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科举考试中用以作弊的小抄书。
封面新闻记者 黄勇
所有的制度能否见成效，关键在落实和执行。为让宣讲圣谕制度在全国开花结果，清廷还是颇费了一番心思，采取了诸多措施。
遴选宣讲员，提高地位、保障待遇
人才，在任何时代都很金贵、很紧缺，而不仅仅在21世纪。
对宣讲人员，不仅要选拔好，还要从制度上保障待遇，避免流失。雍正帝要求，宣讲员首先要品行端正、思想过硬、德高望重，其次口才要好、吐词清晰、中气充足、气场要大，这样才镇得住场子。
这样的标准比下来，符合标准的就不算多了，但这些人，正是朝廷所期待的人才。
于是乎，读书人和有文化的乡绅、乡民等纷纷成为宣讲员。
为体现人才的地位，又从地位上、物质上、制度上等方面给予了保障。
雍正帝规定，凡是宣讲3年并且成效显著的，“量行旌异，以示鼓励”，干得差的则“即加黜罚”。宣讲得特别好的，可望得到包吃、包住、包交通，免费到京城去觐见皇帝的待遇。
平时连县太爷都难得一见，居然能有机会去见万岁爷，这样的机会和荣耀，你说心动不心动？见了万岁爷回来，社会地位还不噌噌噌地往上冒？那就不是红得发紫了，是红得发金光。
如果说这是朝廷给大家画的一顶较为虚幻的荣耀帽子的话，朝廷给出的实在好处也让人眼馋——这份工作是有工资福利的。
朝廷规定：“每年各约正（主宣讲人）从地丁钱粮各给银六两，以为化导衣食之资……直月（宣讲人）每年亦从地丁钱粮各给银三两六钱。”
这个工资标准，是大大超出当时的人均年收入的。
朝廷是这么规定的，具体到地方，还是得根据地方实际情况酌情处理。
甘肃皋兰县，在光绪年间的规定是：讲生两人，每月各给薪水银四两；随带服役小工一人，每月给工食银二两。
同治年间的江苏巡抚丁日昌规定：宣讲者每月发放5000文（正常情况下一两银子约等于1000文），其他志愿者（主动跟随宣讲的）则“年终由县酌奖花红，贫者量给膏火，尤为出力者，专案禀请奖励”。
有的地方比较缺钱（好像从来就没有不缺钱的官府），仍然以荣誉鼓励为主。到乾隆年间，全国各地的宣讲员基本都可以免去徭役杂差。
可别小看了这个待遇，加起来相当于半个干部的待遇了。对普通乡民来说，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科举考试要求考生默写《圣谕广训》
有了宣讲员，就要固定宣讲的地点、时间、参与者等。
每月初一、十五各举办一次、官府倡导并参与的基层社会乡约集会，成为宣讲圣谕的最佳阵地。乡约活动的参与者，基本上是当地的老百姓，这能极大地达到朝廷“宣讲到个人”的要求。
到乾隆时期，在乡约集会上宣讲《圣谕广训》已成为普遍现象，全国有乡约20000多处。
宣讲圣谕的另一个主阵地是学校。
《中国教育通史》中说，《圣谕广训》是“清朝的圣经，为郡县学训练士子的标准，教化全国人民的法典”。
每月初一、十五两日，“令儒学教官传集该学生员宣读，令遵守，违者责令教官并地方官详革治罪。”
从乾隆23年（1758）起，童生考秀才时，岁试要默写《圣谕广训》。科试时要默写《圣谕广训》一两百字。
光绪29年（1903）考中举人的杭州人钟毓龙，1951年写了《科场回忆录》一书，里面有他考秀才时默写《圣谕广训》的记载。
钟毓龙说，默写《圣谕广训》题，给出开头两个字，末尾也给出两个字，说明要求默写的文字出自16篇文章中的某一篇，要求默写的字数为二三十个字。
时值清末，很多地方宣讲圣谕活动名存实亡，钟毓龙不仅没有熟读，甚至连《圣谕广训》这本书都没听说过。
咋整？只有作弊呗，“购取印成之黄纸面小册，携以入场……”
宣讲圣谕方式五花八门、风格各异
宣讲圣谕，对读书人和有一点文化根底的人来说，接收起来不难。但对普遍为文盲的广大乡民来说，如何让他们听懂“万岁爷的意思”，还是一个比较讲究技术的活儿。
最初宣讲圣谕的是各地的长官们，由他们亲自上阵。但他们发现，老百姓们听不懂，只晓得干瞪眼把你看着，过耳不留脑。
康熙帝颁布“圣谕十六条”后，广东连山县知县李来章开动了脑洞，把每一条配上图画，叫做《圣谕图像衍义》，还特别撰写了“三字歌俗解”和专门为境内的瑶族人民写了“瑶训”。
安徽繁昌县知县梁延年，大胆地、创造性地用白话进行讲解，受到康熙帝的高度赞赏。
受此鼓励，梁延年又收集了经史上的一些古人事迹，配上插图，编写了一本《圣谕像解》。
雍正帝接班后，对这种方式大力鼓励。
《圣谕广训》是用简洁浅近的文言文写的，但不识字的老百姓还是听不大懂。
陕西盐运分司王又朴把《圣谕广训》翻译成了白话文，例如开头几句：
“万岁爷意思说，我圣祖仁皇帝，坐了六十一年的天下，最敬重的是祖宗，亲自做成《孝经衍义》这一部书，无非是要普天下人都尽孝道的意思。所以圣谕十六条约，头一件就说个孝悌。”
雍正帝非常欣赏这种口语化的材料，下令在全国推广。各省官员反复刻印，叫做《圣谕广训衍》。
各地语言不同，那时“普通话”的推广很不到位，各地就用方言宣讲。在广东宣讲《圣谕广训》的讲稿，就是用粤语写的。
再后来，宣讲圣谕又演绎出了以老百姓最喜欢的故事、小说的形式。晚清岭南著名宣讲圣谕的邵彬儒，编写了很多小说，如《谏果回味》《吉祥花》《俗话倾谈》等。
宣讲圣谕也由以前刻板、严肃、注重仪式感转变为风格轻松的方式，如说书、戏剧、弹唱、歌谣，甚至祭祖时的祭文、丧事中的科诗等。
【下期看点】
在宣讲圣谕的演变过程中，宣讲形式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与宣讲相配套的文本，这些文本主要有哪些形式呢？请看“四川发现·尘封的乡档(5)”。
特别鸣谢：
刘德忠先生，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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