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2年（同治十一年），晚清重臣李鸿章在上疏同治帝时提及：“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末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从当时的社会大背景来看，由于清王朝在鸦片战争中一败涂地，其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接踵而至，欧洲列强在清朝百姓的唾骂与声讨中强行划分了各国在华势力范围。
一个半世纪后的今天，关于李鸿章其人的千秋功过早已盖棺定论。但从其过往的功绩来看，他必定是功大于过。早年间他曾在安徽老家组织淮军，以雷霆手段镇压天平天国的起义，后又组建北洋水师，顶着重重压力与阻力签订了《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30多个不平等条约，致使其身后骂名无数。
事实上，早在李鸿章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说提出的24年前，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伟大先驱、著名地理学家徐继畬就曾在其所著《瀛寰志略》中基于对世界历史的变迁、国际地缘政治的变化做出了清醒的预判。
不仅如此，他的“大变局”论断还是中国近代思想萌芽和演进的起点，从大范围来说，深刻反映了清末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交等各领域经历的转型与阵痛。
宏观角度来看，由当代著名学者龚鹏程教授等人编写的《历史大变局：形塑中国三千年》一书分为上、中、下三册，收录了从远古的三皇五帝至近代的辛亥革命期间的139篇影响并改变了中国历史，同时也形塑了中国历史的经典篇章，可谓体量巨大，以点带面，从中自可一窥全面的中国历史发展轨迹。
《谏逐客书》：优秀的古代法定公文。与魏征《谏太宗十思疏》一样，行文主体是臣子，谏言对象是君主。首见于《史记》，其写作背景在于秦国发现水工郑国乃韩国派来的奸细，明为助秦修渠灌溉，实为消耗秦之国力的“疲秦计划”，使其无力进攻韩国。始皇遂下令驱逐包括李斯在内的所有在秦他国客卿。文章条理清晰、层次分明、引经据典、大气磅礴，成功打动了始皇，李斯因此奇文而名垂千古。
《出师表》：分为《出师表》和《后出师表》，本书收录的乃蜀汉建兴五年（227年），诸葛亮兴兵伐魏前夕呈给后主刘禅的表文，即名气更大的《出师表》。表中言辞恳切地表达了对后主亲贤远佞，以完成先帝刘备“光复汉室”大业的殷殷期望，展现了诸葛亮“北定中原”的坚定信心和对于蜀汉忠贞不二的高贵品格。完美诠释了何为“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
《兰亭集序》：晋穆帝永和九年（353年）正值多事之秋，永嘉之祸、五胡乱华、中原丧乱、衣冠南渡等载入史册的大事件皆发生于这一时期之前。因此，这不仅仅只是一篇王羲之等众才子于春和景明的会稽山寄情山水的散文游记，后半部分笔锋一转，“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的良辰美景表面之下掩盖的是王羲之对关于人生天地及自身命运的感慨，并对于时局抒发了浓浓的忧虑之情。这篇序后常被后人与苏轼《前赤壁赋》相提并论。
《大唐西域记》序：众所周知，成书于唐贞观二十年（646年）的《大唐西域记》是唐代高僧玄奘、辩机师徒编纂的地理史籍，记载了师徒二人从长安（今天的西安）出发西行游历西域两百多个国家与城邦（包括诸多不同民族）的见闻和风土人情。总体来说，这篇序描述了唐朝人佛教观下的世界图像，并侧面表达了贞观年间开放包容、多元化的外交政策。
《师说》：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以其极高的文学造诣，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更以“文起八代之衰”赞扬韩愈毕生的文学成就。本文是韩愈散文中最为重要也是最具代表性的一篇论说文，不仅论述了师者的重要性和从师学习的必要性，更以一己之力对于当时社会上“耻学于师、耻为人师”的不良风气予以抨击，表达了超乎常人的勇气和敢为天下先的精神。
《太平天国奉天讨胡檄》：始于清咸丰年间、终于同治年间的太平天国运动尽管轰轰烈烈持续了13年之久，但从漫长曲折的中国帝制时期来看，依然渺小如沧海一粟。这一篇由太平天国元老杨秀清与萧朝贵合著的讨胡檄文是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军向湖南进发途中所发布的通告。从利己角度，旨在控诉清政府腐朽的统治和对于汉人的剥削压迫，丝毫不提“复明”以重建汉人政权的目的。但由于明朝覆灭已久，多数民众对于满清的统治早已麻木不仁，所以这篇通告并没有达到原本的期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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