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页码”是现代书籍中最不起眼、但又最不可少的要素之一。不过，这种要素并不是随书籍出现而出现的。中国书籍中最早具有部分页码功能的可能是简册时代的“简号”，但简号与页码又有很大差别，使用也不广泛。纸质时代后的最初数百年中，中国书籍的主要形态是卷轴，这种形态的书籍没有使用过任何页码符号。较多使用页码的是梵夹装，不過，数量也不是很大。雕版印刷时代，中国书籍第一次大规模使用页码。这应该是中国书籍独立产生的页码，与同一时期西方书籍上的页码没有关联。普及后，页码对书籍的阅读和利用产生了深层次影响。但和西方页码系统相比，中国自主产生的书籍页码系统有一定缺陷。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文明的引入，中国书籍上的页码系统逐渐被取代。
页码，可以说是现代书籍中最不起眼、但又最不可少的要素之一。现代书籍中，“页码”最基本的功能有两个：一是标序，也就是标示纸张顺序；一是索引，也就是指示使用者翻查具体信息。那么，在中国书籍的历史上，这种页码是怎么出现的呢？简牍研究中，学者们发现一些简末或简首的正面或背面标有数字序号，便认为这是最早的页码。[1]但简牍时代这种“页码”的使用并不固定，适用范围也不广泛，并且在纸张出现之后曾消失了数百年，直至雕版印刷术成熟，才再次出现。所以如何理解简牍时代“页码”的出现和功能，以及纸质时代“页码”的消失和再现，实在还是一个值得辨析的问题。并且，页码的隐现和书籍的书写、阅读方式的演变有莫大的关联，故考察页码的历史，对了解古代书籍的制造与阅读也很有意义。
简牍时代的“简号”和“简册背划线”中国现存最早的“书籍”是简牍，这些“书”，尤其是“简册”形制的“书”，是用多根竹简编联而成，在制作以至使用过程中会面临确保简次的问题。唐初颜师古（581—645）在《匡谬正俗》中提到“古未有纸之时，所有簿领皆用简牍，其编连之处恐有改动，故于缝上刻记之，承前以来，呼为‘䥗缝’”，[2]在他看来，这种刻于简上的“䥗缝”有防伪功能，也有明确简序编连的作用，和唐代流行的于官文书纸逢上署记的“款缝”相同。不过，隋唐时期的“款缝”多是签字或钦印，简册上的“䥗缝”是“刻记”。就现有出土简册和研究来看，所谓“䥗缝”当即每根简侧刻下的小三角形口，但其目的在于固定编绳，没有明确简序的作用，更不具有防伪功能，所以颜师古的说法可能并不确切。
这一时期为确定简的编次、使用最广泛的是另一种符号，即“简册背划线”。“简册背划线”是指在竹简背面用墨笔或刻刀画出的具有一定形状的细线。最早在1991年，“包山楚简”的整理者便已发现简册背划线，并认为简册背划线“可能是在编联之前做的某种记号”；[3]其后随着清华简、北大简、岳麓简等整理工作的开展，越来越多的简册背划线被发现，并引发重视。目前所见到的年代最古的简册背划线出现在战国中期偏晚的竹简上，在秦简、西汉早中期竹简上也有发现。背划线的工序，也就是它和制简、编联、抄写等顺序之间的先后关系，至今仍无定论。比如韩巍等认为北大汉简《老子》的背划线可能就是在破筒制简前就已先行刻画，[4]而孙沛阳等通过观察清华简、岳麓简等中的背划线，认为背划线是在制简之后、抄写和编联之前制作，[5]何晋甚至认为背划线的制作者和简册编联人、正文抄写人不是同一人。[6]但在背划线的功用方面，学界尚无异议，即都认为其功用在于保证简的物理编联次序，而不是正文内容的先后顺序。
除了“简册背划线”，还有一种保证简序编次的符号，即“简号”。在1959年整理武威汉简时，陈梦家等人便已发现《仪礼》等简册上存有“简号”，其后在慈利楚简、郭店楚简、清华简、上博楚简、北大简等中也陆续发现了“简号”。关于“简号”的性质和功用，陈梦家就认为“简上叶数是后来刊本书页的滥觞”，[7]陈先生对“简号”和“页码”关系的看法还是有所保留。而慈利楚简的整理者则直接认为简背标写的数字“相当于我们今日书籍的页码编次”，[8]李零也认为它如同后世的页码。[9]这种类比大致无误，但所得结论却略显匆忙，因为很多简册的“简号”并不必然和正文顺序有直接关联。陈梦家对武威汉简“简号”使用做过系统类别，在他的分类中，第一类和第三类使用一个顺序编号，它们的正文内容为同一人所抄，只不过第三类中有一部分没有编号；第二类为“一篇有两个或三个叶数顺序”，这种超出一种页数顺序现象出现之原因在于“易书手”，也就是当后一个书手接续抄写时，他会在自己抄写的简背使用新的从“一”开始的简号。所以，就这种现象来说，这里的“简号”之应用更多的是在于标记一卷之中书手本人所抄写的简序和数量。之所以这样，应该和明确责任以及计算报酬有关。郭店楚简中有5支简上标有简号，其中“百”“百一”和“百四”三简简背的简号便和正面简文顺序相反，而“七二”和“百八”的序号和简文顺序的对应关系，至今仍难寻其迹。陈剑甚至推测这些“简号”可能是因为“清点”才被随手写下，并且这个清点过程很可能是在编联成册前进行的。[10]清华简《殷高宗问于三寿》简背序号顺序也有与正文内容顺序相异者，如“十”和“十五”序号便是倒置，郭永秉据此也认为，简背信息的制作、截筒破牒跟它编号的顺序是有相关性的，但是跟正面的书写往往是没有相关性的。[11]
总之，正如何晋所指出的，“简号”并不是简册正文的有机组成部分，正文完全可以脱离这些简号而文本自足，在内容、意义上无任何损失。[12]
虽然“简号”和“简册背划线”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起到标示简序的作用，但“简号”的使用广泛程度要比“简册背划线”低得多，这一点从简册上的“简号”使用数量要少于“简册背划线”即可看出；并且，“简号”只出现在“古书类”简册中，从未出现在“文书类”简册中，由此亦可见其普及程度是非常有限的，这也意味着“简号”并没有与简形成固定搭配。[13]此外，“简号”有时甚至只是“简册背划线”的补充，清华简的简背多有表示简序的数字，并常与简背划线并存。孙沛阳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可能是因为抄写过程中遭遇太多的废简，以至于刻画线失去了编次的功能，所以又采取了在简背书写简序以编次简的方法。[14]
和后来的“页码”相比，“简号”也并不具备“索引”的功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读者对简册的阅读是以“卷”而不是“简”为单位。易言之，简册之书虽然有备查功能，但翻检时其实是根据内容而非简的次序进行的。所以，我们还不能简单地将“简号”比对为“页码”。更何况在汉代以后，这种编号就消失了，因此，我们更不能直接认为后世书籍中的页码就是遥承于战国秦汉时期的“简号”。[15]
写本时代卷轴的制作与“页码”的消失由简牍时代进入纸质时代，直至雕版印刷术普及之前，中国书籍的主流形态是卷轴。我们注意到卷轴形态的书籍是不使用页码的，[16]那么，先秦秦汉时期使用了数百年的“简号”和“简册背划线”为什么突然消失了呢？这应该和纸张特性以及卷轴的制作有直接关联。
卷轴纸张的使用规格也延续了简牍时代的传统，界栏便是最显著的表现之一，纸上的每一栏都相当于一根简。但是，缘于纸张的特性，纸张上的界栏，天然地被“固定在一起”，它们无需如简那般使用编绳串联，也可以保持固定顺序，并且除非出现物理性撕裂，否则，这种顺序是不会散乱的。
不过，简牍时代简册所面临的简序问题，虽然在纸质时代因为纸张的特性而有所解决，但这种解决并不彻底。因为正如简牍时代一卷书是由多根简组成一样，纸质时代的一卷书往往也是由多纸粘连而成，那么，为什么从汉代以后的数百年中，大量的纸质写卷没有出现与“简号”或“简册背划线”类似的“纸号”呢？或者说，这数百年中，抄手们是如何解决纸张顺序问题的呢？
与“先编后写”还是“先写后编”这一简牍学研究中老生常谈的问题相似，纸本时代也存在着抄写与纸张粘连先后次序的问题。方广锠曾认为写经是“单独抄写，然后依卷逐纸缀接装潢，所以不用标注序号”，[17]但主流的抄经方式可能并非如此。值得注意的是，纸本时代还出现了简牍时代不曾有的环节，即界栏的制作。所以我们需要判断纸张粘连、界栏制作和正文抄写三者之间的顺序。大致有如下3种可能：（1）画界栏→粘连纸→抄写，（2）画界栏→抄写→粘连纸，（3）粘连纸→画界栏→抄写。[18]私下随意抄写的行为，可能会出现各种可能，而抄写目的愈强、抄写场合愈规范，纸张次序的处理方式则愈有规律，本文暂时只讨论后一种。
在研究吐蕃归义军时期敦煌“兑废稿”时，张长彬曾细致地观察到一些“经卷的边栏一贯到底，每张纸之间没有参差”，据以认为写经是“先将纸张拼接成长卷，再打界栏，然后再抄经文”。[19]这一观点对笔者启发很大，相邻两纸接缝处的天头地脚界栏确实可用于判断纸张粘连和界栏制作的先后关系；此外，相邻两纸接缝处字迹和接缝的叠压关系，则可以帮助我们确认抄写和粘连的次序。
就抄写性质来说，大致可分为官方组织的抄写活动和私人抄写活动。我们先来看私人抄卷。目前时代最早的写卷是西晋元康六年（296）的《诸佛要集经》，其上有界栏，可惜只残存一纸，且天头地脚残损严重，不能判断纸张处理次序。年代仅次于《诸佛要集经》的是中村不折藏03号《法句譬喻经》，时代是甘露元年（359年）。该卷似无界栏，但通过纸缝处笔迹与纸缝的叠压关系仍可看出抄写和粘连的顺序，如中村03《法句譬喻经》第2纸首行中的“听”
“彼”
等字均有笔画跨过纸缝写到了第1纸的末行上；第5纸首行“大”
“严”
“捕”
“现”
等亦是如此，均可说明抄写之前纸张便已被粘连起来。[20]有明确纪年的敦煌写卷中最早者为上博01《维摩诘经》（麟嘉五年，393年），王相高抄，当是私人所抄。残存11纸，观察相邻两纸间的天头地脚界栏情况，可以发现，除第5和6纸接缝处界栏是断开不衔接的、第9和10纸地脚处界栏有错位外，其他8处都是相连直线。第6纸首行“彼”
和“人”
的末笔笔锋压在了第5纸之下，说明在写完经文之后曾有一次粘连。除此之外，第6—11纸中相邻两纸接缝处均有次纸首行文字笔迹跨纸前纸末栏，说明在经文抄写前纸张便已粘连完毕（参表一）。[21]所以，此号写经说明王相高抄经采取了先粘连后抄经的方式，至于第6纸的情况，可能是后来脱落之后修复所致。又如英图所藏S. 333为沙门一真所抄《瑜伽师地论分门记》，该卷共7纸，其上保留了他制作写卷的痕迹，如卷背已经已通卷画好天头和地脚处的界栏，各纸接缝处的界栏一贯而下，但通卷却无行间界栏。这说明一真的制作顺序是先粘连写卷，再制作天头地脚界栏，最后制作行间界栏。
表一
诸如《高昌残影》《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集成》等所收吐鲁番出土早期写经以及敦煌文献中的其他早期私人抄经也大抵如此，不再一一赘举。一般来说，比之于官方统一组织抄经，私人抄写所受到的约束要小，所以对纸卷的处理可能性更多，但从上文的梳理来看，如果在抄写之前，抄手已经知晓抄写规模，那么在纸张处理方面，他所采取的主流方式仍然是“粘连纸→画界栏→抄写”。
再来看一下官方组织抄写活动中的纸张处理次序。就笔者目见，年代最早的官方抄写活动中，北凉沮渠安周的数份抄经存有多纸，可供分析。中村不折9为北凉沮渠安周供养经《佛说菩萨藏经卷一》，时代为承平十五年（457），卷末有与隋唐时期非常相近的官方校经列位，如抄手名、三校法师等，可见此卷就是一种在比较严格的抄经制度下形成的官方抄经。[22]该号存3纸，两处纸缝处的天头地脚界栏都是一笔画下的（见表二）。[23]类似的还有同为沮渠安周供养经的中村不折13《华严经卷二八》虽残存2纸，但纸缝处的天头地脚界栏直若一线。[24]
表二
坐镇敦煌期间，北魏皇族元荣曾组织人手抄写过一批写经，从中也可以看到界栏处理、纸张粘连与经文抄写的次序，如中村不折21《律藏初分卷一四》（普泰二年抄，532年），存24纸，第1纸为画有三尊佛像的护首，但第2纸经文显然不是经文首纸，所以护首当为后人所加。经文部分的23纸凡22处接缝处的天头地脚界栏有三种类型：一是两纸天头地脚界栏有错位，只有两处，即第6和7纸、23和24纸接缝处（见表三）；二是两纸接缝处的天头地脚处各有上下两道界栏，并且两道界栏的末端都兼跨两纸，共有7处，即第2和3、3和4、7和8、8和9、15和16、16和17、20和21纸接缝处（见表四）；三是天头地脚界栏是连贯直线，即上述9处之外的13处。[25]第2和3种类型，尤其是第2种类型，只能是在先粘连纸张、再画界栏、最后抄写经文的表现。第1种类型的出现，有两种可能，一是先画界栏再粘连；二是先粘连再画界栏，只不过因为界栏工具的限制或其他原因，界栏正好画到纸缝处便停止了。笔者认为后者可能性最大，理由在于：第6和7纸、第23和24纸的接缝处界栏虽然有错位，但第7纸和第8纸的接缝却属于第二种类型，第22和23纸的接缝属于第三种，也就是说可以确定第2—5纸、7—23纸都是先粘连后画界栏的，只有第6和24纸属于先画界栏后粘连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
表三
敦煌还保存了诸如隋代独孤皇后抄经、隋炀帝抄经、唐代武后抄经、玄宗抄经等官方抄经，情况也大抵相同，不再一一详述。
敦煌文献的主体其实是当地寺院组织的抄经，根据笔者的研究，其流程也是以“粘连纸→画界栏→抄写”为主。这种方式有其便利之处：（1）专人专事，即使抄好的经卷会经历抄手、验收者（甚至可能还有多位验收者）以及装潢等多人之手，也不会出现纸张顺序错乱的现象；（2）便于校阅者对经文的核对；（3）便于组织方比较准确地把握纸张的消耗。[26]
就上文分析来看，在正式的抄写活动中，无论是私人，还是官方，他们所采取的主流的方式都是“粘连纸→画界栏→抄写”。预先将纸张粘连在一起，解决了纸张顺序的问题，所以简牍时代的“简号”“简册背划线”也就不再需要了。
当然，这里还需要思考另一个问题：既然纸张是提前粘连，那么抄手在抄写之前如何提前确认使用纸张的数量呢？抄写者当然可以按照他们所依据的底本准备纸张，但每个人的抄写习惯不同，尤其是对字体大小的掌控不同，会导致在相同大小的纸张上抄写的字数出现偏差，最终可能会造成用纸量的不同；此外，每纸所设定的栏格数量可能会有所不同，这也会导致用纸量的变化。这些都属于抄写款式的问题。在抄写款式完全固定之前，用纸量需要抄写者自己做出判断。
南北朝后期以来，抄写款式——尤其是佛道等宗教经典的款式——逐渐固定，[27]大致规格如北宋僧人四明知礼所说“散说一十七字为行；偈颂二等：四五言则四句为行，七言偈则二句为行”。[28]在一纸行数方面，虽偶有超出，但基本固定为一纸28行。这就意味着，一份内容固定的写卷，在行款固定的情况，用纸量其实也是固定的。所以，在这种条件下，抄写者完全可以按照底本提前准备纸张。根据笔者对敦煌寺院组织抄经流程的考察，每次组织抄经前，敦煌寺院会组织人手提前对抄经底本进行校勘，校勘后的底本会成为准备纸张、经文抄写乃至验收的唯一依据，即使校勘过的经本存有错误，抄写者和验收者也只能照做。[29]
雕版印刷术的推广与页码的诞生进入雕版时代，雕版印刷的纸页上开始大量出现页码。关于“页码”与雕版印刷术的关系，陈梦家在分析“简号”时就曾简单提及：“后世雕版，是分版刷印的，每版标注叶数，也是为了装订时不致误乱页次”，[30]可谓真知灼见。当然，雕版上的“页码”也是保证雕版版片不错乱的重要符号。[31]
不过，“页码”也并不是自雕版印刷出现之始便被广泛利用的。目前所见到的时代最早的、使用多页粘连的雕版印刷品应该是韩国庆州佛国寺释迦塔出土的《无垢净光陀罗尼经》，共12纸，但其上没有页码，[32]这也可以说明当时的雕版印刷术确实是新生事物，尚未大规模应用，没有“页码”所产生的不便尚未突显。收藏在大英博物馆的S. P. 2《金刚经》（王玠发愿雕版印刷，868年）已有了“页码”，从笔迹上看，“页码”和“正文”应该是同一人所写。“起始页码”是标于经文第三纸上的“三”，经文的前两纸并没有“页码”。同时，雕版板框边线就是雕版的物理边线，所以“页码”的位置都位于板框之内。不过，“页码”虽然大致都处于板框内的下端，而不是天头或地脚，但书写者将其书写于哪一行并不是固定的，因为他只能选择“见缝插针”，也就是随着经文的自然分段而在一行的空白之处写上“页码”。这说明起码在王玠所在地区“页码”的使用意识已经比较突显。大约同一时期雕版印刷的《大唐刊谬补缺切韵》（P. 2014、P. 2015、P. 4747、P. 5531）也标有页码，格式为“某板”，残存部分已有标至“六十九板”者（P. 2015），可见其规模之大。“页码”笔迹与“正文”一致，且统一标于正面末行末端，也就是左下角，这一点要比S. P. 2《金刚经》有所进步。不过，正如白化文指出的那样，这些标于板框内末行末端的页码“安置的地方太不明显，很容易与正文混淆”。[33]这说明当时已形成了比较固定的规范，但仍然处于摸索阶段。
到了北宋初，开宝藏雕版上的“页码”已是统一地以“经名 卷数 纸张数 千字文号”的格式雕于一纸最右侧中间位置，字小于正文并与首行文字保持相当间距，内容丰富且醒目。其后的契丹藏、高丽初雕等也大致延续了这一规范。不过，这些都是国家或地方组织系统雕印的书卷，民间私自雕印的零星印本又与之多有不同。应县木塔出土的12号佛经印本中，7号为契丹藏，其余5号都是民间雕印，[34]后者便使用了“不规范”的标码方式，如第6号《称赞大乘功德经》使用的是类似于S. P. 2《金刚经》的“见缝插针”式页码，并且经文的第二板和第三板中，因为没有经文的自然分段，页面上也就没有多余的空间，所以“页码”只能“挤写”于两行文字的空白处。第5号《法华经》等亦是如此。一些小规模雕印的纸卷甚至不使用“页码”，如敦煌S. P. 1《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2纸）便没有“页码”，敦煌雷延美于十世纪中叶雕版的《金刚经》（P. 4515、P. 4516）也没有页码。[35]
唐宋之际，宗教经典的雕版大致还是以卷轴为主，但儒家经典应该是以蝴蝶装等册子装为主。五代时期冯道推动雕印《九经》等书籍，工程浩大，使用的就是“策”，[36]也就是“册子”。北宋沈括曾观察到“版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版本”。[37]这种册子很可能就是蝴蝶装。目前能看到的北宋刻本都已经具有了非常成熟的雕版款式，比如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有一部《御注孝经》，印刷时间在仁宗天圣、明道间（1023—1033），是现存最早的北宋刻本之一，使用的就是蝴蝶装，页码刻于版心；2013年南京图书馆入藏的北宋刻本《礼部韵略》，很可能也是宋仁宗时期雕版印刷的，形制与《御注孝经》完全一致。
根据上面的论述，可以认为，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和推广是中国古籍使用页码的最重要和最直接的动因，宋元明清时期中国书籍上的页码就是对唐代雕版印刷卷轴上页码的继承。
不过，一些学者认为页码的使用可能和书籍装帧形态的变化有关，尤其是梵夹装和册子（包括粘页、经折、缝缀等形态）的推广，并且这些形态——尤其是册子，很可能是受西方影响才出现的，所以页码可能也是源自西方。但事实并非如此。
敦煌汉文文献中有不少梵夹装写本，其中确实有相当数量的写本标有“页码”。如国家图书馆藏BD 15001存112纸，合抄有《思益梵天所问经》六卷和《大乘入楞伽经卷六》，每纸正面天头右侧标有页码，最大者为“百六十一”，而《大乘入楞伽经卷六》（158—161）部分在地脚左侧也写有与天头同样的编号，只不过是倒书。P. 4646梵夹装，在每纸正面天头标有页码数，数值最大者为“一百五十八”，亦可见其规模甚大。就敦煌的情况来看，汉文梵夹装开始大量出现约在吐蕃统治时期，[38]这应该是受吐蕃抄经影响而致。占领敦煌的半个世纪中，吐蕃官方组织的抄经活动持续了近二十年，期间就使用吐蕃文抄写了大量梵夹装的写本。一些纸页的正面左侧写有“第某卷第某页”的吐蕃文页码，如甘肃藏敦煌藏文文献Dy·t. 12为藏文《十万般若波罗蜜多经》中的一叶，其上就写有“ང ཉིས་བརྒྱ་སོ་དགུ”，意即“第4函第239页”。[39]梵夹装纸页上出现“页码”之原因，在于其独特的形态，即书中每页单独存在，只靠线绳串联，所以“一旦线绳断损，则全书散架，次序紊乱”，[40]为防止次序紊乱，就需要使用“页码”。尽管如此，梵夹装对“页码”的使用也并不普及，比如数量庞大的藏文梵夹装写经中，使用页码者仍在少数。[41]
五代北宋以后，册子装逐渐取代卷轴成为中国书籍的主流形态。一些学者认为页码对册子很重要，[42]但从敦煌和黑水城出土文献来看，写本册子是不使用页码的。写本册子不使用页码的原因在于，这些册子往往是先制作成册子，之后再抄写，所以对抄写者来说，他是不用担心纸页散乱的；[43]并且敦煌保存的数百份册子基本上都是“私人手册”，很少具有比较强的公众属性，故在这种形势下，抄写人或持有人也是不需要页码的，正如我们今天的私人“笔记本”，也是很少标有“页码”。
所以综合来看，从时间上看，虽然梵夹装使用页码的时代有可能要比雕版印刷早，但后者对页码的使用应该是独立自发出现的，而不是对梵夹装的借鉴。
余论：页码的使用与阅读方式的转变就上文梳理的中国古籍上的“页码”流变来看，页码在设计功用上只是为了保证简或纸的顺序，页码的隐现完全是随“排版”技术的发展而变化的，即使到了雕版印刷时代，也都只是技术的附庸，指向的都是书籍的装订者，而不是阅读者和使用者，也就是说“页码”和内容的“阅读”关联不大。
在没有注意到页码的时代，阅读者对书籍的利用，尤其是引用，是以“内容”为指向的，这一点从中国古代各家注疏的引文方式即可看出，他们会直接标引卷数和书籍内容（当然，这种引用往往是略引）。不过，随着页码日益成为书籍的一部分，它对阅读的影响逐渐突显。五代时期，《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由僧人可洪依据石晋河中府（今山西蒲州）方山延祚寺所藏的写本藏经编撰而成。在一些字词的注音中，可洪会指明某卷“某字在某纸某行”内，如注《大般若经》卷三一之“八脱”时言“在二纸第二十行内”；[44]注《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卷一一一中的“课已”时便言“在第十纸第十二行內”。[45]他所依据的虽然是地方寺院的藏经，但就可洪自己所说，这部藏经的底本可能是“龙藏”，也就是中央勘定的写本，具有权威性。所以，在他的认识当中，某字在“某卷某纸某行”，应该是大家公认的。这种新的引经方式之所以出现，应该和宗教经典抄写款式的固定有密切关联。宗教经典抄写款式的固定，意味着纸张顺序的固定，也意味着写卷中的信息在一纸上的空间位置大致稳定了。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一卷之中没有给每一纸标示页码，但它们的实际次序也被赋予了“索引”功能。不过，也因为当时的写卷上面没有页码，所以如要核验可洪的解释，便需自行翻查纸数，这是相当不便的，故书中此种用例也只有8例。
雕版印刷时代，使用同一雕版印刷的书籍，在各方面的特征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写本时代每一写本所具有的独特性进一步被削弱。在此背景下，雕版纸页上的页码所蕴含的“索引”功能逐渐为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不少人在阅读时开始使用“页码”。北宋初晁迥（948—1031）在读书时就非常留意信息的具体出处，如曾如此引用《列子》：“《列子》第七《杨朱篇》第四叶有注云……”。[46]北宋文颖于1078年编撰完成的《玉壶清话》卷八载杜镐（938—1013）“公凡戒检书吏，曰某事在某书某卷几叶几行，覆之未尝有差”，[47]可知杜镐已经利用“页码”识记书籍，页码已具有索引功能。赵宋时，博闻强识之人诵记页码，并非仅见于杜镐。李清照记她和赵明诚曾以识读记忆书卷的方式争胜，“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叶第几行，以中否胜负为饮茶先后”。[48]当时，学者不仅是在读书时识记页码，在著书中也时常引用页码。如辽道宗时期（1055—1101在位），僧觉苑在《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义释演密抄》中就有“准上第二十二纸画”、[49]“此真言在第二卷经第十纸中”、[50]“此文在第六疏四十三纸释之”。[51]大约同一时期，辽僧鲜演大师（？—1112）的《大方广佛华严经谈玄决择》在引用《大钞》等书时也直接使用了诸如“十七上半二十纸”、[52]“十八上半第二纸”[53]、“十五上半十一纸中”[54]等的引经方式。作者准确标明页码，显然预设了读者也拥有行款与之相同的经书。宋代以后，类似情况更多，不再赘举。
引用“页码”，标志着“页码”和正文内容的对应关系日益固定，这是阅读史上的一大发展。这种页码使得书籍的翻阅和核检更加准确且便捷，若要在未标页码的卷轴或册子上，找到某一信息，实际上更多的考验了阅读者对文献内容的熟悉程度，而根据“页码”的提示，甚至可以在不依赖内容的情况下也能快速翻检到所要查找的信息。其实，这也是现代“页码”功能的核心价值之所在。
虽然可以说唐宋之际，中国古籍上应用的“页码”和现代通用的“页码”已经非常接近了，但二者仍有很大差别。现代书籍的页码系统延续的是西方书籍的页码传统。
西方世界早期使用“页码”的目的与中国大致相同，即为了确保纸页顺序；不过，到了册子时代，中国的手写本册子没有使用页码，但西方不少的册子却标注了页码。印刷时代的早期，西方书籍的纸页很少有页码，直至1475年之前，也就是古登堡的印刷术获得成功的二十多年后，大约只有不到百分之十的册子印上了页码。[55]这一点与中国唐代印刷术初期的情况也非常相类。再之后，东西方对“页码”的利用就出现了分途，这一分途的岔路点便是和目录的结合。目录中的条目，是对正文内容的凝缩，对应着正文中的具体“卷”，甚至比“卷”更小的单元。所以，一旦“目录”和“页码”结合起来，就可以迅速地定位到“卷”等内容所在位置。
中国书籍史上的目录虽然出现得也很早，但目录和页码的结合始终没有出现；西方恰恰相反，早在印刷术出现之前，很多抄手便在书籍前面或后面制作目录，并在目录每一主题下指明页码，阅读者可以首先在目录中找到相关主题的条目，然后根据标注的页码，迅速翻到相关页面。[56]如此，“页码”所起的作用便不再仅仅只是固定纸张顺序，更重要的是和书中记载的具体信息建立了直接的、相对精确的联系，也意味着“页码”开始凸显出它对阅读者的价值。这一传统在印刷时代被保留下来，并经过著名的意大利威尼斯书商阿尔杜斯·马努求斯（Aldus Manutius of Venice）等人的努力，在欧洲大陆迅速推广开来。[57]根据统计，到了1550年代左右，大约超过一半的书籍都使用了页码；而到了16世纪末，“页码”已成为所有书籍的标配。[58]在页码大规模使用约五十年后，西方世界的学者和读者们对页码的依赖度显著提升，学者开始使用“页码”指示书中内容的位置，读者也习惯了根据页码查找内容。[59]在学术上，页码的使用更是普遍。以学者引用页码为例，1665年英国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份人文学术期刊《皇家哲学会刊》（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在第一期上的文章就已经直接引用页码，甚至精确到行。这种规范其后又为大量期刊所接受，并逐渐出现脚注，最终形成今天普用的引文规范。这种“页码”也就是我们今天普遍使用的“页码”。
反观中国古代的书籍，直至晚晴民国时期，大量书籍的目录和页码仍然是分离的，这便便大大削弱了页码所蕴含的索引功能。所以，虽然中国古籍很早就孕育出了“页码”，甚至在唐宋之际就已经形成了系统且应用广泛的“页码”体系——这一点要比西方书籍的页码系统早上数百年，但在此之后，中国古代的页码系统再也没有更进一步的发展；直至近代，这一系统逐渐为更符合现代阅读习惯和学术应用的西方书籍系统所取代。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近代以来书籍对西方页码系统的采用可能在民国时期就已大致完成，但传统的阅读和引文方式的改变则相对缓慢。如民国时期大量学术刊物中的文章在引用相关资料时，仍然是以内容为导向，论述只是精确到“卷”，这种做法和传统的学术，如乾嘉学派的著作没有本质区别。并且，直至上世纪末，不少期刊的引文，尤其是涉及到古代书籍——即使这种古籍早已有现代点校本——的引文，往往也只是引至“卷”号便就停住了，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乾嘉遗绪吧。
原刊《图书馆杂志》2022年第6期，此据作者修订稿。转自“书目文献”公众号，若有侵权，敬请联系，十分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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