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程贤
如果在当下寻找一个能够看到美国 Metoo 运动究竟带来了多大改变的窗口，那么围绕纽约民主党籍州长安德鲁·科莫（Andrew Cuomo）的风波无疑是其中足够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今年8月3日，纽约州检察总长詹乐霞（Letitia James）在长达数月的调查后发布报告，证实至少有11名女性遭受了州长科莫的性骚扰。随后，从纽约州全部联邦议员到总统拜登，都表态称科莫已经“失去纽约民众的信任”，因此应该尽快辞职，州议会对州长的弹劾程序也随之启动；在这样史无前例的压力下，科莫于10日宣布在自己会在两周内辞去州长职务，提前一年多结束了他的第三个任期，并在刚刚过去的周二（8月24日）零点正式离职。
所有对美国政治讨论有所了解的人都不难意识到，这完全不是人们已经看过太多次的“丑闻-混乱-辞职”的循环：就在短短一年以前，科莫在无数美国人眼中还是带领纽约战胜艰难疫情的州长，他的每日疫情新闻发布会被全世界各地的电视台转播，用科学、清晰又动情的方式给面对着巨大不确定的人们带来了许多安慰，更是和当时特朗普情绪化、反智、以自我为中心的疫情处理方式形成鲜明对比，甚至因此赢得了一个艾美奖，并登上了《滚石》杂志的封面......在拜登胜选后，科莫一度成为可能被提名为司法部长的最终人选之一。所以，让他在短短几个月内失去全部支持、除请辞外别无选择的，绝不是一场普通的丑闻。事实上，许多人说，从科莫的行为、受害者的发声，到随之而来的调查，以及事件引发的更广义上“性别气质”、政治与权力间关系的探讨，都是“后 Metoo 时期”此类事件的标杆。
2021年8月10日，美国纽约，民众在视频上观看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辞职。身陷性骚扰丑闻的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宣布辞职，将在14天内生效。
相继而来的性侵指控
第一个对科莫的指控，来自曾任州长顾问职位的琳赛·博伊伦（Lindsey Boylan）。2020年12月，在听说科莫可能被拜登提名为司法部长后，她在社交媒体上泛泛地讲出了为科莫工作的感受，称自己“永远不知道会面临什么——对自己优秀工作的无端指责还是有关外貌的骚扰性言语”，描述了一个“极其有毒（beyond toxic）”的工作环境。由于害怕受到可能造成二次伤害的公众质疑和科莫的报复，她在当时并没有指控科莫任何具体的言语或行为，也不愿接受媒体采访，说自己讲出经历的唯一目的就是不希望“让侵害者获得更大的、更恐怖的权力”，防止更多人受到伤害，并请求拜登和哈里斯慎重考虑对提名科莫的决定。
科莫的发言人和他本人相继否认了博伊伦的指控，在当时围绕大选结果和严峻疫情的混乱中，媒体也没有给予此事太多关注。直到今年二月，第二名受害者在博伊伦发声的鼓舞下选择讲出自己在科莫政府中任职的经历。她的名字叫夏洛特·班尼特（Charlotte Bennett），直到去年年底曾任科莫的行政助理和卫生政策顾问。在交谈中，科莫频繁使用让她感到不适的言语，说自己因疫情封锁而“孤独”、“很久没有拥抱过人”，并询问班尼特“是否介意和年长男人发生关系”、她的性关系中“对方的年龄是否重要”——言外之意，自然是希望班尼特能够和自己发生性关系。更糟糕的是，在得知班尼特是性侵幸存者后，科莫以对她的“关心”为名，多次用沉迷、享受的情绪要求她谈论受到侵害的经历甚至细节。这一切发生在去年的五月到七月，也就是大多数美国人眼中科莫正将自己的全部精力专注在战胜疫情的阶段中。在明确感到不适以后，班尼特先后向科莫的幕僚长和法律顾问反映了自己的经历，并随后被调职至另一个不会和州长有直接接触的岗位上。她最终选择离开纽约州政府。
可能是看到之前无数性侵指控者所受到的质疑，班尼特对自己当时的经历做了一切可能的记录，在事情发生的同时就有向母亲、同事和朋友叙述，报道她经历的记者也逐一验证了这些消息，让她的指控显得空前有力，以至于科莫的发言人在回应中都没能否认对话发生的事实，仅仅是将他的出发点解释为“对班尼特受害者经历的关心”。班尼特的发声终于打破了一道裂缝，不仅有第三位女性讲出了在一次婚礼上被科莫带有骚扰色彩地触摸、亲吻的经历，第一位指控者博伊伦也发表了一篇长文，更加具体、详细地讲述了自己长达数年和科莫相处的经历：她的直接上级曾发邮件说认为州长对她有“心动”、“喜欢”，科莫的资深下属（senior staff）曾在他的授意下“时刻掌握她的位置”；科莫在得以和博伊伦独处时，曾多次骚扰性地触摸她的背部和腿，一次在州长的曼哈顿办公室中还强行亲吻她的嘴唇，2017年的一次飞行途中，科莫曾邀请她玩“脱衣扑克（strip poker）”......在她开始地对科莫的行为表现出不适后，她开始被州长资深员工中的几名女性刁难，曾被训斥“不要做出格的事情”；看到工作环境的愈发糟糕，博伊伦在2018年年底离开了纽约州政府。
让几名受害者犹豫的原因中，除注定会随之而来的大量关注以外，很大程度上是惧怕科莫的权威和报复。而对于任何熟悉科莫数十年来行事风格的人来说，这种担心都并不多余，霸凌、羞辱、报复，是科莫对待政敌甚至同党内有不同意见的他人常用的手段。他的父亲马里奥·科莫同样是纽约政界的重要人物，是一位在里根主义盛行时期依然被受爱戴的民主党籍州长，行事风格温和、友善，但曾为父亲担任竞选经理、顾问和助手的安德鲁·科莫，则负责在“阴暗面”完成了许多霸道、蛮横、不那么光彩的事情：比如在1970年代的一次竞选中，曾有传言父亲的竞选对手是一名同性恋，于是在一个竞争激烈的保守选区一度出现了“投票给科莫，不给同性恋（Vote for Cuomo, not the Homo，在英语中上下两句谐音）”的海报和传单，虽然最终没人能完全确认，但许多人都相信是安德鲁安排了这批极其糟糕的人身攻击。在为成功当选的父亲工作期间，安德鲁因类似的行事风格很快得到了“黑暗王子”这个绰号，翻查《纽约时报》的档案，早在1986年就有报道用“冷酷无情（ruthless）”来形容他。
在安德鲁·科莫自己的政治生涯开始后，他霸道、蛮横的行事风格有增无减。从下属、议员到记者，许多在纽约政治界工作的人最害怕的事情之一，就是收到来自州长办公室的电话，因为科莫本人或他的资深下属往往会极其气愤、无理地在电话中羞辱对方，直到对方答应科莫的要求或放弃对科莫的做法、政策表达反对：一位众议员对 Politico 讲述了自己在驾车途中被迫停在路旁，接听科莫长达45分钟充满愤怒喊叫的电话的经历；长期对科莫政策不满的韩裔州议员罗恩·金（Ron Kim），年初时在公开批评了科莫新冠疫情期间对养老院的处理不当后，也在几天后毫无防备地接到了科莫的电话，科莫威胁要让他“体会到自己的怒火”，并说自己能“毁掉他的政治前程”，要求他重新发布一份支持自己的声明。而当自己想要斥责的对象是女性时，科莫往往将出言威胁的工作交给资深女性下属来完成，常常担任这一角色的是他最信任的顾问之一梅利莎·德罗萨（Melissa DeRosa）：一位州内工会的政治主管就曾因一条批评科莫政府的推特，接到了她愤怒要求自己将其删除的电话；在州政府内工作的多名女性员工也都描述过被德罗萨无理训斥的经历；去年五月，当另一位女性州议员亚历桑德拉·比亚吉（Alessandra Biaggi）在社交媒体上批评科莫的疫情处置后，她收到了德罗萨的数条极其粗鲁的短信，斥责她“满口胡言（full of sh*t）”，是“一个糟糕的人（a pretty terrible person）”、“反复无常的骗子（a revisionist liar）”、“很恶心（disgusting）”。
而科莫也同样尝试过用同样的手段对待自己性骚扰的指控者。就在去年年底第一位女性博伊伦发出那条不算具体的指控推文后，科莫和德罗萨立刻召集了一些信任的顾问，商讨对策来降低博伊伦的可信度，所制定的“方案”中包括向媒体泄露博伊伦的个人信息，并一度起草了一封抹黑她“个人品格”的信，其中称是博伊琳主动表达了对科莫的“爱慕”、曾夸赞他“外表帅气”，并指责她“对待下属糟糕”等等。他们还有意提防、提前“扑灭”其他可能存在的指控：当发现一位还在政府内工作的女员工在社交媒体上印证博伊琳的发言时，德罗萨便要求她的一位朋友在电话中询问她是否有具体指控并录音，显然是用来提前打击可能指控的可信度。科莫的这一系列行为的确发挥了作用，后续调查发现，在他身边遭受过类似经历的数位受害者都因此打消了发声的念头，其中一位甚至说“会把（遭受骚扰的经历）带进坟墓”。
专横霸道与白男政客的“男性气质”迷思
显然，科莫蛮横、霸道的行事风格并不是一个秘密。但这几乎没有对科莫的支持率造成影响，因为一直以来，白人男性政客往往可以将行事霸道的行为，塑造成一种中性甚至积极的“个性”，以此展现“男性气质（masculinity）”甚至会被视为是有魅力的。这也一直是科莫所采取的策略：他经常声称，自己之所以能够在纽约州成功推动许多进步政策，就是因为这种“果断”的风格；当年初因指责他疫情处理而收到愤怒电话的州议员罗恩·金公布这段经历后，科莫的回应除了否定其中最无理的部分，更将自己的情绪解释为对“掺杂私利的无意义争执”没有耐心、急切希望所有人都能回到为纽约做实事的轨道上来。
长期以来，纽约州选民对此也并没有过多质疑，毕竟在科莫的任期中，纽约州的确通过了许多大胆而进步的政策，如实现同性婚姻平权、控枪立法、完成一系列基建项目等等，于是，许多纽约选民就将这些成就视为科莫“果断”风格的成果。
但在经历了 Metoo 和数场种族正义运动后的美国社会，已经有越来越多人能够看出，管理者粗暴、蛮横的风格，往往是白人男性独具的特权，是他们对自己能够肆意使用这种特权的展示。而在仔细审视后，人们便不难发现，这些成就其实与科莫自我标榜的“果断”并没有什么关系，而更多因为纽约州本来就有全美国最支持进步主义和多元文化的选民，推动这些政策所面临的阻力自然不能和民主党以微弱优势执政的紫色摇摆州相比；相反，科莫的“果断”手腕，则多用于巩固自己在州内政治格局中的权力，尤其是当部分选民对更多、更大胆进步主义政策的期待威胁到了他的权力时。
在纽约州参议院的民主党党团中，长期以来存在一个由保守派民主党人组成的团体，名叫“民主党独立会议（Independent Democratic Conference，常简写为IDC）”，他们在竞选时使用民主党籍，却在投票决定州参议院领袖时与共和党达成协议，投给了一位共和党人，从而有效地将州参议院的控制权在民主党占多数席位的情况下交给了共和党；纽约州众议院（New York State Assembly）则同时由民主党控制。科莫一直是这个听起来略显迷惑的安排的坚定支持者，因为任何法案的通过自然要需要两院同时批准，而这种两院权力与意识形态的“分散”就能让科莫在其中担当调和者的角色，主动决定在推动哪些政策上打破僵局，从而将决定纽约州政治前景的控制权留给自己，同时还可以将成功推动通过的政策归功于自己、将未能推动的责任推卸给分裂的两院。
所以，从科莫的第二个任期内开始，一批刚刚走入政坛但更加大胆的年轻人开始挑战科莫对权力的控制，希望在民主党内部选出更多支持更鲜明进步主义、少受“建制（establishment）”束缚的人选。不同于欧洲国家的议会制，美国的两党制中，小党往往不直接在选举中推出自己的候选人，而是通过参加两大党初选或背书方式影响政治。然而，在2018年纽约州长和议会的选举中，一个支持以进步主义经济、社会政策为中心价值的小党“职业家庭党（Working Families Party，缩写WFP）”便集中在民主党初选中推出了一批多为少数族裔、女性和性少数的年轻候选人，甚至成功招募了一位州长职位的挑战者，她名叫辛西娅·尼克松（Cynthia Nixon），并在竞选过程中十分直接地批评了他的行事风格，指责他“霸凌任何批评他的人”，称他是“恶霸安德鲁”，而自己“应对恶霸只有一种方式，就是勇敢面对他”。这样直接而刺耳的挑战在当时是十分罕见的，于是整个“职业家庭党”立刻成为了科莫穷尽各种手段霸凌和打击的对象。科莫首先也成立了一个小党，取名“女性平等党”（Women’s Equality Party，缩写为WEP），其缩写与“职业家庭党”的缩写WFP只有一字之差——鉴于科莫的挑战者尼克松是一名女性，而他亲自成立的、名字中带有“女性”字眼的党自然会支持科莫，这个做法显然是为了迷惑选民，让选民在区分选票上不同党派、候选人的难度加大，从而稀释尼克松与WFP获胜的可能。
显然，尼克松对科莫的挑战失败了，但WFP在众议院中的候选人还是击败了足够多上文所说保守民主党团体IDC成员，让民主党成功拿到两院控制权，从而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科莫的权力。在党内初选结束后，WFP起初发表的声明表示自己“虽然和科莫有诸多不同意见，但对他的认同远比共和党多”，其主席不久后就接到了科莫打来的电话，在电话中，科莫直接威胁到“如果你再说我‘仅仅是比共和党强’，我就会说你仅仅比儿童强奸犯强”；而在成功当选开始下一个任期以后，科莫甚至着手修改州选举规则，提高了小党被写进选票的门槛，希望以此彻底消除WFP等党派对他造成挑战的可能。
不难看出，科莫种种粗暴、霸道的行事方法，所服务的并非纽约州居民的福祉，而是自己手中愈发坚固的权力；甚至在去年的疫情处理中，他永远手握最终决定权的冲动，造成了极其糟糕的后果：科莫的霸道作风让他长期以来和纽约市市长白思豪（Bill de Blasio）关系紧张，在去年三月疫情重创纽约的几个星期里，科莫多次驳回白思豪在纽约市内封锁、关闭餐厅和学校等场所的命令，原因是不满白思豪在作出决定前未经自己允许、这些措施未能由自己领导和宣布，最终结果往往仅是同样的措施被延迟数天重新实施；事后，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份研究显示，如果实施封锁的延迟能够被避免，那么仅在纽约城区被新冠夺去生命的人就能减少一万七千多名。但这个教训不仅没有被两人吸取，同样因抢夺“主导权”而产生的混乱在秋季疫情再次恶化时重新上演了一遍。
而在对科莫性侵指控同时发酵的另一桩丑闻中，同样可以看到他的一贯作风是如何导致灾难性决策的。疫情初期，为了防止纽约医院出现医疗资源挤兑，科莫要求州内养老院在确诊居民出院后，立刻将他们接回，这一决策在日后被证明使病毒在养老院内不受控制地扩散，造成了许多本可避免的感染和死亡。鉴于疫情初期所有人都面临着恐慌、混乱、快速更新的信息和巨大的不确定性，这类失误其实并不罕见，也是可以理解、接受的；但科莫由于过于惧怕自己“一切尽在掌握”的形象受损，命令总结此事的州卫生部门修改调查结果，从最终报告内的死亡人数中剔除了在转移到医院医治无效的病人，经后续调查发现，被减去的人数高达3600人，隐瞒了近50%的养老院死亡病人。这个和特朗普政府几乎无异的做法让许多纽约选民瞠目结舌，不敢相信曾经在全国电视台上安抚人心的州长实际所考虑的是不让人命攸关的失误抹黑自己的公众形象。
但科莫专横作风的有害属性，是在无数糟糕决策被成功粉饰和掩藏、无数此前挑战他权威的人失败甚至付出代价后才被大多数人认识到的。而如果你横向对比一下少数族裔、女性在同样身份中受到的苛刻对待，就很容易看到这一切为什么是“主流身份”携带特权的体现：直到今天，乔布斯对待下属时常有的蛮横无理，直接被神话为他“天才”的一部分，成为被许多人学习的“独特管理者风格”，哈维·韦恩斯坦除身为性骚扰惯犯以外的另一个长期以来在行业内人尽皆知的“秘密”，就是他的粗鲁无礼和极其糟糕的脾气，但这也一度被人们相信是他在影视行业内巨大成功的“秘诀”之一；相比之下，少数族裔和女性即便往往竭力避免任何愤怒、情绪化的表达，却依然难以避免被贴上“愤怒女性/黑人”的标签从而招致反感：奥巴马在去年年底出版的回忆录中写到，被以福克斯电视台为代表的右翼媒体歪曲为“攻击美国、攻击白人的愤怒黑人”给自己带来了多么大的困扰，以至于在种族正义的问题上他们很多时候会避免表达自己最为真实的观点，相反要考虑白人受众的感受会不会被“刺痛”、“冒犯”；去年大选中，决定参议院控制权的两个席位最后都落在了佐治亚州两名参议员的特别选举上，共和党对待民主党竞争对手的策略，是尽力“忽视”身为犹太人的奥索夫（Jon Ossoff）的存在、同时将攻击火力全部集中于另一位候选人拉斐尔·沃诺克（Rev. Raphael Warnock），一位黑人牧师和民权活动家，将他塑造成一个极端而愤怒的形象，说他对美国、佐治亚州、社区甚至代表中产阶级家庭形象的宠物狗都心怀仇恨和怒火，唤起选民对这样一个黑人刻板形象的恐惧；20年前，当希拉里竞选纽约州参议员时，尽管克林顿已经是一个让保守派美国人并没有太大恶意的政治人物，希拉里仍然没能逃过被刻画为“愤怒女人”这种代表了自私、冷漠、野心和过盛权力欲的形象，以至于她在当选后，需要向参议院中的男性同事作出额外努力来表现自己的“谦逊”、“随和”、“乐于合作”，如主动向攻击过自己的政治对手表达友好、向资历更高的男性同事请教自己可能已经知道的议事程序、将他们介绍给自己的母亲等家人、在合影中主动空出中心位置......等等，可就算如此，愤怒、野心的形象依然伴随了她日后所有的竞选过程。
2021年8月4日，美国纽约曼哈顿，示威者聚集在纽约州州长科莫的办公室外抗议，呼吁其辞职。
性侵惯犯背后的“有毒系统”
如果科莫的行为，展示了以白人男性为中心的不平等权力结构多么根深蒂固，那么从另一方面来看，科莫接受的调查和最终承受的后果，也相应地展示了在一层层曾经坚固的结构性不公上第一次出现了肉眼可见的裂纹。
在经历了韦恩斯坦、特朗普、最高法院大法官卡瓦诺、福克斯电视台创始人艾尔斯（Roger Ailes）等众多案例后，无论是公众还是司法系统，都学习到了更多性暴力受害者的特殊性——他们往往无法为自己遭到的侵害留下清晰证据，可能出于权力不平等而在事后依然无法远离侵害者，可能会不愿向身边亲近的人讲述这段经历，甚至可能无法回忆起他人觉得并不难以记住的现场情形......因此，哪怕看似存在“不完美”之处，每个指控都应该得到足够认真的对待和调查；另一方面，侵害者的行为往往不是一次性的，而会存在横跨时间、地点的“行为模式（pattern）”，同时围绕着他的往往还有一个“有毒（toxic）”的环境、系统，来合理化、日常化侵害行为同时打压受害者的发声，因此在调查时，证实行为模式和有毒系统的存在是十分关键的突破口。
这一切也正是受害者对科莫作出指控之后所发生的。就连科莫本人也不敢断然轻视受害者的声音，像过往的侵害者一样将事情塑造成罗生门（“he said, she said”）的局面，而是在否定前表明自己“会严肃对待每一个指控”。纽约州检察长詹乐霞随后的调查，也准确聚焦在了“行为模式”上，并找到了至少11名受害者，其中包括上文所说本想“将指控带进坟墓”的行政助理；迄今为止所有指控中最严重的来自一名州警，她对调查员说，科莫因为自己的外貌将她招入州长的安保队伍，并在之后的多个场合对她实施了性骚扰，如在她为科莫扶住门时摸她的腹部、在电梯中用手顺着她的脊柱部位从上向下滑、未经同意的亲吻、和诸如询问她“为什么没有穿裙子”等语言骚扰，她的说法得到了目击者的验证——换句话说，一位工作是保护科莫安全的下属，自己的安全却在工作中被科莫多次侵犯。这次调查同时证实了“有毒系统”的存在：科莫本人和以德罗萨为代表的资深职员在构建了一整套糟糕的职场文化，一位调查人员称在这种文化下“你不能对州长或资深下属说‘不’”，否则就会“（让自己的成就）被抹除、被忽视或更糟”，且“忽视、常态化了（不适当的）‘调情行为’、身体接触和言语”——这样的打压的确打消了一部分受害者发声的念头，调查报告列举的11名受害者中绝大多数都出于恐惧而不愿透露身份，且若非被主动联系，根本没有想过自己会有向外界讲述自己经历的任何可能。
科莫自然尽其所能地对抗了这个调查结果：称主导调查的詹乐霞存在“政治动机”、“只听取了指控者单方面的视角”、好像“同时担任了检方、法官和陪审团”；对于自己的不恰当行为全盘否定显然已经不再现实，科莫便选用了另一种十分常见的自我辩护方式：自己“身为意大利裔美国人”，因此习惯于以短暂的身体触摸表达对旁人的感谢、热情，同时没有意识到时代的前进、这些行为已不再恰当，自己从来没有实施骚扰或暴力的主观恶意。
这种情况当然是存在的，在“没有恶意”、没有恶性的骚扰或暴力、认识到曾经的习惯在今天的不适当以及有反思和进步的诚意这几个条件下，当事人也可以被理解和原谅，毕竟是时代的进步改变了同一种行为的性质，期待人们能在所处的时刻预见未来的进步显然并不现实。但人们是能对借口和现实做出区分的：比如早在拜登宣布参加2020年大选初选前，就有一些曾经与他有所交集的女性表示，他在公开场合通过触摸肩膀、脸部的打招呼方式让自己感到不适，但她们同时表明这种行为对自己并未构成骚扰，也不具备恶意，只是希望对即将重回政治舞台的拜登发出提醒，拜登的反应也十分迅速，像被自己无意冒犯的所有人表达了歉意，解释曾经自己的无意识，并承诺会在性别议题方面不断学习和反思——这场符合上述几个条件的互动，并未对他之后的政治生涯造成影响。但科莫的行为却在每一方面都具备完全不同的性质：无疑，他当然完全具备实施骚扰的恶意意图，更不是“没有意识到自己行为的不可接受”，相反，捍卫女性权益一直是他的中心政治标签之一，他不仅多次以此作为自己筹款、竞选的中心议题，更是签署了降低受害者指控门槛、延长强奸案追诉期的法律，并要求纽约所有工作场所进行性骚扰防范训练；他的顾问中也有许多知名的女性权益倡导者，如曾任米歇尔·奥巴马的幕僚长、女性权益保护组织 Time's Up 创始人陈远美（Tina Tchen）等，科莫常常将和她们的合作作为自己的政绩宣传出去——换句话说，他不可能对性别议题方面法律、观念的变化毫无意识，也一定清楚自己的行为意味着什么、会给受害者带来怎样的感受。但调查显示，科莫对上文所说州警的一次骚扰行为，就发生在签署反骚扰法律的一天以后，而在第一个指控者博伊琳发声后，参与科莫掩盖证据、打压受害者行动的，就包括陈远美在内长期和科莫合作的几位女性权益倡导者。
所幸的是，这样的借口在今天已经失去了任何说服力。调查报告公布后，纽约州两名联邦参议员吉利布兰德（Kirsten Gillibrand）、多数党领袖舒默（Chuck Schumer）和所有纽约州联邦众议员再次联合敦促科莫辞职，拜登也不再保持审慎，重复了同样的表态，纽约州众、参两院也宣布启动对州长的弹劾程序——对比科莫在这近十年里对权力的把控之牢和其他人一直以来对他的恐惧，他如今走投无路的境地哪怕在几个月前都是难以想象的。权衡之下，相比遭到弹劾，他选择了主动辞职这个多少为自己留存了最后一点政治遗产和主动权的选项。
尾声
政客不再能轻易逃脱为性骚扰行为承担责任，仅仅是近年来诸多改变的一个方面；从更广义上来看，“男性气质”也愈发不被视为政治人物、领导者身上的一种优点。拜登政治生涯中的几次总统竞选过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在前几次失败的竞选尝试中，都过分地展示了自信、果断、强有力等气质——这是一个在几十年前成长起来的男性政治人物无法避免的；但在最终成功的竞选中，在曾经车祸失去第一任妻子和女儿的基础上又经历了大儿子的因病去世和小儿子与药物成瘾的艰难斗争，他更多展示了这些经历带给自己的伤痛和脆弱，以及对面临同样挣扎的人们的共情，这些与传统男性气质正相反的特质，让他与无数因疫情承受了类似伤痛的普通美国人产生了更深的连结；民主党初选中，另一位长期处于领先地位的候选人皮特·布蒂吉格同样是这种变化的一个典型例子，温柔、共情同样是他展示最多的特质，作为第一位有获得提名希望的 LGBTQ 候选人，他更是经常提及自己在保守州生活而不愿出柜、以至于在入伍被派往阿富汗时“可能我直到牺牲都还没体验过爱一个人的感觉”，这种关于痛苦和脆弱的表达，同样让他与许多属于长期被边缘化的身份群体的普通人产生了格外强大的连结；从整个社会层面来看，“男性气质”也愈发频繁地与形容词“有毒”连在一起使用，人们开始反思，从小受到“男性气质”的规训是让许多男性缺乏情感表达能力、遇事更易诉诸欺凌和暴力、并让整个社会层面上系统性的“男性特权”得以被维持甚至加固的原因，并开始探索如何从对男孩的教育开始打破这样的恶性循环。
从围绕科莫这场集中了如此多元素的风波，我们突然看到，以 Metoo 为中心的反思和讨论，已经从广度和深度上达到了最初没有人能预料到的程度；而这场探讨的发端和维持，都来源于性暴力受害者的勇气。性暴力受害者间的支持、共情、守望，推动了整个世界在性别议题方面可观的前进。所以，科莫事件一定会成为一个在未来回望 Metoo 时被记住的里程碑：一个多年以来享受男性特权、动用男性气质加固权力的男性，被遭受欺辱却没有屈服的女性受害者用勇气最终击碎了他看似坚固无比的权力；而只要类似的侵害者、类似的结构性不公依然存在，这样的故事，一定会在未来一次次地继续发生。
参考
A Promised Land by Barack Obama
Becoming by Michelle Obama
She Said: Breaking the Sexual Harassment Story That Helped Ignite a Movement by Jodi Kantor and Megan Twohey
Catch and Kill: Lies, Spies, and a Conspiracy to Protect Predators by Ronan Farrow
Joe Biden: the Life, the Run, and What Matters Now by Evan Osnos
Shortest Way Home: One Mayor’s Challenge and A Model for America’s Future by Pete Buttigieg
责任编辑：伍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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