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介入到历史的国家档案的记录中去，手中的相机，才算有了真正的生命。
还记得这个曾经家喻户晓的“大眼睛女孩”吗？
她叫苏明娟，照片中的她当时是安徽省金寨县一个偏僻山村的一年级学生。
30年前，一位纪实摄影师捕捉到了这个瞬间，“大眼睛女孩”因此成了希望工程的代言。这个瞬间，也彻底改变了苏明娟的命运：
● 1997年，14岁的她成为团十四大最小的与会代表；
● 2002年，她考入安徽大学，毕业后进入银行工作、结婚、生下两个女孩，拥有了幸福美满的家庭；
● 2017年，苏明娟成为安徽团省委兼职副书记。
▲苏明娟一家
然而，很多人不知道，拍摄这张照片的摄影师，就是在纪实摄影领域备受敬重的摄影家——解海龙。
▲解海龙
从1991年开始，解海龙走过了26个省区120多个县，用影像真实地记录了中西部地区和贫困山区的教育现状和失学儿童的困境。
作为推动希望工程的摄影师，解海龙用他手里的相机改变了千千万万的孩子和家庭的命运。
在他用相机构筑的影像世界里，“我要上学”这一主题始终贯穿其中，照片中的孩子们通过上学改变了自己的人生，也成就了解海龙作为一名摄影人的理想和追求。
1
卖血买设备的摄影学徒
17岁时候，解海龙第一次触碰相机。
那是在他当兵的时候，一位战友探亲归来带来了一台“华山牌“相机。他看见相机的第一眼就打心底里喜欢。
1979年，参加工作后，解海龙所在单位第一次涨工资，每个月涨7块钱，厂里一次性补了一年的钱。当时80元可以说是一笔巨款了。
解海龙琢磨着用这笔钱买相机，他劝说妻子：“你看咱孩子才几个月，我要从这时候开始给孩子一直拍，一岁、两岁、小学初中……等他长大了，咱们给他出一本画册，多有纪念意义！”
“那我呢？”妻子说。
“那还用说！当然是给你拍！你现在20多岁，拍到30多、40多、50多……一直拍下去！”
“成！”
就这样，解海龙斥巨资买下了人生第一台相机——海鸥牌，87块5。
摄影世界的大门从此被打开，买书、上课、订杂志，解海龙投入了工作以外的全部心力在摄影上。
当时，除了相机，放大机也是学摄影必备的。在信托商店里，一台放大机的标价是75元，对于解海龙来说，这又是一笔拿不出来的巨资。
这并没有难倒他。
一天，解海龙看到同仁医院门口很多人在排队“献血”，得知献血可以获得补助：医院给22.5元，还会发鸡蛋和糖，单位还可以奖励50块，外加三天假期。
这不正好可以买那台放大机吗！
于是他和一个排队的小伙子商量，替对方献血，只拿钱，剩下的都给对方。
就这样，血气方刚的解海龙用自己200cc的血换回了72块5，又凑了2块5，拥有了人生第一台放大机。
“我靠献血换回那部放大机的时候，注定已经把摄影融入了自己的生命，融入了自己的学业，让它成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
2
“令人喜的片子不如令人思”
刚开始，解海龙给自己定下的目标就是——拿奖。
他化身“获奖专业户”：1984年，他拿下了三个全国摄影大赛一等奖，到1989年，获奖作品就有400多幅，其中100多幅还都是国家级的。
“可以毫不夸张的地说，获奖是常态，没有获奖才是例外”解海龙在采访中说。
然而，当“拿奖拿到手软”时，他的摄影老师刘家瑞先生告诫他：“不要总拍那些让人们一笑而过的糖水片，不要急于求成，要多学点知识。即便是赞扬一件事，也不要这么肤浅地去表现，藏则深，露则浅。”
这席话点醒了解海龙。
他翻阅了世界上经典的战争摄影，再反观自己拍摄的作品，总结出两个字：甜俗。
摄影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1987年，一个偶然的契机，答案浮出了水面。
这一年，他去广西融水拍摄少数民族节日的照片时，偶然在电视里看到新闻报道，说那里的基础教育落后。
敏感的解海龙，忽然对此生发出兴趣。他马上去查资料发现：
中国目前仍有2亿文盲，世界上每4个文盲中就有1个中国人。在1980年至1988年期间，全国失学儿童每年高达400多万，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孩子是由于家庭贫困而辍学。
看到这些，他想去一探究竟。走了80多公里，去了融水的一个寨子，看到了让他今生难忘的一幕：
一个女老师，背上背着一个孩子正在上课。
他立刻将拿起手里的相机，抓拍下了这一幕。
▲1987年4月，广西壮族自治区融水县安太乡寨怀村小学，戴红英老师背着小女儿上课
这名老师叫戴红英，那年她28岁，有两个孩子。大的2岁，彼时她背上背的是5个月的小女儿。因为大的没人照顾，就拿绳子拴在家里，自己则背着小女儿到学校上课。
这张照片成为了一个转折点，解海龙拨开了迷雾，找到了自己想要的方向：摄影的本质是记录，好的摄影作品是能提出问题，并让人迫切地想知道照片背后的故事，进而推动社会去解决问题。
3
被镜头改变命运的“大眼睛们”
当贫穷是在睁眼看世界的那一刻就得面对的，当隔绝让希望变得渺茫，对着镜头微笑、流泪，仿佛就是他们为命运唯一可以做的。
还好，有一个人用他的善良和执着，播洒了希望。
这个人就是解海龙，而被改变命运的就是他镜头下的大眼睛“苏明娟们”。
1990年，解海龙向他所在的北京市崇文区文化馆馆长提出请假一年去做调研，他想去那些国家级贫困县、革命老区和偏远山区，去拍摄那些真实反映孩子渴望读书和老师辛勤耕耘的作品，用来反映教育现状。
而文化馆并没有多余的费用给他，他提出，我可以自费。
他唯一的念头就是，希望自己拍摄的这些照片可以登报——因为一旦登报了，就意味着更多人看到，孩子们的上学梦就能被圆。
就这样，在他的镜头下，除了我们熟知的“大眼睛女孩”苏明娟，更多的孩子被记录，被改变，被拯救。
▲1991年4月，安徽省金寨县南溪镇查畈村，正在上课的|“小光头”张天义
上面这张照片曾经和“大眼睛女孩”一起作为希望工程宣传照而广为流传。照片中的“小光头”叫张天义，是金寨县南溪镇查畈小学的学生。
照片发表后，河南郑州一个叫詹洁的16岁女孩联系到了张天义，并拿出自己积攒的26元捐给了“小光头”。此后，他们一直保持通信，詹洁坚持给张天义寄去学费、文具和衣物，一直到她结婚都没有中断。
每年，小光头张天义都会给詹洁寄去一张自己制作的贺卡。在其中一张贺卡中他写道：“点滴的恩情像太阳照着我走的路。”
此后，张天义在自己的努力下以及社会的关照下，不负所望，从盐城工学院自动化专业毕业后，成为了一名企业的技术骨干。
在被解海龙拍摄的名单中，“大眼睛”苏明娟当选共青团安徽省委副书记；“大鼻涕”胡善辉参军入伍了；范冰珠博士毕业在美国发展，今年又将回国在浙江大学任教……
▲1991年4月，河南省新县八里畈乡王里河小学胡善辉在大声朗读课文
在他的镜头下，残疾的孩子们也是特别被关注的对象。
在湖北孝感，他曾经遇到过一个叫落落的小男孩，因为天生唇腭裂，被父母遗弃。一个60多岁的婆婆收养了落落。
婆婆想要给落落做矫正手术，但是根本无力支付手术费用。
一个唇腭裂孩子，如果到了七八岁还没有接受手术，最佳的治疗机会就错过了。
▲唇腭裂的落落
解海龙被他们的故事打动了，他辗转帮落落联系了慈善机构和医院，很快安排了手术。此后，他为落落拍摄了一组名为《落落的微笑》的照片。
2000年，这祖照片被搬到了人民大会堂进行展出，照片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解海龙对主办方说：”我个人不要稿费，但是你们得出两张机票将小落落和婆婆从湖北接到北京来看一看。”
当他带落落和婆婆看展览的时候，恰好美国前总统老布什也在参观，他一直询问关于落落的情况，并提出想见见孩子。
当老布什看到小落落的时候，双膝跪地，与落落合影。解海龙抓拍下了这一珍贵的镜头。
▲老布什与落落
这张照片由新华社发布后，再次引起了全国轰动。
此后，小落落获得了全社会的关注，受到了资助，并顺利完成了学业，毕业后在北京工作。
4
“推动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慈善行动”
澳大利亚知名摄影师皮特·亚当斯说，对于伟大的摄影作品，重要的是情深而不是景深。
对于解海龙来说，真正的摄影，是内心的充实与智慧的修行的结合，是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的一种表达。
1991年，解海龙在王府井的一个黑板上看到一行字：朋友，让我们少抽一支烟，少喝一杯酒，节约一元钱，帮我一少年。——团中央，希望工程。
这是他第一次知道“希望工程”这项活动。
于是，解海龙主动联系了主办方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由此，他拍摄的照片统一围绕“希望、爱心、圆梦”这个主题，并以希望工程的名义出现。
他向中国青年基金会要了一份贫困山区的分布图和介绍信，由此，开启了漫漫拍摄路。
从1992年开始，他走遍了26个省、市、自治区的128个贫困县，拍摄了上万张珍贵的照片，行程2万多公里，拍摄的很多孩子都得到了救助，走过的许多地方都建起了希望小学。
▲解海龙
“我是一个幸运的人，在大山里行走的时候，我就今天住农民的炕上，跟他们一起吃个饼子、喝一碗汤，明天又坐上马车、驴车在乡间小路穿行，我看到了一双双渴望读书的眼睛。于是我坚定了我这条路是对的，因为我拍的片子不是反映他们的贫困，虽然你会看到孩子们衣衫褴褛，但是一眼让你看到的是孩子们的眼神。”在中国文艺报的采访中，解海龙自述到。
摄影理论家李树峰说：“解海龙的《希望工程》系列是当前最接近纪实摄影终极关怀本质的范例。他的价值不仅在于他用影像真实记录了20世纪90年代我国中西部地区和贫困山区的教育现状和失学儿童的困境，更在于他记录的这些影像推动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慈善行动——希望工程，继而影响了国策，改变了这些山区孩子的命运。”
5
步履不停：摄影的生命力永远是最强的
“我是一个非常相信照片的人。当语言在空中越飘越远，文字在记忆深处逐渐发黄时，照片以它沉默和固执的方式停住，供我一千遍、一万遍地默念、抚摸和怀想。”解海龙如是说，这就是摄影的力量。
希望工程作为中国社会参与程度最广，影响最大的公益事业，截止到2018年，已经累计接受捐款150.23亿元，资助困难学生574.8万名，援建19814所希望小学，援建29170座希望工程图书馆……作为推广希望工程功不可没的人，解海龙为受益于希望工程的孩子们可以完成他们的上学梦而感到欣慰。
如今，已经年过花甲的他虽然已经从摄影一线退下来了，但是，他依然一直在呼吁广大后辈们在拿起相机时，别忘了承担一定社会责任。
“希望工程这一爱心项目不会停下来，也永远没有尽头，教育问题时刻需要全社会的关注。我希望更多的摄影人能投入到公益事业中去，彰显影像的魅力，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近年来，除了希望工程，解海龙还关注了农民工进城务农、农村留守儿童等社会现象，并与摄影界同僚一起，共同记录这些特殊群体的生存状况，让照片继续去帮助更多的“大眼睛们”。
此外，他策划并启动了“解海龙青年摄影家扶持计划”，在北京创建了“龙影廊”帮助青年摄影家举办了一些大型摄影展，以不同的方式传递着正能量。
2019年，是希望工程实施三十周年，也是解海龙进入摄影世界的第40年。回首来时路，有不易和坎坷，有坚持换来的鲜花和掌声，更有一张张影像背后值得被铭记的故事，这些点滴就凝结在他新近出版的《我要上学——解海龙希望工程摄影纪实》一书中。
在这本图文结合的著作中，解海龙亲笔书写了四十年摄影心路，讲述影像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以及自己对摄影的所思所想，让我们感受到这个时代的良知和一个伟大的纪实摄影家的内心世界。
正如在书中解海龙自己所言，如果不是大眼睛和这些孩子，他可能不会走上纪实摄影的道路，20多年过去了，他庆幸自己拍下的一切都是真实的，他们没有把一个城里的孩子弄过来，穿一件破衣服，喷一点眼泪，喊着我要上学。他说，纪实就是纪实。
用影像去记录一个时代，用影像推动社会的进步，这是解海龙作为一个纪实摄影师最崇高的使命，也是他一生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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