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山杉
新出胡文辉编《陈寅恪语录》选材得当，编校精审，但也带出三联书店版《陈寅恪集》中的一些老问题。《语录》有两处引录陈寅恪（1890-1969）《书信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6月第1版）中致陈槃（1905-1999）第三函（第231-232页），一在“以诗证史”部分（第37页），一在“侧重与旁通”项下（第246页）。其中第二段引文见于全信之首，原文如下（文中按语均系胡文辉所加）：
奉赠董彦老（按：董作宾）书一部（按：当系《殷历谱》），收到否？乞代问。（乃胡厚宣近日新印者，弟未敢作序，以致有目无书，此事原委自在宥〔按：“宥”疑为“我”之讹〕，想已告彦老矣。）
《陈寅恪语录》，胡文辉编，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8月版，49.00元。
关于此函之来历，《书信集》注曰“录自周法高编近代学人手迹初稿”。此书当指周法高（1915-1994）所编三集《近代学人手迹》（文星书店，初集1962年6月；二集1964年5月；三集1966年4月）。该书只收原件影本，不做录文，致陈槃第三函见于初集（《书信集》注误作“初稿”）第65页。从影本来看，这段文字似是在全信完成后才添加到信首的，多数之字较信中其他部分的字略小且潦草，影印效果也不大佳（图）。信尾只写月日（8月10日），没有年代。《书信集》将其定在1944年，其说甚是。考陈寅恪生平，1944年任教成都燕京大学期间眼疾日益恶化，1945年春突然失明，进成都存仁医院动手术，此后写信作文均要靠人代笔。致陈槃第三函从笔迹看尚是陈氏亲笔，信首又有小字的添改，故知其必写于陈双目尚能视物之时，即1944年或其以前某年。又因信中述及《元白诗笺证》“已脱稿”，再加已知此书主要章节之初稿完成于1944年的成都（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6月第1版，第135、200页），所以该函之撰写必在1944年8月10日。
《近代学人手迹》初集所收陈寅恪致陈槃函信首部分。简凯廷/摄
信的内容是说陈寅恪（时任成都燕大教授）以胡厚宣（1911-1995；时任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研究员）近日新印之某书赠董作宾（1895-1963；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址当时在四川南溪县李庄之板栗坳〕研究员），但不知董收到否，乃托陈槃（时任史语所副研究员）帮其询问。至于胡氏新印之书为何，在陈信中也留下了线索，就是该书曾请陈作序，但陈没敢写，以至于书印出以后，只有陈序之目，却无陈序之文（从影本看，“敢”、“书”二字均不太清晰，但因同信他处也有此二字，互相比对可知录文并无问题）。考1944年出版之胡著，符合此项条件之“书一部”者（胡文辉按语所说《殷历谱》可据此排除在外），只有石印线装本《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民国33年3月初版）。此书初版只印二百部，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普通古籍阅览室藏有两部，其中一部（索书号161317）暂时无法调阅，另一部为郑振铎旧藏（索书号XD9025），可以调阅。该书一共四册，在第一册前的总目录中，于徐中舒（1898-1991）序、高亨（1900-1986）序（叙）和胡氏自序之前，还有“陈序”二字。在同册前的分目录中，于高序和作者自序（此处缺徐序之目）之前，也有“陈序”二字。只是在正文中却没有与“陈序”相应的序文。从致陈槃信可知，这应该就是那篇有目无文的陈寅恪序了。值得注意的是，在郑振铎藏本中出现两次的“陈序”之上，都粘贴着一张纸片，把两个字给盖住了。这应该是作者或出版者贴上去的，表示此序之目已经作废无效。
《论丛初集》出版后，胡厚宣曾以一部寄赠老东家史语所（胡于1934年入史语所考古组，1940年离开，转入齐鲁国研所）的所长傅斯年（1896-1950）。傅斯年在1944年8月20日以调侃的语气回信表示感谢，信中还特别提到：
此间所见各本仅陈寅恪先生转赠董彦堂先生者有‘高序’，他本无之，其研究所之一部尚乞将此序补寄此间，以便订入，否则“抽毁书目”又多此一举，后人见者，若忘其为作者所为，而以为读者所为，毋乃冤乎？
大著略加翻阅，深喜今春未曾冒昧写序……
自序第五页前面七至十行所云‘未收’、‘割爱’之例，足下当自知其实不如此，自不待我说明之也。”（《傅斯年遗札》，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2011年10月初版，第1524页）。
从上引信文可以知道三件事。第一，“陈寅恪先生转赠董彦堂先生者”，应该就是此前陈寅恪在致陈槃信中托其向董作宾打问有没有收到的那部《论丛初集》。第二，《论丛初集》不仅请过陈寅恪写序，还请过傅斯年（时在1944年春），但傅没有写，而陈似乎是向胡许诺过可以写，所以“陈序”二字会出现在目录中，虚席以待，只是陈后来似乎又反悔了，于是就造成了该书初版中有目无文的情况。不仅陈序如此，在傅斯年所见胡寄赠史语所和其他人等的《论丛初集》初版的早期印本中，有的还缺高亨之序。第三，傅斯年所提胡氏自序中的那段话，指的是胡对史语所“秘藏学术材料”的一段皮里阳秋的攻击：
抑余既离中央研究院，则曩作论文，即不便在外间发表。所知材料虽多，中央研究院既未出版，亦自不便引用。故余书颇有未便收入之论文，而忍痛割爱之材料，尤为不少。文中有注明（十三次）者，系转引自董彦堂先生及厚宣曩在中央研究院所发表之论文者，至希读者鉴谅为幸！
《傅斯年遗札》的整理者指出，《论丛初集》“甫流传数部，著者即将此四行删去另印，学者称之为‘删改本’”。（第1523页，脚注1）在我见到的郑振铎藏本中，这四段话还在（可见其不是“删去另印”的“删改本”），只是跟目录中的“陈序”一样，也被人用纸条粘贴覆盖住了。等到后来《论丛初集》再版和重印之际，因陈序之目已无存在的必要，乃被彻底删去。
下面来看陈信所剩的最后两句“此事原委自在宥，想已告彦老矣”。这两句话读上去不太通顺，尤其是“自在宥”这三个字，显然《书信集》的录文有问题。胡文辉怀疑“宥”为“我”的误读，但原件影本上“在宥”二字清晰可辨，绝无错认之可能，这也是为什么《书信集》会非常肯定地加注说“在宥，闻宥字”的缘故。问题还是出在“在宥”前面的“自”上。在影本中，这个字不甚清晰（我特别托简凯廷先生帮我扫描了《手迹》初集中该字及其周围诸字），但的确很像“自”。不过拿它与《书信集》卷首所收致胡适、梅贻琦、陈述、劳幹、华忱之、刘节等函影本中的“自”字相比，还是可以看出写法有着很大的不同。显然，它应该是另一个字，会不会就是闻宥（1901-1985）的“闻”字呢？
艾俊川在书法大师网检索“闻”字，发现赵之谦草书“闻”字的“門”框写法是一撇下来再写“冂”，“門”框中的“耳”写成横折折撇的笔画，与“自”在字形上十分接近，只是左右的宽度稍大。当然这么写“闻”字的也不止赵之谦一人。这个发现很重要，至少大大增加了认“闻”为“自”的可能性。随后，我在陈寅恪《书信集》所收致陈垣第十七函（“亟愿早闻其概略矣”）和致杨树达第二函（“闻有迁蜀之说”）的影本中分别发现两个“闻”字，与赵之谦等人的写法相似而略瘦，胡文辉也在《陈寅恪集·诗集》所收1944年11月11日写示吴宓《闻道》诗的影本中找到类似的两个“闻”字，基本可以确定致陈槃函里的那个字跟它们一样是“闻”而不是“自”。艾俊川又提出，陈寅恪在写带有“門”字框的字（如“聞”、“問”、“間”、“闡”等）时，很多时候都有一撇下来再写“冂”框的习惯。
在1944年8月15日致杨向奎的信中，傅斯年一边批评胡厚宣在新作“序中指斥本所秘其材料……当自知其言之谬也”，一边评论他与董作宾的不和说：“其在本所与董先生事，亦有同情彼者，然其去此之方法，实说不过去，今反来此论，可为长叹。又，书中两处大指摘董先生之治古历，谓为‘大胆’、‘无知’；董先生成就非彼所能窥。对发蒙之师，如此议论，岂非自损？然此亦可谓董先生之过也，其‘取友不端’矣。仆往者对此事已全忘记，今更悟此君之不必多谈矣。”（《傅斯年遗札》，第1523页）由于陈寅恪与董作宾关系甚好，但陈序却出现在与董不和的胡厚宣的新作之上，对陈董二人来说肯定是有些尴尬的。至于此事原委到底如何，为何要由闻宥告诉董作宾，值得进一步探究。
以上这番辨析，可以说是具备了文献学研究的多项要素，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所以不嫌琐细地将其写出，希望不要以有意在《陈寅恪语录》中挑寻微瑕而简单视之。如果我们仿照胡文辉的方式重加按语的话，那么致陈槃第三函里该段话的正确录文应该是：
奉赠董彦老（按：董作宾）书一部（按：当系胡厚宣著《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收到否？乞代问。（乃胡厚宣近日新印者，弟未敢作序，以致有目无书，此事原委，自〔按：“自”为“闻”之误读〕在宥想已告彦老矣。）
（附记：本文主要根据2021年8月11日在微信群中与艾俊川、胡文辉等人所做有关讨论整理而成，感谢高峰枫和简凯廷两位老师代为拍摄扫描《近代学人手迹》初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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