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王剑英
北京故宫
“紫禁城的红墙、金色的琉璃瓦、深红的廊柱、墨绿的古柏、汉白玉的雕栏……这些色彩总是异常分明。”这是老北京城留给鲁迅先生的色彩印象。
城市色彩体现着一座城市的气质与魅力，是城市个性的表达，并见证其独有的历史记忆。如何形成色彩丰富又统一和谐的城市色调，考验着管理者的能力，也是衡量城市软实力的重要指标。
北京城有着3000余年的建城史、800余年的建都史，作为今日中国之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这座城市应如何为自己确定整体“色调”？
日前，北京给出了官方答案：丹韵银律。
“丹韵银律，这是北京这座城市在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大气，浑厚，很美。” 中国美术学院色彩研究所所长宋建明这样评价，他是我国城市色彩规划领域的先行者，也是这四个字的重要贡献者。
何为丹韵银律？
8月，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发布《北京城市色彩城市设计导则》（以下简称《导则》）：从北京历史、人文、地理、民俗等角度出发，经过大量现场调研，梳理和提取出城市关键色谱与色域，确定北京城市色彩主旋律为“丹韵银律”。
何为“丹韵银律”？
《导则》解释：从色彩学的语境看，它由“丹韵”引导的红色系与“银律”引导的灰色系两大色系构成；从现实景观的视觉感受来看，“丹色”之暖与“银色”之冷和谐交融、互为补充、相辅相成，构成了北京城相得益彰的色彩主基调。
“丹韵银律”是宋建明和他的色彩团队的心血结晶：2018年，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邀请多个专业团队为北京城市基调与多样性进行多领域的愿景研究，最终成果凝结为“望山亲水，两轴统领；方正疏朗，庄重恢弘；包容创新，古今融合；丹韵银律，活力宜居”，彰显核心内涵的32个字中，宋建明团队贡献的就是“丹韵银律”。在这四个字的背后，是18675张调研照片、231次现场比色和上百份实样采集。
“北京的色彩辨识度非常高。”宋建明说，“80%以上色谱都可以归纳到这两个大的色调结构里。”
在他的阐释里，“丹韵”由多组典型的红色系构成：紫禁城的红墙、皇家的朱柱红门等，还包括传统建筑的砖红、酱红、深红乃至褐色所构成的浓重的红色系；其次，北京的土壤呈现出丰富的橙红褐色系，这些土壤的微粒长年随风飘浮，附着于建筑物和植被之上，使整个京城景观呈现出一种微“丹味”的暖色调；其三，来自当代城市“自发”的色彩，最近30年来，北京城市街道与建筑外墙被反复地涂装成浓淡深浅不一的红色系。
“银律”则由多组灰色系组成的，其根源可从传统四合院和胡同的灰色系开始追溯，这是传统历史风貌特色片区的民宅色调。当代建设的大量以石材为主体的建筑，显示着不同明度不同冷暖的灰色系。近年来城市建筑大量使用新材料，如玻璃幕墙、钢结构，以鸟巢、国家大剧院等地标性建筑为代表，慢慢形成了以可用银色系概括的另一个主要色调。
“高科技是重要的时代推手，会导致城市风貌发生变化，色彩规划好比城市风貌的‘化妆师’，也要紧跟时代发展的趋势。”宋建明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
《导则》对北京城四个不同年轮阶段的色彩风貌作了这样的表述：新中国成立之前为“红黄金碧、灰瓦素城”，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为“暖韵低艳、大城经典”，改革开放至2000年为“丹色米调、晶石交辉”，2000年至今为“银灰清新、熠城彩市”。
《导则》分为技术导则和标准色谱两部分，宋建明称，“相当于为北京城市色彩的使用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现在还在发展过程中，希望往丹韵银律的方向进行引领，慢慢把一些非主流的又显干扰的杂色剔除掉，色彩主旋律就更明显了。”
北京鸟巢
古都五色系统
为城市提炼色彩基调、进行色彩规划，其背后有着严谨的科学考量。
宋建明告诉本刊记者，首先需要了解大自然的色彩，包括土壤的色系、植被色彩的状态、日照和四季色彩的呈现等，“这是自然赋予这座城市的底色”。
他打比方说，与北京的土壤颗粒呈“丹味”不同，杭州的土壤以黄土和灰土为主，整座城市建筑上有一层薄薄的灰色粉尘。此外，杭州水资源丰富，冬天都能呈现出绿色，有一种温润的气质。
“要了解人文色彩因素，厘清文脉，不同时代的建筑是重要承载体；包括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审美趣味等，都需要考虑，挖掘它们与色彩的关联。”宋建明说，北京的皇家气魄、浑厚博大，杭州的粉墙黛瓦、诗性空灵，都能从色彩基调中反映出来——2005年，他为杭州提炼的城市色彩主旋律为“水墨淡彩”。
据了解，国内有不少城市色彩规划的经典案例：如澳门的“丹青交汇”、南京的“梧桐素彩”、襄阳的“古雅灰红、清浅秀墨”、西安的“黄韵银律”等。
《导则》编制的直接原因是2017年发布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中提出：要加强城市色彩管控；对建筑、设施、植被、路面等提出色彩使用指导意见，发挥城市色彩对塑造城市风貌的重要作用。
其中尤为提到：“充分汲取古都五色系统精髓，规范城市色彩使用，形成典雅、庄重、协调的北京城市色彩形象。”
何为古都五色系统？
北京中山公园的主体为社稷坛，原是明清皇帝祭祀社稷神的地方，其中按东青、南红、西白、北黑、中黄铺设了五色坛土，俗称五色土，由各地纳贡而来，象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封建时代，礼教制定规制的时候，将五行“木火土金水”与五色“青赤黄白黑”相对应，同时又与“东南中西北”逐一对位，这样的颜色系统称“五方正色”。
明清时期，北京城呈中心放射状，沿宫城、皇城、内城、外城，城市色彩由正色而间色，体现了等级森严的封建制度。如明黄色是皇家御用色，是君权的象征；故宫的屋顶为黄琉璃瓦，王府、坛庙大都为绿、蓝琉璃瓦，民居的屋顶则为灰瓦。
自2008年起，北京建筑大学教授陈静勇带领团队对北京老城地理色彩进行系统研究，历时8年，为历史文化街区提炼出五个主题色——“青赤黄白灰”。据他介绍，《总规》中的古都五色系统指“青赤黄白黑”，而“青赤黄白灰”则是在历史街区层面对“古都五色”的诠释，对应着“雅、典、庄、和、静”的色彩风貌五映像。
传统中轴线是北京极具色彩韵律的所在，富含“青（天坛）-灰（前门）-白（天安门广场）-赤（宫墙）-黄（宫瓦）-灰（钟鼓楼）”的色彩秩序。
针对中轴线，《导则》亦提出了相应的色彩引导建议：中轴线的色彩控制力求塑造具有北京文化特色的色彩氛围，打造活力多样的中轴线色彩空间，通过控制组团色彩形象，强调组团色彩特征，延续历史文脉。
一场关于“灰”的讨论
“北京对色彩规划非常关注，政府层面的力度相当大。”宋建明这样评价。
2000年，北京第一次提出“复合灰”的城市色彩建设构想，在当时的中国，城市色彩这一概念还是个新事物。
其背后有这样一个故事：当年，北京市政府发布文件，主要针对城市道路两侧临街和重点地区的建筑物、构筑物外立面进行清洗和粉饰。这项“家园面子工程”得到京城百姓的热情响应和支持，两个月内，共清洗、粉饰临街建筑物700余栋。
但由于对色彩设计重视不够，粉饰过程中出现多个五色楼、七彩楼，与周边环境很不协调。某街道为使小区更加漂亮，将临街居民楼外立面刷成了宝石蓝色，遭到居民强烈反对后，被改为橘红色。
此事引发专家和政府关注，很快，官方出台了《北京城市建筑物外立面粉饰推荐色样》，提出“北京城市建筑物外立面粉饰主要选择以灰色调为本的复合色，以创造稳重、大气、素雅、和谐的城市环境”的原则，但“灰色调”的提法再度引发热议——部分市民认为这一颜色不够现代、活力不足、缺乏某种愉悦感，甚至有网站发起讨论“要不要灰色的北京”。
当时政府相关负责人特意向公众解释：以灰色调为本的复合色并不是一种单纯色，也不是传统的灰砖色，而是现代的、复合的色彩系列，包括红色灰、蓝色灰、黄色灰等各种颜色的“彩色灰”。
对城市基本色调的大讨论从北京蔓延至全国。当时业内专家评论：此事表明我国的城市建设“已告别了单纯的盖楼时代，标志着城市色彩意识的觉醒，北京给全国城市建设开了个好头”。
2008年北京奥运会发布的专用色彩被视为在国际舞台上塑造北京形象的经典案例，其色彩系统分为中国红、琉璃黄、国槐绿、青花蓝、长城灰和玉脂白。
其中，关于“长城灰”部分如此阐述：蜿蜒起伏的万里长城和掩映在绿树丛中的四合院民居的灰色，是北京城传统建筑景观中的重要标志色；灰色是北京奥运色彩系统中独具魅力的元素；万里长城那深沉的灰色，让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经历了沧桑巨变的民族正以冷峻的思考、全新的姿态走进一个崭新的时代。
近年来，北京大力进行老城胡同更新，但过程中曾出现过“色味变异”，比如，原本胡同的灰砖墙面由一组复合的灰色构成，但有的施工方在墙面单一涂上灰色涂料，或者在墙面贴砖，导致颜色和质感“不对味”。
针对这一现象，《导则》建议在传统建筑修缮过程中，保持建筑的原有用材、用色特征，避免出现冷灰色替代暖灰色、单一颜色材料简单覆盖的现象发生。
巨大的发展潜质
“让我看看你的城市建筑外观色彩，我就能说出这个城市的性格、居民的喜好，甚至文化上的追求。”世界著名建筑大师伊利尔·沙里宁曾这样说过。
城市色彩规划可追溯到19世纪的都灵城市色彩计划：都灵是意大利极具艺术气息的古城，市政府委托当地建筑师协会对全城色彩进行全面规划与设计，经过近50年的研究和实践，于1845年发布“城市色彩图谱”，以此作为建筑粉饰的参考，“都灵黄”成为这座城市的主色调。
在亚洲，日本在城市色彩规划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上世纪60年代，东京为迎接奥运会的举办，大兴土木，在街道与建筑上大量使用高艳度颜色和强烈对比色，五颜六色的霓虹灯闪烁，令人眼花缭乱、心绪烦躁，后来政府委托日本色彩研究中心进行色彩规划，以“炼瓦灰”这一主色调对城市色彩进行规范，度过危机。2004年通过《景观法》，将景观建筑色彩纳入法律体系。
尤值一提的是，大阪于1995年出台政策：在城市规划审批中增加了“色彩规划审批”专项，相当于色彩拥有一票否决权。
相比而言，中国的城市色彩规划仅20余年，目前仍属于前沿学科，但已经表现出了巨大的发展潜质，正呈现出后来者居上的态势。
据宋建明团队的统计，截止2019年5月，国内做过色彩规划的城市有近200座，以省份密度分布而言，浙江、江苏、山东、广东位居前列。
1993年底，宋建明第二次赴法研究色彩归国，被许多单位邀请去作色彩规划与设计的讲座。“城市色彩竟然也是问题？在当时这是大部分人难以理解的。”三年以后，他接到了第一个色彩专项诉求：为深圳华侨城“欢乐谷主题公园”做专题色彩规划与设计，“这大概在国内算是开了先河”。
进入本世纪，城市色彩的需求慢慢升温。20多年过去，他和团队接手的色彩规划项目已超过100项，包括城市及片区，乃至乡村与海岛，形态越来越多样，诉求越来越高；还完成了国家级课题“中国城市色彩规划方法研究”，编制国家“江南水乡色彩标准”。
“这些年来，色彩专业人士与城市管理的觉醒者联手攻关，积极实践，已现端倪。中国城市色彩的经验越来越受到国际同行的关注。”宋建明说，“当下，我发现国人已经到了从关注物质价值到向精神价值品鉴转变的阶段，越来越重视城市美学品质价值和家园意境的意义。色彩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而受到各方重视。”
但他也表示，城市色彩规划当前还受制于国内学科分野过于狭窄的影响，比如城市规划与城市设计属于工学，色彩设计属于艺术学科，加之我国美育与色彩学教育的不足，因而社会民众的审美意识、品鉴能力与审美价值的判断力都有待提升。
“城市是一个复杂的巨构体，其品质、品位标志着城市的文化与文明的发展水平。随着‘美丽中国’成为国家发展的伟大愿景，我希望‘城市色彩规划’由工学与艺术学等相关学科联动来寻求更大的突破。”宋建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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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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