对中国思想史的一大贡献。但由于诸多原因，名家在先秦只是昙花一现，不能不说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大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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