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匠精神”今年初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之后，引来全社会的关注。什么是“工匠精神”？为什么要培育“工匠精神”？今天我们呼唤什么样的“工匠精神”？这些问题都引起了广泛讨论。
“工匠精神”并不是新话题，早在机器大生产代替手工制作之前，它就已经存在。明清江南工匠的技艺，曾经引领中国乃至世界的风尚，苏工、苏造、苏作、苏样，创造了品牌效应，成为品质保证。精湛的技艺背后必然有强大的精神支撑。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又经历了怎样的转变？
苏州大学教授余同元早在2002年在复旦大学读博士期间，就开始对中国工匠现代转型进行专门研究，十年皓首穷经，2012年出版近百万字的《传统工匠现代转型研究——以江南早期工业化中工匠技术转型与角色转换为中心》。在这部专著中，余同元教授深入探讨了传统工匠现代转型的动力、途径、表现与发展规律，揭示了中国文化背景下技术科学化和科学技术化的互动互化规律。如何培育中国当代的“工匠精神”？我们或许可以从其所揭示的传统工匠转型史中得到新启示。
“工匠精神”是广义的，各个国家不一样，各个时代也不一样
苏周刊：您怎么看待“工匠精神”，除了“精益求精”它还包含哪些内容？
余同元：“工匠精神”的概念从广义上讲，有时空两大特点。一个是从时间上来讲，“工匠精神”是有时代性的，有农业时代的“工匠精神”，有工业时代的“工匠精神”，还有新信息时代的“工匠精神”。美国的亚力克·福奇写了一本《工匠精神：缔造伟大传奇的力量》，里面写了很多工业和信息时代的工匠。这三个时代的“工匠精神”，我们到底倾向于哪一个时代？应该分别看待。精神是和信仰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古代的信仰特征是“心统物”，讲发善心、讲内圣外王，讲明心见性，讲好人好报。但是现代社会变成了“物统心”，讲经济利益，就是功利最大化。“工匠精神”首先是一种信仰，是一种修养，有信仰才有修养。但整个信仰都在变，这是世界性的。“工匠精神”是有时代性的，它是变化的。农业时代，“工匠精神”是耐得住寂寞，心很静，一直坚持这个职业不变化，精益求精，产品的质量好。到工业时代就开始变化了，是为自己做，还是为别人做，有了区别。中国古代官手工业中，工匠是为官府做。资本主义社会工匠是为资本家做。这时起作用的主要是制度，做不好不给你钱，产品上面要写你名字，出问题你负责，平时要考核。这时的“工匠精神”，是制度逼迫之下的一种工作态度，要认真、严谨、精益求精，这个精神不是自我的。当然工业时代也有独立的自由工匠，我制作东西不只是为赚钱，我就是喜欢，这种“工匠精神”肯定是好的。到了商业信息时代的工匠，强调的是创造、创新。美国的亚力克·福奇讲的“工匠精神”就是创造、创新，这种创新是完全打破规范、突破底线的。
第二，“工匠精神”是有区域性的。中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日本的都不一样。以前我们讲“工匠精神”，讲得比较多的是德国和日本的，认为他们产品好。产品质量提高，除了技术以外需要一种精神，那是一种很典型的为别人服务的精神，这种服务精神让产品精益求精，发展到极致。在德国强调的是一种“天职”，这与宗教伦理有关，德国工匠把工作视为天职，天职是神圣的，把东西做好才能向上帝交代。日本的“工匠精神”则是一种传统家族精神，工匠是终身雇佣的，强调工匠要坚持，要坚守，把一件事做到极致，在一天天的重复中喜欢它，继而爱上它，把生命投入其中。德国的和日本的“工匠精神”强调认真严谨、精益求精，做好服务，也是一种服务精神。这里到底有多少自我，是很难说的。而美国的“工匠精神”，强调创新、创造，典型的就是乔布斯。它没有我们所讲的道德、伦理，这些对它来说都是束缚，它要求的是一个自由的空间。这种“工匠精神”又叫创客文化。这种“工匠精神”，就是美国当代发明家迪恩·卡门讲的，工匠的本质就是创新，用创新的方法去创造财富，这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东西，而且是国家生生不息的源泉，又是一种信仰、一种修养，是美国百年创新史的内核，所以他说“工匠精神改变世界”。这就是现代“工匠精神”，我把它称为工商业时代或信息化时代的“工匠精神”。亚力克·福奇的《工匠精神》提到的第一个工匠是富兰克林，第二个是华盛顿，第三个是美国高速公路总设计师麦克唐纳。这里的工匠就是现代的工程师。亚力克·福奇认为，爱迪生是一个成功的工匠、失败的生意人，而他的失败开启了当代“工匠精神”成长的新途径：优秀发明要与商业运作结合。微软前CTO梅尔沃德2000年创建高智公司，相当于创办了一个“工匠工厂”，工匠告别单打独斗的时代，这是“工匠精神”的发展。书中还写到“走错方向的金融工匠”。工匠从制造业转向金融业，这是美国的大现状。所以我说，“工匠精神”是广义的，各个国家不一样，各个时代也不一样。
苏周刊：我们今天提到“工匠精神”往往想到日本、德国，却把中国和粗制滥造联系起来，这是为什么？
余同元：我们传统的时代不是那样的，日本人德国人法国人在明清时期最欣赏的是中国的东西。英国商标法里面曾经有一段明确规定：凡是从德国进口的东西，都要写上“Made in Germany（德国制造）”，因为德国东西很便宜，这是低质产品的标志。但那个时候中国进口的东西不要标注，当然是最好的最放心的。英国人为什么发动鸦片战争？就是要中国的好东西。可是后来我们过分地追求现代性，把我们的传统丢掉了，特别是近些年，过分地追求“物统心”，就是功利化，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所以粗制滥造，只追求数量不追求质量，所以现在要提倡“工匠精神”，我们要找回精益求精的传统，重新变成制造强国。更重要的是强调有信仰的创新，因为整个20世纪至今，我们的科学技术创新确实落后于西方。可是这个落后不仅是“工匠精神”失落造成的。很多是社会问题造成的，比如说信仰危机，利益最大化、浮躁庸俗等甚嚣尘上。
“工匠精神”是一种人生态度、人生追求，本质上是一种信仰、一种修养
苏周刊：有人认为中国历史上有悠久的工匠传统，有很多能工巧匠，我们不缺“工匠精神”，但也有人认为中国缺乏“工匠精神”，您怎么看待我们的工匠传统和“工匠精神”？
余同元：我讲“工匠精神”有两个前提，一个是时代性，一个是区域性。最重要的是第三点，就是“工匠精神”的基本要素和本质内涵。到底什么是“工匠精神”？我们需要的“工匠精神”是什么，“工匠精神”本来是什么样的，应该是什么样的？“工匠精神”，它是一种人生的态度、人生的追求，本质上是一种信仰、一种修养，表现为一门手艺和一个职业的生命灵魂。精神层面的是信仰和修养，产品是创造的结果，不能把它们混淆。那么精神主体到底是谁？比如被称为“寿司之神”的小野二郎，做了五十几年寿司，有人为他写书、拍纪录片，但是我要问，他那么幸福，是他的感觉还是记录者的感觉？工匠如果说有一种精神，现在工匠应该有自己的话语权，有自己的游戏规则，掌握评判权力，自己能够给自己树碑立传，自己能够总结自己，我把它称作经验技术理论化，就是自己的技术自己能写出来，能总结出来，能把经验技术上升到理论技术，成为一种科学。技术与科学结合，是近代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的结晶，这才是“工匠精神”最应该要求的东西。要么工匠与学者合作，要么工匠自己总结写作。所以说，最关键的是工匠应该有文化，有学术理论水平。比方说清末苏绣大师沈寿，她的《雪颐绣谱》是她口述，张謇帮她写的。工匠要想真正有现代的“工匠精神”，必须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技术理论化水平。经验技术理论化，也叫技术科学化，技术上升到理论，最好的理论就是现在所谓的“科学”。产业技术理论化，这是传统工匠向现代工匠转型的标志。
苏周刊：您认为技术的记录应该由工匠自己来完成？
余同元：产业技术理论化的前提是经验技术文本化。文本完成有几个渠道，一个是政府官员写的，比如说记录苏州金砖制造技术的《造砖图说》；还有一种是文人来写。这两种情况可能都会有些想当然的东西，记录下来的究竟是不是工匠的技术，还需要重新研究。中国很多书都是这两类人写的。比方说曹雪芹，据说写了很多关于工艺技术的书，比如写如何做风筝。我认为比较好的是学者去帮工匠写，学者会有科学的眼光和科学的方法，学者传统和工匠传统结合，这是产业技术理论化最佳的途径。那更好的形式是什么？是工匠自己写。比方说计成的《园冶》就是工匠自己写的，姚承祖的《营造法原》是他自己写的。现代的工匠就是工程师，既能做又能写，这才是一个有现代“工匠精神”的新主体。这是现代“工匠精神”的第一步，技术理论化，或叫技术科学化。第二步，技术记录下来成为科学理论了，还要研究、发展，再进行科学技术化。现代工程师与传统工匠区别主要在这里，现代工匠主要强调这个功能。技术和科学这两者是互动的。工匠转型必须首先实现技术科学化，它的伟大功劳在于，技术传承的形式改变了，以前是师傅带徒弟，老子带儿子，口头传授。现在有了书，编成教材，可以在学校传授了，重要吧？而学校实现的就是科学技术化的环节，又把科学变成技术。这个互动需要什么条件？工匠身份要改变、角色要转换。传统工匠是奴隶，在“匠籍”制度下没有自由，现在变成技术工人、工程师，还有企业家、科学家。
苏周刊：您在《传统工匠现代转型研究》这本书里用大量笔墨写了江南传统工匠的角色转换，他们是如何进行身份和角色的转换的？这对“工匠精神”有什么影响？
余同元：传统工匠的现代转型包括技术转型和角色转换两个方面。明清时期，随着匠籍制度的演变直至最后废除，工匠人身自由逐步增大，传统工匠也开始了社会角色的转换。实现角色转换大体经过了三个步骤：第一步是明清工匠通过技术或科举入仕，工匠的身份和地位提高；第二步是工匠与文人学者合作投入技术研究，出现一批技术专家；第三步是晚明西学东渐与晚清洋务运动西方技术的引进，形成现代工程技术人才队伍和企业家队伍。
首先匠籍要废除，这是工匠角色转换的前提。匠籍不废除，工匠就是没有自由的奴隶，地位低下，文化水平低，不会主动提高技术，更谈不上“工匠精神”。古代也有精美的工艺，那主要是管理制度的产物，因为“物勒功名”和“工师效功”，产品上要刻名字，上级要检查，产品做得差要治罪，做得好会得到奖励。工匠角色转换还有一个组织上的角色转换，过去古代没有什么工匠组织，后来出现了行会和会馆，江南的工匠组织在全国是领先的，思想解放多一些，工商经济更发达一些，工匠可以上学。工匠要能上学他才能写书，才能真正实现产业技术理论化。
新的“工匠精神”是每个公民都应
有的，它要和公民教育结合起来
苏周刊：您认为我们现在应该提倡什么样的“工匠精神”？
余同元：我认为当下提倡的“工匠精神”应该是工业时代的创造与创新精神，它可以结合信息时代的创新创造方法。工业时代的“工匠精神”很重要的核心是创新创造，但创新创造必须符合三个条件，一是推陈出新，而不是美国人讲的商业时代的从0到1，我认为还是从1到N；然后是温故而知新，以传统、以历史文化资源为基础；第三是返本开新。另外我强调“工匠精神”和工匠技术是并重的、并行的，不能把它们分裂。从途径上看，还是要强调技术科学化和科学技术化的互动。当然也需要角色转换，其中包括文化知识、道德伦理的修养和角色认识的改变。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是职业技术教育，职业教育要改革。现在大学的教育已经都变成了职业技术教育，过分的职业教育其实不利于技术和科学的互动，也不利于温故知新、推陈出新和返本开新。最好的方法是，首先强调基本的公民教育、素质教育，要有人文信仰的传递，在确定生命信仰这个基础上再搞专业。现代这种纯西式的大学专业教育，要和我们中国传统的书院式教育结合起来。
苏周刊：您是否认为现代工匠也需要有文化自觉，而不只是需要专业知识和技术？
余同元：工匠需要文化自觉，这是毋庸置疑的。工匠怎样文化自觉，这才是最重要的。其实每个人都是工匠，每个人都需要“工匠精神”。新的“工匠精神”是每个公民、每个职业劳动者都必须要有的。富兰克林、华盛顿都是工匠，做不好工匠就做不好总统。报人也是工匠，教师是教书匠，都要有一种新的“工匠精神”，要有信仰，要有修养，把工作和修养结合起来，工作不是为别人干的，是自己的修养，除了修养外它是技术，是职业，是艺术，是爱好，这就成了自己的东西了。所以新的“工匠精神”是每个公民都要有的，它要和公民教育结合起来。
传统的工匠身份低下，没有自己的知识产权，也不是为自己工作，所以不要把传统的“工匠精神”拔得那么高，现代的“工匠精神”更要提倡，它是真心实意的，是自己喜爱的，是满怀热情地去拥抱创造和创新，这才是真正的人生信仰和修养。这种“工匠精神”，更多的是生命价值的追求，是新的生命价值的创造，我们要求的“工匠精神”，是一种崇尚创新，把工作当作修身养性的前提之下的人格修养和文化自觉。这当然离不开技术科学化，科学技术化，精神是离不开技术和艺术的，离开了技术和艺术来谈精神肯定是危险的，也是错误的。
传统“工匠精神”就在苏州的作品和人品里
苏周刊：谈到传统的“工匠精神”，苏州可不可以作为中国传统“工匠精神”的典型？
余同元：那是肯定的。传统的“工匠精神”就在传统苏州的作品和人品里。首先是在作品里，吴韵苏风，吴钩、吴器、吴装、吴冠、吴锦，都是全国最好的品牌，最好的品牌必须有最好的技术和最好的精神。到明代中后期，出现苏字头的：苏造、苏作、苏意、苏样、苏绣、苏裱，苏字头成为中国最好的，进京入宫，漂洋过海，这里就有苏州的“工匠精神”和苏州的工匠技术。当时江南是全国工艺技术最好的，苏州又是江南的核心，苏造、苏作、苏样、苏式、苏意进京入宫与漂洋过海，这是江南区域社会经济近代转型的典型标志。苏州人从明代后期到清代就有创新的意识，有品牌经济，有质量意识。质量、创新、时尚、品牌，这都是现代“工匠精神”所孜孜以求的。
苏周刊：我们今天谈“工匠精神”，可以从历史中借鉴哪些传统？
余同元：首先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释道三家所说的，基本的生命修养或信仰，它对“工匠精神”的形成有根本的影响，是不能变的。比方说我们中国人的信仰是追求生命不朽，以生命生态的健康美丽作为立家之本，这是现在要坚持的。第二，要坚持中国传统的温故知新、推陈出新和返本开新三原则，传统的东西要捡起来，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第三，生态是根本的，生态产业是最重要的，生态技术是最重要的。现在最危险的是丢掉农业搞工业化，丢掉乡村搞城市化，这对传统工匠是一个重大的摧残，丢掉作坊丢掉手工，完全搞机械，这是非常危险的。反映在信仰上，就表现为丢掉孝道，丢掉人丁兴旺的生命追求。所以不能一味强调创新，没有底线，西方说一定要突破底线，我们还是要有底线。那底线是什么？是我们生命价值的追求，是我们生命不朽的信仰，是我们中华民族道德智慧文化的传承，这些东西都不能丢掉。当然工匠最不能丢的是技术，是技艺，是对艺术的追求，“工匠精神”和工匠技艺是一体的，还是要强调技术和科学互动的情况下的身份转变，权利转变，角色转换。现在是大变革、大发展时代，让工匠天天在家守着那简单的东西把它发展到极致，能行吗？我们国家的企业家也是现代工匠，一百几十个企业在几年时间内走入世界五百强，只靠传统“工匠精神”能解释清楚吗？它应该是定慧双修的、算盘加电脑的、传统与现代有机结合的新“工匠精神”。（原载于《苏州日报》11月4日）
人物简介
余同元，1962年生，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学博士，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专门史专业博士生导师，国学研究所所长。兼任国际教科文交流协会副会长、国际健康健美长寿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文化战略研究会特聘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理事、中国近现代史料学会理事、苏州市传统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等职。主持完成国家、省部级项目十多项，获各级优秀科研与教学成果奖十多次。出版《传统工匠现代转型研究》（国家十二五重点规划图书）《中国文化概要》《王朝鼎革与英雄悲歌》《崇祯十七年》《清朝通史》《关东鲁商》《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一百次战争》《苏州房地产契证图文集》《历史典籍中的苏州菜》等著作十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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