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盛世这个概念是台湾作家柏杨提出来的。他认为中国历史上有过三个黄金时代，分别是汉武帝时期，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时期，以及康乾盛世时期。对这个说法的具体内涵，老严是有一些意见的，但是黄金盛世这个概念，老严觉得可以搬用。今天讲的黄金盛世，是盛唐黄金盛世的前面部分，即贞观之治。本文讲述历史记载的故事，分析贞观之治的形成原因。
贞观是唐太宗的年号。贞观之治就指的是唐太宗统治的那一段时期，即从公元627年到公元649年。对于贞观之治的具体内涵，相关分析文章比较多，读者们也都知道，这里只简单提几点：国家实现了大一统，疆域到达了高峰；政治开朗清明，官员积极主动；法治建设出现效果，民生工程节节向上；社会安定团结，经济发展迅速，又现万国来朝。对于贞观之治形成的原因，老严认为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由乱入治的历史形态，对推动贞观之治起了巨大的作用。李世民登基不久，就在朝廷上和百官进行过一次讨论。李世民的观点是，人民在国家动乱中学坏了，在达到大一统之后很难学好，所以要促使社会安定任道重远。房玄龄、魏征的人的观点是，正是经历了长久的动乱和苦难，老百姓才分外珍惜今天的生活，但凡有口饭吃，有个房子住，他们就会安守本分。讨论是按逻辑进行的，李世民并没有经过实际调查，但是他也承认自己想多了，魏征的人的观点才是正确的。
从三国算起，中国已经分裂了近400年了。尤其是南北朝时期，五胡入华，大量光怪陆离的现象出现，统治者把人民群众带入了一个又一个深渊。再加上连续不断的战争，民生凋敝，饿殍遍野，卖儿卖女，哭声震天。中华民族几乎已经到达危机存亡的程度。隋朝短暂统一了，但是也仅限于华夏本土。之后隋炀帝杨广肆意行事，大兴土木，激起民变。小说上说隋朝末年有十八路兵马、六十四路烟尘，事实上远远不止这么多。为了自保，很多地方人民自发组织成武装团体，独立为政。后来传了千古的程咬金，就组织了一个2000多人的武装团体。各起义队伍、武装团体之间互相倾轧，互相征伐，中华大地上战乱不堪。以至于作为一国之君的隋炀帝，竟然困在江都寸步难行了。皇帝都走不动了，老百姓可想而知。这样剧烈的动乱，老百姓早就受够了。一年时间，从李渊起义到唐朝建立，终于有了一个稳固的政权，老百姓有了安居乐业的上层建筑，自然勤奋劳动，兴家立业，成为社会发展的最强大动力。
第二个原因，则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李渊虽然仅仅在位9年，但这9年是从乱到治的关键时期。李渊有决心，也有能力让中国社会安定下来，让人民群众不再颠沛流离。李渊虽然有这样那样的弱点，比如犹豫不决啦，比如经不起挫折啦，等等，但是作为皇帝，他是非常开明的。他很有胸怀，任用了大量有能力的前朝老臣，萧瑀、杜淹、封德彝、宇文士及，这些人都是从南朝跨越隋朝来到唐朝的。他们历经动乱，政治经验极其丰富，为国为民之心非常强烈。这些老臣是武德政治的基础。李渊的开明，还表现在他丝毫不独断行事，很善于听从大臣们的意见。有这么一个细节。有一次大臣们上朝的时候，发现高高在上的龙椅不见了，李渊不知道从哪儿搬来一把椅子，和大臣们坐在了一起。看到大家都很疑惑很慌张，李渊说：“我考虑到君臣之间的座位，可能影响大家发表意见，因此我跟你们平起平坐，我就是你们当中的一员。你们一定要充分说清自己的想法，对的错的都没关系，大家来讨论。”李渊的武德政治，可以看作是贞观之治的序曲，不管从吏治、军事、民生等方面来说，都开了一个好头。
第三个原因，也是核心原因，是作为国内最高统帅的李世民，对他的老百姓是真心实意的，从心底希望老百姓过上美好的生活，并把这个心愿传遍了大小官吏。关于这点，《资治通鉴》也发现了，不厌其烦地罗列了很多李世民关于民生的小故事，这里摘抄几则并简单翻译如下：贞观元年，长安地区出现了蝗虫。李世民到玄武门北面的禁苑，看见了蝗虫，拾取几只祷祝说：“百姓视谷子如生命，而你们却吃它们。我让你们吃我的肺肠，把粮食给百姓吃。”他想吞掉蝗虫，身边的人赶紧说：“吃脏东西容易得病。”李世民说：“朕如果能为百姓承受灾难，生点病算什么！”于是吃了蝗虫。这一年，即贞观二年，蝗虫没有成为灾害，国内大丰收。这一则故事流传很广，成为后世明君的典范。有一次，李世民和群臣讨论防盗问题。有人认为应该设严刑重法，李世民微笑着说：“老百姓之所以做盗贼，是因为赋税太多太高了，官吏贪污腐败，百姓饥寒交集，只能不顾廉耻了。朕认为应当杜绝奢侈浪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老百姓有吃有穿，自然不会去做盗贼。”李世民的见识的确超过一般官员。
当初，李渊想以加强皇室宗族的力量来威镇天下，所以与他同曾祖、同高祖的远房堂兄弟以及他们的儿子，包括未成年人都封为王，总共有几十人。为此，李世民征求群臣的意见：“遍封皇族子弟为王，对天下有利吗？”封德彝回答道：“前世只有皇帝的儿子及兄弟才封为王，其他宗亲如果不是有绝世功勋，是没有封王的。太上皇厚待皇亲国戚，大肆分封宗室，这些王室都需要赐给劳力仆役，这恐怕不能向天下人显示自己的大公无私吧！”李世民说：“有道理。朕做天子，就是为了养护百姓，怎么可以劳顿百姓来养护自己的宗族呢！”当年，就下圣旨，废除宗族封王，只有几位功勋卓著的如李孝常、李神通等不降。儒家自古以来就有民贵君轻的观点，然而现实中又有多少人能办到？那些君主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视百姓如蝼蚁。把百姓养着诸王和国家养着百姓相提并论，普天之下只有李世民一个人。仅此一人。
第四方面，那就是法治。在这点上很少有人提到过，李世民时代是非常注重法治的。虽然完备的《大唐律》，在唐高宗时代才由长孙无忌主持撰写出来，但是在李世民时代也形成了一定的法律基础。包括李世民自己，都尽量在法律框架内行事，成为取信于天下的最有力的武器。当时许多候选官员都假冒资历，李世民发声谕他们自首，否则处死。没过几天，又有假冒被发觉的，李世民要杀掉他。大理寺少卿戴胄上奏道：“根据法律应当流放。”李世民大怒道：“我都已经说过了的事情，你还想依据法律，让我失信于天下吗？”戴胄回答道：“敕令出于君主一时的喜怒，法律则是国家用来向天下人昭示最大信用的。陛下气愤于候选官员造假，所以要杀他们，但是如果按照法律来裁断，这就是忍住一时的小愤而保全大的信用啊！”李世民立即想通了，说：“你如此执法，朕还有何忧虑！”戴胄前后多次冒犯皇上而执行法律，奏答时滔滔不绝，李世民很多时候会听从他的意见。侯君集因为教唆太子李承乾谋反，根据当时的法律，应该判死刑。考虑到侯君集功劳很大，尤其在平地西域的过程中，功劳显赫。李世民对身边大臣说：“君集有功于大唐，乞求还他一条生路，可以吗？”众位大臣都认为不可。李世民只好放弃。
第五个方面，那就是任用人才。李世民真的是求贤若渴。贞观年间有一个遴选人才的制度。除了遴选，李世民还要求中央和地方文武百官举荐人才。有这么一个故事。李世民让封德彝荐举贤才，很长时间没有回音。李世民质问其原因，封德彝说：“不是我不尽心竭力，而是现在没有奇才！”李世民说：“君子用人如用器物，各取其长。古时候使国家达到大治的君主，难道是从别的时代去借人才的吗？你正应当怪自己不能识别人才，怎么能说整个时代没有人才呢？”有一次，天下大旱，李世民令文武百官畅言得失，并写成奏章呈上来。常何一介武夫，不学无术，不知道说什么，但是他家里有人。茌平人马周游历来到长安，住在中郎将常何家里。马周便代他上呈建议二十多条。李世民看了大吃一惊，没想到常何有如此真知灼见，便问常何，常何不敢欺瞒，只好说实话：“这不是我能写的，而是我的客人马周代我起草的。”
李世民立刻召见马周，马周怕见皇帝，不敢来，李世民又派人催促了几次。马周到宫中谒见李世民，李世民与他谈论，十分高兴，任命为监察御史。马周后来当过宰相，成为一代名臣。因为推荐马周，李世民认为常何有功劳，赐给绢帛300匹。唐朝比较特别，不是君权高度集中的政治制度，各级官员都有一定的权力。比如有明文规定，五品以下的官员，宰相可以直接任命，只需要把名单和简介汇报给皇帝就行了。在这种政治制度下，知人善任尤为重要。而李世民在大多数时候体现出了这一点，他所任命的朝廷大员，大多数能鞠躬尽瘁，能围着国家进步这个石磨不断地推动。
最后一个原因才是大家非常推崇的政治清明。这其中包括很多内容，比如赋税政策啦，比如官员制度啦，治军方略啦等等。而大家最为熟悉的，就是纳谏。贞观一朝，因为谏议而留名的人可以列举一长串：萧瑀魏征孙伏伽王圭戴胄封德彝褚亮虞世南姚思廉……可以写成厚厚的一本《贞观从谏史》。关于这方面的故事实在太多太多了，读者们知道的比我还多，老严就不在这里讲述了。老严要指出的是，善于纳谏其实体现的是一种集体政治。李世民本来就是一个杰出人物，可以说千载难逢，又有那么多政治精英不断给他修正和深入，可以保证绝大多数政策和行为都能推动社会的发展。
昭陵，李世民坟墓
在政策当中，反贪反腐是一个重点领域。李世民亲身经历过隋朝的腐败，所以在这点上也毫不留情。从太原起义就跟着李渊的长孙敬德，手脚不太干净，在贞观年间有一次贪污了20匹绢。李世民很生气。但是20匹绢数量比较少，又够不上刑法。他于是当众自责，说长孙敬德是开国元勋，自己考虑不周，他家里缺少20匹绢，自己竟然不知情。贪污的20匹绢固然被没收了，李世民叫人从自己的仓库里拿来20匹绢，赐予长孙敬德，给他披在身上。从早到晚在朝廷议事，长孙敬德又不敢把绢放下来，热得满头大汗，累得气喘吁吁，当然也非常尴尬，非常羞愧。不与民争利，不侵占国库，这是李世民反贪反腐的最基本要求，这也是政治清明的最基础。
其实归根到一点，创造辉煌灿烂的贞观之治，固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其中有一个原因不可忽略，那就是必须有一个合适的掌舵人。这个人当然就是李世民。他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杰出的帝王之一，他被康熙誉为千古圣帝。当然这是李世民选择了历史，而不是历史选择了李世民。如果历史选择张世明、王世明当皇帝，也有可能出现贞观之治这样的辉煌盛世，不过概率比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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