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食男」、「肉食男」、「盐系女」一类的称谓，眼下的年轻人常挂在口头，可您知道是什么意思吗？类似的称谓还有很多，虽都免不了有「标签」的嫌疑，可就对人的观察而言，还真是充满智慧，三四个字便将人生动地作了形容。论起来，林语堂，当算这方面的老祖宗了。他曾打过一个比喻，说世界上只有两种动物，一是管自己的事的，一是管人家的事的。前者属吃植物的，如牛羊与思想之人；后者属肉食者，如鹰虎与行动之人。而他自认为「草食动物」，既不拯救丑陋的世界、也不让世界来管束自己。熟悉其生平的人都知道，用「草食动物」来形容他，究竟有多合适了。
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当中，胡适最可敬，鲁迅最可佩，而最可爱的，非林语堂莫属。
他八十岁写自传的时候，说「我只是一团矛盾而已，但是我以自我矛盾为乐。」其实，林语堂活得很单纯、很风趣，即使到了晚年，依然有童心，孩子般的调皮与可爱。
林语堂
一个人的性格，与童年的经历最为相关，鲁迅早年祖父下大狱，家道中落，小小年纪就到比他个头还高的当铺，典卖家产，受够了旁人的白眼，体会到何为世态炎凉，因此鲁迅的心理是阴暗的，对人常有提防之心。而林语堂出生、成长于闽南乡村，从小在荒野中奔跑，在山溪边嬉戏，与美丽山水的亲密接触，让他性情开朗、自然洒脱，经常笑嘻嘻地，令大家轻松愉快。他不猜疑别人，别人也无须提防他。
福建漳州林语堂故居
林语堂极端聪明，悟性过人，倘若测一下智商，必定在一百五十以上。家人对他期待很高。与他关系最好的，是他美丽的二姐。二姐要出嫁了，上路之前，从新娘的棉袄中掏出四角钱，含泪笑着塞给林语堂：「我们是穷人家，二姐只有这四角钱给你。你不要糟蹋上大学的机会，我因为是女的，没有这个福气。你要立定决心，做个好人，做个有用的人，好好的用功读书。你这么聪明，以后必得大名。」第二年，二姐患鼠疫死了，腹中还怀着七个月的胎儿。林语堂悲痛欲绝，他说：「我青年时候所流的眼泪，都是为二姐流的」。他感觉自己承担了两个人的生命，一定不能辜负二姐对他的「读书出名」的期待。
父亲是一个虔诚信仰上帝的乡村牧师，他到处借钱，凑足了盘缠学费，将聪明过人的儿子送到上海，入了中国最好的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林语堂觉得学校的课程太容易了，上课是浪费时间，自己看书就懂了，常常在课堂上坐在下面偷看闲书。圣约翰有五千册藏书，林语堂全部借来都读了一遍，嫌图书馆太小，不过瘾。考试前夕，当同学们都在挑灯夜读的时候，他却到处悠忽悠哉地闲逛，最后考试成绩公布，林语堂总是第二名——不是缺乏考第一名的实力，乃是不屑而为之。那个位居榜首的学霸，圣约翰校史上找不到他的名字，但好读闲书、「永远第二」的林语堂，后来却成为了闻名中外的大文豪。
几年以后，林语堂又进了哈佛大学读硕士学位，依然如在圣约翰一般。哈佛的卫德诺图书馆有几百万册藏书，对于他来说，哈佛就是卫德诺，卫德诺就是哈佛。他有一个奇妙的理论，认为大学学习无异于猴子在丛林自由觅食：「我一向认为大学应当像一个丛林，猴子应当在里头自由活动，在各种树上随便找各种坚果，由枝干间自由摆动跳跃。凭他的本性，他就知道哪种坚果好吃，哪些坚果能够吃。我当时就是在享受各式各样的果子的盛宴。」林语堂的作品，真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满汉全席，古今中外，天文地理，无所不谈，靠的就是在圣约翰、哈佛时期散漫读闲书的童子功底。这样的读书习惯一直到他晚年都没有改变。读书不是为求有用，而是有趣，在趣读中滋长知识，塑造人格。林语堂最喜欢引用诗人黄庭坚的话：「三日不读书，便觉得语言无味，面目可憎」。
基督教家庭长大，在圣约翰大学读书，以后又到哈佛留学，最后拿的是德国莱比锡大学的博士学位，这样的阅历会让人以为林语堂一定很西化。的确，五四的时候，年轻的林语堂偏激过，他与鲁迅、钱玄同一起办《语丝》杂志，痛斥中国国民性之卑劣，说：「今日谈国事所最令人作呕者，即无人肯承认今日中国人是根本败类的民族」，「今日中国政像之混乱，全在我老大帝国国民癖气太重所致」。
待稍稍年长，中国古书读多了，对老祖宗的文化传统有了解了，他对中国文化的偏见便改变许多，开始以中允的态度来比较中西，谈论古今。林语堂的英文与中文同样的好，很难分得清哪个是他的母语，他最大的长处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他用英语写的《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一直是英语世界的畅销书，很多外国读者正是读了他的书，才改变了对中国就是男人抽鸦片、女人裹小脚的偏见，开始对中国文化有了入门的知识。他用中文介绍西方的历史与文化，也是如数家珍，娓娓道来，煞是好看。林语堂最得意的，就是「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做宇宙文章。」
《语丝》杂志
《论语》、《宇宙风》杂志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林语堂在上海办《论语》、《宇宙风》杂志的时候，每天在他的「有不为斋」来来往往的，大都是像他这样横跨中西文化的高等绅士。吴经熊留学哈佛，回国后担任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流利的英语中故意带一点家乡宁波的口音。邵洵美曾经在剑桥读英国文学，长着一个古希腊人的鼻子，却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名士做派，不穿西装，风流倜傥，有妻有妾，公开与美国女作家项美丽同居。林语堂更是中西合璧，中式长衫、布鞋，却口衔西式烟斗雪茄，鼻梁上架一付金丝眼镜。他讨厌西装领带，斥之为「狗领带」，认为中式服装最合人体的自然形态。这群亦中亦西、非土非洋的东西文化夹层中人，是民国上海滩一道特殊的精神风景，他们是西洋的绅士，又有传统的名士派头；在国人跟前挟西洋自重，在洋人面前谈中国为荣；在两种文化中上下其手，游走自如。
不过，这样的文化两栖人有时候也会两边不讨好，西化者嫌其洋得不够彻底，爱国者又会认他们过于西崽相。有一次，林语堂与鲁迅、曹聚仁等人聚餐，他提到在香港时，一群香港人用广东话谈得正得意，将林语堂撇在一边，他插进去，与他们讲英语，这下把香港人给吓住了。鲁迅听了，顿时沉下脸：「你是什么东西！想借外国话来压我们自己的同胞吗？」林语堂楞了一下，却笑吟吟地不还口，他有这样的肚量与雅量，不与鲁迅一般见识。他最欣赏老子的名言：「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他因自信而自足，故受得了屈辱，因而高朋满座，人缘极好。他容得了天下，天下也容得了他。
谈到古代士人，林语堂认为有谨愿和超脱两派，杀身成仁，临危不惧，是墨家；儒冠儒服，救世济民，是儒家，他们都是谨愿派。而蔽屣仁义，绝圣弃智，这是超脱派老庄。在民国知识分子当中，鲁迅继承了摩顶放踵的墨家血脉，胡适体现的是儒家的救世精神，而林语堂更接近道家的超然物外。
他打过一个比喻，说世界上只有两种动物，一是管自己的事的，一是管人家的事的。前者属吃植物的，如牛羊与思想之人；后者属肉食者，如鹰虎与与行动之人。林语堂天性活泼自由，不喜欢受束缚。国民大革命时期，因为在武汉听了外交部长陈友仁的英语演讲，大受感动，冲动之下做了外交部秘书，不到四个月，就挂冠而去，因为他发现自己只是一个草食动物，不是肉食动物，只善于治己，不善于治人。统治天下的人，清明的理性尚在其次，首先要有超人的意志，宁可我负人，不可人负我，在历史意志的前行路上，不在乎路边的小草，方能推行雄才大略，实现乌托邦蓝图。而林语堂，没有这样的硬心肠，也拿不出来宏伟蓝图，他只能做草食动物，既不拯救丑陋的世界、也不让世界来管束自己。
*内容节选自许纪霖《一个民族的精神史》。
《一个民族的精神史》
作者：许纪霖
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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