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杨赤，京剧界的演员和观众大概没有不知道的。1986年，杨赤以京剧《九江口•阻驾》一折，一举获得由辽宁省文化厅、中国戏剧家协会辽宁分会主办的辽宁省首届中青年京、评演员表演比赛中优秀表演奖的第一名，这一年杨赤25岁。杨赤29岁时，又获第八届《中国戏剧》梅花奖；33岁时，继而又获梅兰芳金奖大赛净角组金奖；39岁再获文华表演奖、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47岁又荣获第五届中国京剧艺术节金奖……作为一名京剧演员，杨赤几乎囊括了京剧、戏曲、戏剧类的所有最高级奖项。而今，杨赤不仅已经成为代表着辽宁京剧表演水准的一张特殊的文化名片，更是当今全国京剧舞台上擎起“袁（世海）派”架子花脸艺术大旗的代表性人物。杨赤何以成为杨赤，透过杨赤个人的从艺道路能否为今天培养京剧表演艺术人才提供可为参考的经验，我认为，这是今天提起著名京剧架子花脸演员杨赤应该首要考虑的一个现实问题。
1961年，杨赤生于大连，1972年考入大连市艺术学校，师从曹艺斌、刘金昌等位老师。但由于时代的原因，杨赤在校期间和他的同学们一样，学的自然都是所谓的“革命样板戏”。1977年，恰值72级大连艺校学生毕业，经市文化领导部门果断决定，让杨赤等72级的所有学员毕业留校，并为他们组建旅大市艺术学校实验京剧团，目的就是在恢复传统戏后，遍请名师，迅速为杨赤这一批没有任何传统戏表演基础的青年学员补京剧传统戏的课。事实证明，当年领导的这一决策是英明而正确的，正是有了这个决策，才使杨赤在未来的几年中打下京剧传统戏的坚实基础。
杨赤作为实验剧团的尖子人才，在众位前辈老师无私的传授下，既有嗓子又有武功的杨赤在闻占萍、马明捷老师根据传统剧目《金水桥》改编的《秦英征西》中成功地演出了小将秦英这个角色。《秦英征西》不同于传统老戏《金水桥》，该戏行当齐全且前文后武，因此一经排演便受到了京剧观众的欢迎，曾巡回演出于全国各大城市达三百余场。正是杨赤在《秦英征西》中的出色表现，1980年，杨赤在上海演出时，经王梦云老师介绍，有幸得到了著名裘派花脸名家李长春先生的指点，长春先生前后三次赴大连授艺，将《姚期》《铡包勉》《遇皇后•打龙袍》《铡美案》等裘派铜锤戏倾囊相授给了杨赤，此间，杨赤还曾到方荣翔、费玉策、萧德寅、文涛等众位老师的教益与指点，曾被誉为铜锤、架子、武花脸“三门抱”的花脸全才。大连戏校考虑杨赤能在花脸行当中全面发展，专门为杨赤制定了“文武并重，以文为主，裘袁并学，以袁为主”的培养方向，正是文武兼学、继承全面，使杨赤在打下京剧传统的坚实基础后，使其又在学习、实践传统花脸戏的道路上向精深的方向迈进了一步。
1982年，杨赤向吉林的文涛老师学演了《九江口》，演出之际恰逢中国京剧院导演，也是当年担任袁世海、叶盛兰主演《九江口》的导演郑亦秋先生在大连看戏。郑先生在看过杨赤的戏后，坚持请袁世海先生到大连看戏。果然，袁先生对杨赤的基础和表现非常满意，由于郑亦秋导演的引荐，杨赤有幸拜袁世海先生为师，并被袁先生视为可传衣钵的门人弟子。拜师后，袁先生为杨赤重新“下挂”，一招一式，一字一腔，手把手地把《九江口》传授给了杨赤。师父的倾囊相授和徒弟的勤学好问，使杨赤在向袁先生学习《九江口》的过程中，不仅掌握了剧中张定边的唱念做打，更通过这出并非“开蒙戏”的学习，掌握了运用并活用程式塑造、创造京剧人物的方法。时至今日，全国上下演出《九江口》的京剧院团并非仅大连京剧院一家，但在饰演张定边的花脸演员中，杨赤可谓独领风骚，至今无出其右者。
重新学习演出《九江口》之后，在袁世海、杨赤师徒相处的20年间（1982-2002），袁先生又把《黑旋风李逵》《西门豹》《李逵探母》《连环套》《群借华》《将相和》等代表剧目，悉数传授给了杨赤。而杨赤从也经过此前十数年的学习与实践，在名师们一步步的引导与教授中，摸索并寻找到了适合自身条件的应工行当——架子花脸，并在袁派架子花脸艺术中披荆前行了整整三十个年头。2008年，杨赤主演的《风雨杏黄旗》在泉城济南举办的第五届中国京剧艺术节上亮相，在《风》剧中杨赤将袁派架子花脸艺术与新编历史故事剧的创作进行了有机的融合，使剧中的李逵形象在京剧继承与创新的舞台实践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该剧一举荣获第五届中国京剧艺术节金奖，进而打破了此前辽宁参评剧目在京剧节上获得金奖的零突破。
说到这里，不得不介绍一下京剧花脸行当的分支。在传统京剧中，花脸大致可以简单地分为三个枝蔓，即以唱功为主的铜锤花脸、以念白和做表为主的架子花脸及以摔打为主的武花脸。多少年来，铜锤花脸始终占据着京剧花脸舞台的首要地位，而当裘盛戎先生的裘派艺术形成后，京剧界更有“十净九裘”，甚至是“无净不裘”的说法。“十净九裘”局面的形成，固然表明裘派艺术的影响深远，但在一个层面上，也可以从中看出架子花脸与武花脸行当的人才断档和后继乏人。京剧净行形成“十净九裘”的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原因，笔者认为其中有一个是无法回避的现实。架子花脸行当对演员自身条件的要求很高，不仅做工、念白要好，而且还要求演员要有一条嗓音。在现实中假若花脸演员具有较好的嗓音条件，能唱，演员大都会选择工习铜锤花脸，而不会再下苦功地去学演架子花脸。假如一名花脸演员因嗓音条件不理想，不能唱铜锤花脸，即便专事以做工为主的架子花脸，一般也难于胜任架子花脸中要求极高的念和唱。简而言之，在花脸演员中，一般有嗓子、能唱的大都会去选择铜锤花脸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而没嗓子或嗓音条件一般的，虽能工习架子花脸，却因嗓音条件的局限难有所成。这是造成架子花脸和武花脸人才缺失的一个很现实的原因。然而，就是在这样的现实中，却使郝寿臣、侯喜瑞等架子花脸艺术大师精湛的表演艺术逐渐无人问津，致使架子花脸（也包括武花脸）在艺术传承中道路越走越窄。架子花脸行没落的危害不仅在于前人表演艺术的失传，更在于行当萎缩造成京剧在继承与创新中可用传统与手段的匮乏，从而使京剧发展的道路在缺失传统中走向单一乃至趋同和异化。
袁世海先生1940年拜师架子花脸宗师郝寿臣先生，不仅成为了郝派艺术的主要传人，更秉承和发扬了郝先生“架子花脸铜锤唱”的理论，继而，在舞台上又把“架子花脸铜锤唱”的指导理论付诸实践，演出了《将相和》《野猪林》《盗御马》《九江口》《黑旋风李逵》《李逵探母》《西门豹》《响马传》《赠绨袍》《白毛女》《红灯记》等新编与现代剧目，成功地塑造了廉颇、鲁智深、窦尔敦、张定边、李逵、西门豹、程咬金、须贾、黄世仁和鸠山等一批生动、鲜活的京剧人物形象，从而在继承郝派艺术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表演风格，形成了袁派架子花脸艺术。
其实，以天赋条件论，杨赤拥有着一条没挡儿的好嗓子，照例他本可以专工铜锤花脸，但全面继承使杨赤拥有了一片自己可以纵横驰骋的新天地，从而在千百个有嗓子的铜锤花脸演员中杀出了一条血路，更将自己的所长尽显于氍毹之上。杨赤整整二十年的时间追随袁先生，把袁派花脸艺术继承下来，并使其在当今京剧花脸舞台上拥有独当一面和不可替代的地位。我以为，如果把京剧艺术视为内涵精深的古典民族艺术而需怀一份敬畏之心，如果认同梅兰芳大师的“移步而不换形”理论并将其视为京剧改革的正途与指导纲领，那么，把杨赤放在京剧架子花脸行当与郝派、袁派艺术一脉相传的传承中，来认识、看待杨赤在此中取得的成绩，可以说，杨赤在当今京剧花脸行中的地位与价值便显得尤为重要和突出，纵有千言万语，也无法表达出杨赤对袁派乃至京剧艺术的虔诚与敬畏。
在我看来杨赤对当今架子花脸乃至京剧艺术的贡献还并不仅在于此。2012年12月4日，大连京剧院在久负盛名的宏济大舞台举办了“叱咤千秋”——袁世海大师薪火相传演唱会。在演唱会上，不仅叶少兰、刘长瑜、李长春、于魁智、李胜素、朱世慧、仲呈祥、崔伟、赵景勃、张关正以及袁少海、郑岩等京剧表演艺术家、理论家、评论家悉数到场，在演唱会的最后，已过天命之年的杨赤，首开山门，收下国家京剧院、大连京剧院和山东省京剧院的刘魁魁、胡滨、危佳庆、高苍健、崔志明、靳志永六名弟子，使这六名青年演员成为了袁派艺术的再传弟子。此举无疑为京剧架子花脸艺术的传承和发扬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正如仲呈祥先生所说：“杨赤的可贵，正在他自觉认识了袁派艺术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戏曲传统中的独特地位和价值，自信袁派艺术在中华民族以戏曲方式审美把握世界中的永生魅力，因而他才能不尚空谈，实干兴艺，自觉地担当起袁派艺术承前启后、薪火相传的历史重任。”（仲呈祥《从京剧名家杨赤建设袁派艺术传承体系说起》，见《人民日报》2012年1月28日）当笔者问及杨赤院长如何看待京剧艺术的继承和发展时，杨赤院长表示：“我觉得在继承发扬、发展流派的时候，过去是有一定误区的。好像是发展了就必须要和老师不一样，这才是发展。我不这么看，我觉得在老师艺术的基础上，如何在理解的过程中去更加完善老师的艺术，怎么能把老师艺术的精髓体现出来，这就是一种弘扬！京剧传统艺术的规律也决定了大家要有一个好的心态，你必须得踏踏实实地跟老前辈学习，化为自己的，那么你才能有资格说去弘扬，去发展。我觉得艺术上的发展，没必要去刻意的追求，你继承好了，到了一定程度，你就会有你自己的风格。最近我们又重新加工整理了袁老师的《西门豹》，演出之后，效果不错！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传承和发展。”杨赤院长的话虽简单质朴，却让笔者感触良多。我始终认为，京剧的改革一定是靠京剧人自身从本体艺术出发，从舞台实践出发的改革，才可能为古老的京剧艺术注入活力，也正是从杨赤院长自身扎扎实实、不走捷径的艺术道路及今日的课徒传艺之举，让人们看到了架子花脸乃至京剧艺术的未来和希望。
祝愿杨赤院长的袁派艺术之树常青，期盼杨赤院长肩负起传承京剧郝寿臣、袁世海架子花脸艺术一脉的重任与使命。
（《艺品》201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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