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6月20日是我个人难忘的一天，也是与业界很多朋友共同度过的重要一天。因为一场成功的艺术品拍卖由我和我的同事在上海静安希尔顿酒店敲响了第一槌，从此开启了我国艺术品拍卖的历史篇章。在朵云轩拍卖行的岗位上工作了10年，离开这一行也有10余年了，但回想起来，还是深有感情，许多人和事难以忘怀。
1993年6月20日静安希尔顿酒店朵云轩首届拍卖会现场（谢稚柳、程十发先生坐前排）
开创艺术品拍卖是使命，也是一份艰辛。当年在朵云轩首场拍卖现场的有秦公、王雁南、甘学军、米景扬等各路精英。由此也结识了他们。记得秦公先生对我的一个同事说，“拍卖这一行不是人干的，再干不是人。”这是一种怨气，但也说出了这一行的苦衷。因为拍卖艺术品与公物、海关罚没品的拍卖不同，当时成交总价不高，但是上下游都是散户，拍品一件件从上家收来，又一件件让下家买去，现在拍卖会一个公司一季上了几亿、十几亿、几十亿，但在当年，也就是几千万，但客户这么分散，要签那么多份合同，并不是一个高盈利的行当，所以备尝艰辛。创业初期，很多藏家和行家不知道拍卖的特点规律，向他们征集一件拍品要费很多口舌，是件特别困难的事。即便在今天，拍卖已成了我国艺术品市场的主要渠道，也还是竞争激烈。秦公先生当年的说法，我也深有同感。比如“三求”，一求藏家送拍品。一场大的拍卖会拍品几千件，由全国各地送过来，是一件一件求来的，很不容易。而且时常白跑一趟，派人去了，听说东西很好不想放弃，但去一看，没有值得上拍的东西；还有，藏家有东西令你垂涎，但他就是不想卖，你也很无奈。二求买家买东西。有了拍品，印了图录，开始了又一轮艰辛的工作，求人来买东西，这往往也很难。后来拍卖公司多了，竞争激烈了，买家也成了座上宾，怠慢不得，服务本是完全应该做的事，但往往要低三下四，让你养成十二分的忍耐性。三要求付款。这在海外佳士得和苏富比是没有这样辛苦的。因为那里的市场相对成熟，且有法制保证，很少买了东西不付钱的道理。但是在我国，拖欠款、不付款的比比皆是。在90年代，绍兴的小小企业家买了任薰的八条屏不付钱，我还被人连带责任告上了法庭。记得，中国买家付押金还是朵云轩首开记录，这也是缘于90年代中后期拖欠款严重而采取的措施。当时各家拍卖行都碰到这一问题，但不敢提出，怕吓跑了买家。但事实上这活做不下去了，不收不行，我们只好带个头，后来付押金是很普通的事。即使这样，今天来看，拖欠款也是非常严重的，有的甚至高达35—45%。我想说，做拍卖行是文化界竞争性的行业，是很苦、很有压力的一件事。秦公先生后来病逝在工作岗位上，令人想起来也痛心。
1993年6月20日朵云轩首届拍卖会
但开创拍卖又确实是一项时代的使命。九十年代初，全国的文物艺术品市场与民国时的市场比，与当时的香港市场比，还是很封闭的。一方面受计划经济中介只准国有文物商店经营的法规限制，形式很单一；另外一方面建国以来收藏业以国有为主，私人收藏已大为萎缩，为千年所仅见，私人收藏不再活跃。1992年我和我的同事创办第一家专业的艺术品拍卖公司朵云轩，又于1993年6月20日敲响了第一槌，确实引发了全行业的思考，带来了行业的发展。后来嘉德、瀚海、中贸圣佳、荣宝斋纷纷在北京开辟专场，形成了一个可与伦敦、纽约、香港比美的中心，也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转折。我们朵云轩的首场拍卖只有830万港币（当时是以港币定价的），但当时却是一次大买卖。上拍的156件拍品，没有明清古画，没有瓷杂，甚至也没有傅抱石、徐悲鸿等一大批禁止出境的画家作品，拍出830多万的业绩，而且成交74.5%，有两件拍品过百万元，张大千《晚山看云图》143万元，任伯年《花鸟草虫册》104.5万元，对业界的影响就很大了。因为在没有拍卖前，朵云轩通过香港的交易，每年艺术品成交加上门店零售，只有几百万，无法做大做强。所以，拍卖拓展了市场，在供给与需求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从此大家可以互通有无，便捷交易。秦公先生在我们拍卖当夜没有应邀参加我们的庆功宴，就是受到激励，在延安饭店酝酿成立瀚海一事。
张大千《晚山看云图》
任伯年《花鸟草虫册》
从1993年有了拍卖到目前阶段，中国的艺术品拍卖业已走完了20年的历程。应该说，这项开创性的使命已大致完成，现在是如何走向成熟和完善的问题。在这里，我想我以下的文字，记录下我对这一代创业者的正面的评价。
1、艺术品拍卖促进了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形成，推动了收藏热的兴起。我国在民国时期是有成熟的艺术品市场的，上海和北京当时是中国的收藏重镇，考证它们的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但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文物古董经营整合到为数很少的文物商店了，在北京、上海这么大的城市，也只有几家，市场就不再活跃了。加上当时的分配制度，人们的收入又少又均衡，就难以产生需求了。政治、文化上，收藏文物成了不良倾向，捐献给国办的博物馆和美术馆就成了唯一的出路。所以从1956年说起，我们大致有25年无收藏市场的年代。而人在客观上有收藏的天性和需求，这就要市场去激活。而我们当时举办拍卖，在客观上和影响力上，起到了一石激起千层浪的作用。而且借助现代化的条件和经济的大发展，我国的艺术品市场在经历了20年之后，规模已位居世界之首。其中2010年/2011年我国两度超英超美，世界第一，文化部市场司报告指出2011年我国艺术品交易2108亿人民币。全球合计650亿美元，约合4095亿人民币，我国也位居第一，占51.47%。回想起来，它的主要动力是艺术品拍卖，而我们则是点燃导火线的人。
2、艺术品拍卖改变了我国艺术品的流向。试想一下，我国从1840年以来的这些年，艺术品的流向是“一江苦水向外流”。一是被外国人抢去，如火烧圆明园，如抗日战争。外国列强以抢的方式掠夺我国的文物。二是文物出口的政策。在本地无市场的年代，艺术品在本地留不住，国家当时又急需要外汇，所以各地的文物商店都在做同样的生意，从民间征集文物，卖到海外去，因为海外有需求，尤其在香港、台湾、日本、新加坡这几个地方，在此期间积累了大量的文物和艺术品。这几个地方非文物产地，但后来成了聚宝盆。它也证明了，一个国家无收藏、无需求、无市场，文物只能往外流。我们当年在朵云轩，做的就是“出口创汇支持国家社会主义建设”这一件事。这条经文物商店卖出境外的渠道，质高量大，也是今天回流的基础。三是大量的文物走私出境，其中尤以地下文物为甚。因为境外有需求，就大批流向了海外。而拍卖在境内出现以后，激活了市场，经济的发展，私家收藏兴起，大批文物和艺术品反而回到了它的祖国。其中不乏精品珍品。如《米芾研山铭》、《黄庭坚砥柱铭》、《宋徽宗写生珍禽图》、《曾巩局事帖》、《元崇真万寿宫瑞鹤诗唱和卷》等等。更有中国藏家去海外寻宝、竞拍，把珍品收归囊中。这是用市场而非行政的力量所产生的最好的效果。这也归纳出了一条经验，文物在其祖地的保存，营造市场环境，引导市场需求，是多么的重要。
3、艺术品拍卖、出版和展览这些手段和方式，又借助于现代的互联网和各类媒体，极大地传播了中华优秀的文化艺术，提升了中国文化软实力。八十年代，日本人借助日币升值去西方拍卖艺术品时，把梵高、莫奈、毕加索的价格炒上了天，当时我国的艺术品质高价低。作为从业人员，心里不平衡，想哪一天中国的艺术家可以出头。没想到也就是十几年的时间，世界艺术品市场的格局就发生了变化。2012年春季Artprice发布2011年全球最昂贵的10大艺术家（TOP10）排行榜，中国艺术家占有六席，分别是张大千、齐白石、徐悲鸿、傅抱石、李可染、吴冠中。其中张大千、齐白石以个人成交5亿多美元的总价位居第一、第二位，这是令人扬眉吐气的事。这是西方人评出的排行榜，有6位中国人榜上有名，确实了不起。
4、改变了中国艺术品的定价体系，形成了世界的中国艺术品价格高地。一是公开性。以前的价格是私密的，现在是通过竞拍以公开的方式产生的。二是具有必然性。以前很多价格是偶然的、个别的。现在无数的个案被整理、归纳，形成了有迹可寻的规律特点。三是中国艺术品的价格系统已经形成。以现代统计学原理为基础，逐步形成。这对投资、对中外艺术品贸易都是必需的。四是价格高地形成。中国艺术品拍卖由初期的百万元，到千万元，直抵现如今的亿元时代来临。很多的艺术品的价格尤其是书画、瓷器在北京和香港产生，主导着市场的走向，同时结束了中国艺术品长期被贱卖的历史。
5、艺术品拍卖是现代的、扩张性的、竞争性的交易平台，为买卖双方营造了一个大规模的交易平台，为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准备了条件。这有点类似于股票交易所的中介的产生。我国日证券交易量达到3000亿人民币。而目前近1000亿的艺术品拍卖，已为市场准备了三千亿、五千亿的交易平台。现在京沪两地的春秋季拍卖，每季每家只拍三、四天，与伦敦、纽约的苏富比、佳士得在自己的场所常年拍卖相比，还有放大的空间。
谢稚柳先生上台敲响了朵云轩首届拍卖会的第一槌
2011年秋季以来，我国艺术品拍卖进入了调整期。一是因我国经济进入了一个调整期所致。二是这几年艺术品拍卖发展过快过猛，形成了虚火和价格泡沫，市场需要时间挤泡沫，要由一腔热情回归理性。三是存在不规范的操作，假拍、拍假、买了不付款以及行内外串通牟求暴利以及坑害收藏人利益等的情况也有发生，市场需要疗伤和整治。四是市场总是波浪式发展的，有高峰、有低潮，这也是市场的本质反映，只是2012年这一年这些问题比较突出而已。据文化部、文物局、商务部、中国拍卖协会的联合发布可以看出，2012年较2011年文物拍卖下降了47%，也就是减少了这么大的市场份额。成交率下降到47.84%。高价亿元拍品大中华区只有5件，而在2011年有31件之多，所以值得引起关注。尤为令人担心的是，2011年的扩容，975亿的艺术品拍卖带来了我国艺术品32.2万元的成交均价，高价位使广大文化人从此与收藏绝缘，因为价格高起，他们跨不过资金这道坎。这会改变中国传统的收藏人群结构，减弱人文精神，趋向商业化。我国千百年来官、商、士三足鼎立的收藏族群，其中最重要的“士”的阶层可能不复存在。这不是拍卖的罪过，但却是拍卖引起的后果。
尽管这样，中国艺术品拍卖业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是主要的，其前景也是美好的。跨过这次调整期，市场将更为成熟，环境将更为净化，法制将更为健全。笔者希望政府能够看到这一点，加强管理和引导，尤其对于售假和假拍，要有一定的制约，以确保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选自《祝君波再谈收藏 》上海文化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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