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原借款”是指民国初年日本帝国主义为支持中国皖系军阀，所给予段祺瑞政府的大批借款而言。因其中主要部分系由日人西原龟三所一手经办，故习惯上将这一时期日本对华借款统称为“西原借款”（实际上两者应有所区别）。
但当时中日两国政府对借款一事均讳莫如深，如寺内内阁藏相胜田主计在《从根部瓦解：对华贷款》一书中说：对华借款“若事未成以前泄露于外，或为报纸所记载，即于日本大有利益，亦有不能成立之虞，是则予所屡次经验者也”。
段祺瑞政府更是唯恐世人知其卖国行径。报纸有时透露些消息，也是零星片断，并无一定可靠根据。因此，在各种著述中遂众说纷纭。
西原龟三系日本首相寺内正毅的亲信，与胜田主计同为寺内之智囊，内阁对华侵略方案和政策，多出自他们之手。西原更是多次往来于东京与北京之间，进行秘密外交活动。
据他本人所写回忆录《七十余年的梦》记载：在大隈内阁倒台前夕，他奉寺内之命，前来北京调查当时中国政治情况。在此期间，西原就日本对华侵略政策，广泛征求日本在华各方面人员的意见。
经其归纳，认为大体有两种主张：一种是以斋藤季次郎为首的驻华武官，以及在华新闻记者和实业家们（如正金银行等），主张“强横蛮干”；一种是以公使馆官员为中心的在华顾问等的主张，则有些类似“宋襄之仁”。
西原说：“我本人的看法，适介于此两者之间，即认为‘宋襄之仁’固不可行，‘强横蛮干’亦大不可为……目前形势已迫使我们必须拟订一个妥当准确的对华方案。就目前日中关系看来，两国之间连一个小小的经济基础都没有。恰如建筑房屋必先打好地基一样，目前首先打下一个经济基础，实为当务之急。”
西原返回东京后，即草拟了一份《在目前时局下对华经济措施纲要》呈递给寺内，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应将我国有力之银行及与中国关系密切的纺织公司和实业家，组织起来，结成团体，实行对华投资，以确保我们在华之经济基础。
（二）为救中国目前之急，上述对华实业投资团体，应提供两千万日元对华借款，以中国京张、张绥铁路及其它作为担保；但利息和条件应尽量从宽。
（三）为了稳定中国财政，应使中国政府采取下列措施，以为长远之计。”（其具体措施大要为：整顿金融，发展交通；设立省立银行，改革币制，建立金本位，资金可由日本供给；聘请日人担任财政顾问；等等。）
上述意见基本为寺内所采纳。1916年12月西原第二次前来中国，在北京与曹汝霖、陆宗舆商谈，结果签订了交通银行借款（500万日元），此即为“西原借款”之嚆矢。自此以后，连续签订了大批借款，据西原本人记载：
由1916年至1918年，他所经手的借款共七项，即：
（1）交通银行借款：第一次500万日元，第二次2000万日元；（2）有线电信借款2000万日元；（3）吉会铁路借款1000万日元；（4）吉黑林矿借款3000万日元；（5）满蒙四铁路借款2000万日元；（6）济顺、高徐二铁路借款2000万日元；（7）参战借款2000万日元。总计：1亿4500万日元。
以西原回忆录所记与日本外务省档案中《西原借款仕拂明细表》核对，两者完全相符。
关于寺内内阁对华借款总额，最初刘彦在其所著《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一书中，曾估计为4亿6000万日元（将拟借未成之款也包括在内）。嗣后，所出版各书多沿袭刘书之说，将借款总额写为“5亿日元左右”，个别的书甚至讹误为“5亿美元”。
1962年出版徐义生编《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一书，在论述这一问题时说：“根据当时日本藏相胜田主计的秘密招供，在寺内内阁成立时（1916年10月9日），各种对华借款仅1亿2000万日元，而在其成立后至退职（1918年9月29日）的两年内，新成立借款约达1亿8000万日元……这些借款就是所谓‘西原借款’”。
据已发现的材料看，胜田主计所提供的数目，无论是就西原所经手者，或与当时借款总额相核对，均与事实不符。因为即使根据以往已经公开的借款数，就远远超过2亿日元以上。
寺内内阁对华借款（包括日本财阀投资）究竟有多少呢？据日本外务省亚细亚局昭和元年（1926年）编《对支借款一览表》及北洋军阀政府1923年编《关于民六以来所有借款合同尽各部所有送请大总统咨一件》，并参考其他有关资料，初步统计：自1916年10月至1918年9月，日本对华借款共89项（其中有三项系与英、美、法等国共同借款），总计2亿9500多万日元。其中借予北京政府和各省地方政府者2亿8000余万日元（包括南方各省地方政府七项借款1050余万日元），借予个人或企业公司者1650余万日元。从上述统计可以看出，借款的90%是给予皖系军阀的北京政府或各省地方政府。
这批巨额借款，名目虽然繁多，用途却只有一项，即成为皖系军阀发动内战的军费。据当时曾任段祺瑞政府财政总长曹汝霖在其《民初外交回忆录》中说：“其时，财政困难已达极点，各省应解之款，都为督军扣留，发行国内公债，则旧公债尚未整理，续募为难。借外债则有四国银行团之约束，缓不济急，且不易磋商。因西原有‘如有所需，可以效力’之言，乃与商向日本政府借日金2000万元，以有线电信作抵押品……此款彼此心照，不用于电信方面”。
当时北京政府日常军政开支，“每月需2000万元，而财政部可靠收入，每月只余关余、盐余（海关税、盐税抵押外债，每月付息所余者）、烟酒税、印花税、所得税等等，合计不足1200万元，尚短800万元，则借借款为弥补”。
事实证明，本来已经困难重重的财政开支，每月加上如此沉重的军费负担，如果没有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皖系军阀根本无力进行内战。段祺瑞的所谓“武力统一”，实际上反映了日本侵略势力向中国南部扩张的野心。
同时，日本也通过上述手段，乘机在华攫取了大批政治经济权益。日本首相寺内在其下台后曾得意地说：“大隈内阁向中国要求二十一条，惹中国人全体之怨恨，而日本却无实在利益。本人在任期间，借与中国之款，三倍于从前之数，其实际上持植日本对中国之权，何止十倍于二十一条”。寺内的自我招供，正从反面说明了“西原借款”的侵略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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