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当中，我是相当幸运的，因为从事外交工作，我有机会比较早地接触世界。
(图)青年时代吴建民(1939年出生).
这些年来我搞过官方外交，也搞过民间外交；从事过多边外交，也从事过双边外交；我既担任过中国的外交官，也担任过国际展览局的主席，算是国际公务员；我在体制内从事过外交，退休后又从智库的角度观察中国外交。要谈当外交官的感受，我觉得可以说，这是一个迷人的职业。
外交之所以迷人，一是因为同各国杰出人士打交道，二是每天要面对新问题。搞外交接触面很广，打交道对象的都是各国的优秀分子。你每天都得学习和思考，非常充实。
搞了一辈子外交，回头再看，如果有第二次生命的话，我还会选择做外交。
国之兴盛，与有荣焉
长期搞外交的人，对于中国的地位可以说特别敏感。苏东坡诗云：“春江水暖鸭先知。”我们外交人员就像鸭子，两只蹼子在水里面，水的温度我们是最先感觉到的。譬如，你出现在外交场合，人家给你排在什么位置，人家对你的态度和重视程度都反映出对你国家的看法。
(图)1965年10月22日，毛主席接见刚果（布）马桑巴—代巴总统夫人，吴建民（中）担任翻译.
没有一种职业像外交官一样，能深切体验各自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的荣辱起伏。在我近半个世纪的外交生涯中，有25年是在国外度过的，那正是新中国从贫穷逐步走向富强的时期。
中国公使卖电影票？
1998年12月16日，我向希拉克总统递交国书后，记者进来照相，希拉克让我站在中间，在我的两旁是总统和外长。我觉得不好意思，推让说，总统应该站在中间。希拉克说：“不，不，大使在中间。”我推让了两次，希拉克都很坚持。恭敬不如从命，我只好在他们中间站定。
这时，我脑子里突然浮现出1964年6月中国首任驻法国大使黄镇向戴高乐将军递交国书的照片。当时也是由外交部长（顾夫·德姆维尔）陪见。黄镇大使站在戴高乐的右侧，德姆维尔站在戴高乐的左侧。我是第八任中国驻法大使，34年过去了，我居然站在了总统和外长的中间。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一个国力迅速增强、以自身发展给全世界带来好处的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自然随之水涨船高。
在中国驻法大使馆宽敞的办公室里，我常忍不住猜想使馆所在大楼这栋20世纪初建的建筑，当年是什么样子？它保持着法国的古典风格，又布置了许多中国艺术品，中西合璧，古朴典雅。如果几经沧桑的墙壁能说话，它会告诉你多少故事！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位于巴黎第八区的乔治五世大街，这条大街连接着香榭丽舍大街和塞纳河上的阿尔马桥，堪称巴黎的“黄金地段”。19世纪时，这条街上住的都是贵族或大商人，有王子、侯爵等。
使馆所在地11号楼曾是法国糖业大王勒伯第的私宅。1936年下半年，时任国民政府驻法大使的顾维钧先生以500万法郎的价格买下了这幢四层楼房。从1937年3月1日起，这栋楼正式成为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的馆址。1964年新中国国法国建交，这栋楼作为外交资产，属国家的财产，人民共和国有继承权。第一任大使黄镇到任后，经过一番交涉，乔治五世大街11号便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法兰西共和国大使馆的馆址。
(图)吴建民与希拉克(法国前总统)
我听说，在顾维钧买这栋楼之前，发生过一些可笑而令人心酸的故事。1932年10月，顾维钧被任命为中国驻法国公使。当时两国不是大使级外交关系，双方在对方只设公使馆，原因是当时许多西方国家认为中国没有资格派大使。国家弱，就被人瞧不起。
顾先生抵达巴黎的第二天就到公使馆上班了。公使馆在巴比伦路的一栋楼里租了两层，楼里还有许多其他房客。没想到他第一天上班就遇上一户房客家里死人，正出殡呢，大门上挂着黑纱，真不吉利。还有一天，他坐在办公室里，忽然桌上的电话铃响了，对方要预订当晚的电影票。他告诉对方这里是中国公使馆。人家说：电影院也在你们这里。原来公使馆旁边就是电影院，属于同一个房东，也许电话线也是合用的。
如今我们享用着使馆各项便利设施，很难想象当年顾先生哭笑不得的样子。顾先生是很有才华的外交家，无奈生不逢时，为一个腐败的政府服务。1935年年中，法国同意将中国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顾维钧是首任大使。他在法国努力开展工作，交了不少朋友。但纵然他有三头六臂，也难扭转乾坤。
沧海桑田，如今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庆幸自己比前任有更好的条件、更大的平台来为祖国服务，也时常感慨，外交人员的境遇和命运，是如此深切地与祖国的地位和实力联系在一起。
▌内容摘自《吴建民谈外交》 吴建民(著) 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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