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意见的核心思路是减轻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负担，依托公办学校为主要平台，延长在校时间的同时以多种形式降低学生的学科类教育压力，并对教育培训机构的定位进行了重塑。这个文件主要目标在于回归义务教育的公平性，将校外培训机构进行去资本化，以降低社会整体的竞争压力。
这一政策让很多资本看不懂了，美股里的中概股应声下跌。这点其实也不令人意外，应该完全在决策者的计算范围内。
这个政策的背后，其实是中国早已进入的第三轮自我革命之中。
新中国的成立可以说是中国第一轮自我革命，在这一阶段中国真正建立了有效控制基层的现代国家组织，并获得了基本的工业化基础。而改革开放事实上是中国的“二次革命”，也就是针对之前缺乏效率的状态，让中国依托可控的市场化实现经济的高效率发展。改革开放期间中国的观念体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组织和制度逻辑也进行了非常深入的调整，大量利益被重塑，其深度和广度事实上也是惊人的，视为“二次革命”没有问题。
改革开放让中国实现了整体的富裕，当然也造成了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积弊。我们看到的是，随着中国发展实现了有效的资本积累，资本的扩张在2010年后开始大范围出现并介入市场中。资本化带来效率，但如果转变为不可控的垄断，则将导致效率增长的终结。我们可以看到，资本在2010年后大范围渗透到国民经济的各个角落，以粗糙的方式寻求垄断以攫取利润最大化。
资本这套逻辑还有很重要的国际背景，那就是全球新自由主义秩序下的市场自由化、去政治化、去国界化。资本可以不断要求减少政府的监管，并且肆无忌惮地进行跨国资本运作。这套逻辑在新自由主义运行顺畅的时候，确实可以获得巨额财富。从各个电商平台的超额优惠、滴滴与Uber的合并案，再到各种资本进入教育培训市场。这些基于资本自身逐利性的操作本身是正常的，可以带来稳定的经济增长，但一旦失控实现了垄断，那么与其说带来了进步，不如说导致了更多的问题。
最严重的问题在于贫富差距的扩大，资本的自我加强能力是强大的。不用说其他领域的资本扩张，仅仅在教育产业里，资本操作会自发寻求超额利润，他们会通过持续的塑造紧张感来实现将更多人拉入一场无法退出的竞争之中，也就是传说中的“内卷”。这形成的，恰恰是在非生产性部门内的聚集过量资本，进而约束实体经济的发展。往极端里思考，当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为儿童教育倾注了大部分财富时，阶层恰恰会随着资源门槛的提高而进一步固化甚至更大范围的逆流动，因为这样的内卷游戏最终会让大部分人玩不起。消耗掉了社会财富，那么这一产业又会自发形成一套吸附资源的机制，不断自我加强。别的不说，不少北大清华的毕业生毕业后就从事教培行业，来钱快的同时事实上反而形成了一种人才浪费。谁来生产？谁来消费？这一种资本下场的极端情形或许不是太遥远的事情。
现在的第三轮自我革命，其实就是将改革开放以来的效率第一，往公平的方向回拉。但这种回拉不会回到计划经济上，而是一种基于市场机制的国家干预模式，是寻求效率与公平的整合。这一目标也就是未来数十年里中国政治的基调，公平、分享发展成果、人民生活提升，才是中国持续发展并应对各类国际风险的最强基石。
因此，具体到义务教育阶段的校外教育产业，堵死资本运作在教培行业内的活动空间，事实上还是可以避免一种非生产性部门的异化，对所有人的公平都有好处，好处不仅仅是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下降，也是在更大范围内通过国家干预方式将被教育禁锢的资源解放出来。至于对有钱人聘请家庭教师，这必然发生但也可以大大降低这类现象的规模，由于有钱人占比很低，其实对于社会整体影响依然很有限，不会形成阶级固化的问题。
这样，会有更多的资本从这类非生产性部门中析出，从而投入到更需要大量资本的技术、研发等发展领域，实现更为良性的资源配置结构。而这其中，资本当然也有很多有利润的产业可以前往。
当然，这个政策也并非没有问题，一个问题在于公办学校作为这套改革的核心，压力会骤然增大，而公办学校的资源来自于财政，这就对各地财政能力和制度弹性提出了新的挑战，各地实际执行情况也可能千差万别。因此到各地出台具体政策时，我们才能进一步看到不同之处。
大致上，义务教育阶段的内卷还是会偃旗息鼓，我们的孩子们或许可以拥有更多样的学习环境，更多样的运动时间，而不是过早地卷入高考指挥棒下刷题。这个政策在十数年后或许可以开花结果，也许是中国竞技体育的突然突破，也许是创造性思维的提高。未来会是什么样的，现在将有更多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