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余欢水》里，郭京飞被误诊为癌症晚期，这之后他像变了个人一样，不再压抑自己，也不再好脾气。但是，他真的从内心接受死亡了吗？
从他叛逆的种种行为表明，这也许是不能接受死亡将至的外化表现。
之后，他在网上看到一个临终关怀组织，报名成为被关怀对象，想要了却生前最后几个愿望。
在港剧里也看到过临终关怀的工作方式，安抚即将逝去的生命，给生者以希望。但是，当时很年轻，并未完全了解这方面的内容，觉得死亡离我们很遥远。
直到前年父亲患癌去世，深切感受到了他去世前的痛苦，很难接受没能与他告别，他带着周身的疼痛，离开了我们。
尤其这两年疫情袭来，死亡和面对死亡似乎不再是那么遥远的事情。可是，如何去面对亲人的死亡，能不能让亲人在濒死前少一些恐惧和痛苦？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2016年，被查出三度患癌的柴田久美子创立了日本“善终守护师”协会和6个善终研究机构，她的团队有384名善终守护师，义工人数近3000人，她本人也做了26年的看护工作，当了10年的善终守护师。
她没有因为病情沮丧，觉得这是时间在提醒她要加快步伐，让她完全远大目标，让日本全民接受生死观的教育。
于是，在经历了数百次的临终现场、与数百位“归人”携手合作后，柴田老师写下了《善终守护师》这本书，她希望让大家懂得，死亡并不邪恶、恐怖或肮脏，相反，它既平常又正常，能释放出巨大的力量，能够传递生命力。
书中写道，善终守护师的职责是陪伴临终者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过程中尽可能体贴地照顾，并帮助亲友好好与之告别。
为什么善终服务越来越被人们需求了呢？
据我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65岁以上人口已达19064万人，同比增速高达8.3%，远超2012年的3.5%。2020年我国65岁以上老龄人口已占总人口的13.5%。（数据来源于文章《2021年中国养老机构发展现状，老龄化趋势加剧提升对养老机构需求》）
到2025年，日本将有800万人进入75岁以上高龄者的行列，日本已经进入超老龄化时代。日本公布的《关于老人健康的意决调查》中表明，约有55%的人希望自己在家中迎接最后的时刻。
特雷莎修女说过：“即使人生有99%的不幸，临终时若能获得人生最后1%的幸福，这样的人生就算是幸福的。”
当生命接近终点时，人们都不想孤独地老去，很多人也不想在费用高昂的病房插满管子痛苦又没有尊严地死去。
于是，为了让临终者幸福地度过最后的日子，不留遗憾，善终守护师开始帮助他们踏上归途。
一般来说，善终守护师在现场的工作有四个重点：
- 抚触临终者的肌肤
- 倾听、复述和沉默
- 不断地说“没问题”来安慰临终者
- 与临终者“同步呼吸”
《善终守护师》这本书中，一共有5章，除了作者讲述如何与多位临终的人走完最后路程的细节，我最关注的是如何面对癌症后期带来的疼痛，因为，曾经亲眼见到父亲痛到出汗，头发和衣服、被子都被汗水浸湿了的痛苦场景。
书中，冈崎的父亲活到88岁时，忽然有一天无法言语、无法进食，他本能地都想到要将父亲送到医院。刚住院时，还能喝点流质食物，后来这也不行了，就只能打点滴，两个月后，老父亲的体重掉到38公斤。
血管也硬化到打不了点滴了，当医生问他要不要做胃造瘘时，得到的答案是他的摇头否定。
后来，医生征得家属同意，在老人的锁骨处插入点滴管，输入营养液。老人受不了这种痛苦了，几次拔掉管子，后来双手被护士固定在床上，不能动弹了。
这样痛苦的延命治疗，对老人对子女来说，都是更切肤的痛。在最后时刻即将来临前，他只想有尊严地老去，说，“想回家”。
然而，现实是，儿子还要照顾高龄失智的母亲，还要上班赚钱交医院的费用，已经没有能力把老人接回家了。
最后，冈崎的父亲又患上了肺炎，在医院撒手人寰。
对于子女来说，在老人生病时把他们送到医院救治，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而且，大家也希望用现代医学技术延缓父母的病情，再晚一些离去。
可是，如柴田老师所说，很多即将临终的老人，“期待能在自家善终的自然死去”。
并且，即将踏上归途的人，能为自己制定“临终计划”。有个女儿在母亲临终前握着母亲的手问，妈妈，您刚才睡着了，我好怕您就这样离去了。母亲说，别怕，我刚才在梦里去准备我的葬礼了。
如作者说，也许这位母亲就是希望自己能在睡梦中故去，他们对于自己的临终早已有了计划。
古老的送行文化是自然地在家人、邻居的话旧声中离去，可是如今的现状却难以复兴这样的文化了。临终的人接纳死亡需要勇气，同样，家人也需要学习接纳死亡这堂课。
《善终守护师》短短185页的书籍，带给我们的心灵震撼却是厚重的，让我们明白，即便有病有痛的人也依然能善终，能含笑而归。亡者往生，生者重生，我们需要的是明确的生死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