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28日，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英勇就义95周年纪念日。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他的文章、道德和学问深刻影响和哺育了五四时期一代先进青年。因此，李大钊之死的相关研究从未间断，随着尘封已久的档案被发现，这使得当初大量缺失的真相和细节逐渐浮出水面。那段视死如归、慷慨激昂的死难历程，如今变得完整且清晰。
1926年3月12日，日本帝国主义为达到支持张作霖占领京津的目的，公然掩护奉系军舰闯入大沽口。
驻守炮台的国民军以旗语制止未果，于是无奈发出空炮警告，而日本非但没有立刻停止，反而变本加厉，用日舰猛烈轰炸炮台。事后，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以国民军破坏所谓的“辛丑条约”为借口，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并联合英、美、法等八国公使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
3月18日，在北京，李大钊亲自领导了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群众集会和游行示威行动，却遭到反动的段祺瑞政府的残酷镇压，伤者200多人，死亡达47人，制造了举世震惊的“三一八”惨案。
被鲁迅先生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随后一段时间内，李大钊一直坚持在“白色恐怖”的斗争之下，为了民族大义和敌人斗智斗勇。
1927年4月6日，对于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来说，这是一个不幸的日子。
这天早上，奉军以及所谓的“京师警察厅”出动数百名宪兵和特务，在事先与帝国主义公使团秘密勾结的情况下，罔顾国际公法和外交惯例，悍然袭击包围了苏联大使馆以及附近的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事处等，对共产党人和其他革命人士开始了疯狂的搜捕行动。
而此时，在一个黑色的桌子旁边，李大钊正在写字。忽然，清晨的宁静被刺耳的枪声和纷乱的叫喊声打破，许多人从矮小的围墙上跳进院子里来。李大钊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是他却异常的从容和平静。
“你妈妈和妹妹去哪里了？”李大钊问在外屋看报的长女星华。
“她们去儿童娱乐场散步去了！”星华答道。
谈话期间，李大钊迅速地从抽屉里掏出一把小手枪，在一间僻静的小屋内，李大钊和女儿暂时躲了起来。星华看着父亲冷静淡定的神情，内心也不由得胆壮起来。
窗外，禽兽们肆无忌惮地叫嚣着：“不要放走一个！”无奈，在特务们地毯式的搜捕下，李大钊父女还是被发现了。
一个身材粗大、满脸横肉的特务，将前段时间被捕的工友阎振三推了出来，并阴险地问道：“你认识他吗？”
这位已经受尽多次酷刑、脸色苍白的工人，望着可敬的李大钊，仿佛受到了一种鼓舞，他坚定地摇了摇头。
“哼，你真的不认识他吗？我可认识呢！”说着，这个恶毒的特务家伙，就派人夺去了李大钊的手枪。
李大钊被捕入狱后，在阶级敌人面前，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对于党的无限忠诚和崇高的气节。
凶狠的敌人为了逼迫李大钊就范，在精神和肉体上，对他进行了双重的折磨。但是无论爪牙们如何恐吓和拷打，李大钊同志始终没有一句损害党的荣誉、有损革命利益的“供词”，也没有向敌人泄露任何的机密。
最后，无可奈何的敌人们，竟然丧心病狂地用竹签打进李大钊的指甲缝里，让他承受了非人的痛苦，剥去了他双手的指甲。但即使这样，敌人的阴谋还是没有得逞，反而让李大钊立场更加坚定。
李大钊这种宁死不屈的精神，就连当时的一些资产阶级报纸和人士，都不得不承认：“李大钊受审时……态度极为从容，毫不惊慌！”
李大钊被捕后，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影响，社会各界人士都积极展开救援。
事发后，京津各报社评，都在为李大钊呼吁，营救李大钊的人亦多方努力，有人论法理，有人道人情，有人捐款，有人奔忙。
其实，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张作霖抓到他们的态度都是差不多的。可是，唯独李大钊让张作霖如坐针毡、如芒刺背、倍感威胁。
张作霖为什么会对李大钊既“害怕”又“痛恨”呢？
首先，李大钊影响力之大，在他的领导下，中共的势力不断扩大，而且李大钊无惧生死，整日游行示威，早就搞得张作霖烦不胜烦，一旦疏于防范，必然会对他的军阀统治造成致命的威胁。
其次，在李大钊的鼓舞下，中共有向自己军队渗透的苗头，这无疑是触碰到了张作霖的“逆鳞”“命根子”，而且，李大钊曾经还游说过他身边的大将—郭松龄，张作霖怀恨在心，更加对李大钊起了歹心。
可是，令张作霖等军阀没有想到的是，社会反响让他们进退两难。
在外界压力之下，张作霖赶紧加派人手整理证据，最重要的证据其实就是从使馆搜得的文件，文件有中文的，但大部分都是俄文的。
张作霖特意召精熟俄文的张国忱进京成立“搜查苏联阴谋文件编译会”，但凡懂点俄文的政府工作人员都被调用了，搞了一个多星期也没有发现组织暴动的计划。
但是，力主“讨赤反共”的张作霖并没有因此放弃，他甚至不惜派出李大钊的同乡，自己的得力干将杨宇霆做说客，企图通过利益的诱惑，促使李大钊招供，但就算这样，张作霖都没能从李大钊口中骗取苏联“赤化”中国的证据。
所以，警察厅一方面对外界宣称“李大钊口供颇多”，另一方面也不得不灰溜溜地承认“李无确供”。
就义，气贯长虹“李无确供”究竟怎么判刑？
警察总监陈兴亚在餐厅与顺承王府间来回奔波，送物证、送口供，请示张作霖到底要怎么办?张作霖一时之间，似乎也没了主意。
彼时，张作霖的身边人分成了两派，一方主张将李大钊等人移交国家司法机关审理裁判，以示尊重国家法律；另一方意见是军法论处，理由为“共产党在北方显然有扰乱阴谋，则依照军法处分，自属适当。”
事实上，张作霖本就是起于草莽，匪性不改，对“文明”、“法制”那一套本就无所顾忌。他当时一心想的就是做“大总统”，认为只有‘反苏反共’，才能提高自己在国际上的地位，并获得帝国主义的支持。
除此之外，加上身边反赤将领的怂恿，以及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榜样”力量，仓促做出杀害李大钊等人的决定也就不难理解了。
李大钊早已做好了为革命牺牲自我的准备，从被捕的那一刻起，他就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了，张作霖势必会拿自己“祭旗”。
所以，李大钊被捕后，就对自己的死法向张作霖提出了一个要求：不要枪决！
对于这一要求，张作霖也爽快地答应了，并说了两个字：同意！
其实，面对敌人惨无人道的手段，枪决对于革命人士来说，应该是最“痛快”的结束方式，但李大钊却拒绝了这一方式，或许他想用最后一点余热惊醒世人，或许他想让世人真正看清敌人的丑陋嘴脸，或许他想以身作则鼓舞更多的人‘站’起来。但无论是哪一点，有一点不可否定，那就是李大钊自投身革命的那一天起，他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4月28日上午，特别法庭突然开庭，草草审理了70分钟，便判处李大钊等20人绞决，立即执行。
12点30分，警察厅用6辆汽车分别载20位革命烈士赴看守所。
第一辆汽车内为李大钊等三人，两旁有宪兵警戒，下车后，便由宪兵带入所内。
绞刑架，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一种新型的“杀人工具”，野蛮无耻的封建统治者把绞刑架远道从国外运过来，对付革命人士。
但是，当李大钊拖着被酷刑折磨后沉重的身体，带着坚定的笑容，大义凛然、从容地走上绞刑台时，那绞架和一群刽子手显得是多么的渺小啊！
就在这绞刑架下，李大钊发表了最后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讲，他用尽最后的力气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表达了他对反动派和死亡最大的蔑视，对党、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
他嘲笑那些杀害他的匪徒“好像热锅里的游鱼一样，还想昏头晕脑地来演丑戏”。
此言一出，本就心狠手辣的刽子手越发气愤，他们将李大钊用绳子悬挂在半空中，等到李大钊先生憋的快奄奄一息的时候，再放下来，就这样循环往复实行了3次绞刑，一直折磨了李大钊先生整整四十分钟，最活活看着李大钊先生被憋死，其行为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但就在死亡的前一刻，李大钊嘴里依然喃喃地说道：“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会得到光荣的胜利！”
哀思，万众同泣李大钊英勇就义的噩耗传来，人们莫不为之深深地哀悼。
在北方，许多有志青年踏着他未尽的遗愿，未干的血迹，参加到党的行列里来，涌进了革命阵线。
5月，汉口举行万人追悼大会，张太雷代表中共湖北省委致悼词。苏联《真理报》、汉口《民国日报》、《中央日报》等都发表了社论和署名文章，高度评价李大钊的功绩，声讨帝国主义和奉系军阀。
李大钊牺牲后，灵柩寄于宣武门外妙光阁浙寺，并在此存放了6年。
1933年4月，党通过北京大学师生和他生前好友，发起为他举行公葬。为这一公葬捐款的知名人士，有鲁迅、李四光等100人，这一次隆重的葬礼，再次表明了中国人民对李大钊的深切怀念和爱戴。
后来，当李大钊的灵柩被送到香山万安公墓时，一辆骡车拉来了一块石碑。碑上刻着鲜红的镰刀斧头，这是我们党送给李大钊的，在那艰难的岁月里，这块好不容易送来的珍贵石碑，代表了多少共产党员赤诚的心意。
1983年10月29日，李大钊烈士陵园正式落成。邓小平为纪念碑题词：“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烈士永垂不朽！”
2007年4月28日，文华胡同24号的李大钊故居修复竣工，万安公墓的李大钊陵园里也举行了简朴而庄重的纪念仪式。
这一天，北京天气晴朗，春意盎然，阳光顺着李大钊的白色大理石塑像倾泻下来，平和而安详。墓园宁静，正好听我们将80年前的往事细细诉说：
斯人气尚雄，江流自千古。
碧血几春花，零泪一抔土。
不闻叱咤声，但听呜咽水。
夜夜空江头，似有蛟龙起。
1913年，20多岁的李大钊为悼念同窗亡友蒋卫平写了这首诗，这也不正是他自己的人生写照吗？
李大钊是为践行自己所信的马克思主义真理而牺牲的！他的生命将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断取得的伟大胜利而永放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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