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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长河中，1978年12月18日，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历史时刻之一。一个推动中国历史大转折，开启国家新命运的会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举国期待中拉开帷幕。
（1978年12月，北京，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全面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重新确立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拨乱反正，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会议还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
当我们站在2018年这一时刻，回首改革开放40年的起点，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总计120个小时，那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短短一瞬，但在共和国的历史上，这个一瞬非凡而深远，其历史意义之重大，无论怎样强调似乎都不过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代表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就发生在这120个小时之内。而正是这120个小时，一个令中国天翻地覆的新词汇——“改革开放”猛然跳入国人视野，而一个伟大的时代也就此正式踏上征程。
1976年三位共和国最重要的缔造者相继离世，而“四人帮”疯狂权术早已让国人愤懑难耐。这年10月，中国共产党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但经济几乎崩溃的中国又该何去何从？让“两个凡是”禁锢历史手脚继续沿着“左”的路线走，显然不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犹如在阴沉的天空中撕开了一道裂口，赋予真理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客观标准，让国人看到了一片新的天空，嗅到了一股新鲜的空气。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前拟定的讲话提纲手稿。邓小平在此次会上所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实际上成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基本陈列：复兴之路展品）
为统一全党思想，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长达36天的时间，全体中央委员云集北京京西宾馆，这就是著名的“中央工作会议”。11月13日，邓小平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为题发表讲话，正是这次会议，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定下基本调性。讲话中，小平同志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江泽民同志说，“这篇讲话，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的禁锢，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
中央工作会议为中国改革开放做了重要铺垫。当时，所有参会人员都没走，留在北京稍事休息，等待一个重要历史时刻的到来。1978年12月18日，一个推动中国历史大转折，开启国家新命运的会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举国期待中拉开帷幕。全会决定，从1979年起，全党工作重点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全会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提法；全会重新确立党组织路线，健全党规党纪，健全民主集中制，反对个人崇拜，加强集体领导；全会平反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分清了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全会提出要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推行农村联产计酬责任制；全会提出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咸阳纺织工人们在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
一系列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转变，标志着中国从此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探索，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而指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的理论武器——邓小平理论，也是在这次全会前后开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无疑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坐标原点，正是它为中国指明了一个新的航向。
（《中国经济周刊》首席评论员 钮文新）
亲历者于光远：
十一届三中全会那五天
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的日期是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为期5天。会前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举行的日期是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为期36天，中央工作会议举行的时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七倍，的确为全会做了充分准备。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能理解，何以五天的全会能开得那样成功。
出席者和列席者名单中央工作会议于1978年12月15日散会，18日就要举行三中全会。不是中央委员的人要离开京西宾馆。曾涛、胡绩伟和我等少数几个“非中央委员”留下来了，仍住在原先的房间没有动。
12月15日是个星期五，周末我回家休息了两天。在回家前我已经知道三中全会的议程，18日是阅读学习文件和传达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三位中央领导人的讲话。议程上当然不会说参加了工作会议的人可以不阅读文件，但事实上听过那三个讲话，又在14日、15日两日讨论过那几个讲话的人，18日能自由支配时间。
12月18日星期一我回到京西宾馆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研究那个三中全会参加者和列席者的名单。从这张名单知道，十一大选出的333名中委和候补中委中，有六位已经去世，他们是郭沫若、罗瑞卿、彭绍辉、王铮、林李明和谢正荣。前四位我熟悉，后两位不熟悉。
在余下的327人中，又有25人由于种种原因经中央决定不通知他们到会。余数是302人。
这张名单上因事、因病请假的有21人。实际出席三中全会的中央委员169人，占中委201人的84%，大大超过法定人数。开这个三中全会的目的是对中央工作会议准备好了的事履行合法手续，所以这个名单很重要，会议准备的名单就比中央工作会议搞得严密多了。
这张名单上列为列席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有9人。他们是宋任穷、黄克诚、黄火青、胡乔木、韩光、周惠、王任重和习仲勋，都是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建议增补为中央委员会的人，而且一旦全会通过增补他们成为中委，他们便成为既有发言权、又有表决权的出席者了。
曾涛、胡绩伟、杨西光和我，可能还有别的很少几个人都不是中央委员，但因有可能工作需要，中央工作会议散会后没有离开京西宾馆，无以名之，就叫做非正式列席人员吧。非正式列席人员没有上名单。我注意到毛主席著作编委会办公室的李鑫等人似乎没有留在京西宾馆。
在12月18日上午我看到的三中全会分组名单按工作会议的6个组分组，各组召集人不变，原来在组内的中委不变，各组人数比以前只略多一些，西北组从原来的35人增加到44人，加上宋任穷、王任重两位正式列席者共46人，没有上名单的我，就自动按照老规矩去西北组听会。
五天日程安排会议以12月18日整天阅读中央工作会议文件和传达闭幕会上邓小平、叶剑英和华国锋的讲话。
这次全会没有做主题报告。从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三位中央领导人讲话的内容来看，邓小平的讲话由于精辟地、全面地论述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任务和组织问题，出席者都知道它实际上就是这个全会的主题报告。
18日晚上，在京西宾馆举行三中全会第一次大会。大会上华国锋讲了这个会议的开法、会议的议程等。这些话是他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已经讲过的那些。他的讲话很短，从内容上看很明显地不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19日各组继续看文件，西北组首先开始讨论。从20日到22日各组进行讨论。我的印象，增补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增补陈云为党中央副主席这件事，都是在一天的大会上表决其他问题之前通过的。我记得三中全会只在第一天和最后一天开了大会，其余都是分组会。
三天分组会的内容，概括起来有四条：第一条是原先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中委们以发言的形式向未参加会议的中委们介绍中央工作会议的情况；第二条是所有出席者都对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中央领导人的讲话表态，对全会增补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副主席表态，对中央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单表态；第三条同中央工作会议一样，对“两个凡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平反冤假错案、康生问题等发表意见。还有一个，即第四条便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草稿表态并提修改意见。
三天分组会做的事情是很多的，但是会上不再有不同意见的讨论。会上对汪东兴和有些同志继续发表了一些批评意见，并揭露了一些中央工作会议还没有揭露出来的新情况。
最后一天晚上举行了大会。大会首先通过关于增补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副主席，原则通过两个农业文件和1979—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通过全会公报。在增补前，三中全会的正式列席人员还没有表决权，增补通过后选举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时他们就有表决了。
选举结果，候选名单100位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全部当选，并选出第一书记陈云，第二书记邓颖超，第三书记胡耀邦，常务书记黄克诚，还有副书记11人、常委23人。陈云当选后在会上发表了讲话。
举行三中全会的过程中没有什么事要我做，简报很少，六个组的简报加在一起只有中央工作会议的一个组那么多，阅读简报不花太多时间，我过了五天比较轻松的日子。
（此文为《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王红茹于2009年采访于光远先生的文章。国税总局原局长金鑫对本文亦有贡献。）
责编：郭芳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第3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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