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维康演唱《卜算子·咏梅》
关于《卜算子·咏梅》的创作
孙玄龄
为毛主席《卜算子·咏梅》谱曲的京剧唱段写在1966年的年底，至今己经是42年了。
《咏梅》并没有被谁下命令去写，也没有人对它进行指导，更不是为了参加什么活动去写的。它是在那样的环境中自己生长起来的，是一个符合当时人们需要的作品。想起来，它能长久地受到欢迎，能有很强的生命力，这也应该是原因之一了。
记忆是很奇妙的，《咏梅》的写作，我至今还能记得很清楚。这个唱段写作酝酿的期间比较长，但实际落实写到谱面上的时间，用的却很短，而且是马上就被唱了出来。写谱时的情况，在记忆中还很清晰:
一天傍晚，李维康到我们的房间来聊天，闲聊之间，我就说起关于《咏梅》的事情来了。我把己有的构想说了，又把曲调唱给她听，她很有兴趣，听后就学着唱。接着，我又拉琴给她伴奏，听着她的唱，又做了些修改。经过长时间酝酿的结果，就样立刻被唱了出来，曲调也写到了谱面上。过程就这么简单，时间相当短，以致于现在想起来都有些不可思议了。
唱段不长，李维康很快就唱熟了。当时，我抄了一份谱子给她，她立刻就到隔壁的房间里唱给我们同一个宣传队的林燕、李树萍她们去听了。我还记得，唱的和听的人都是挺兴奋和高兴的样子。
没过几天，在戏校排演场的舞台上，我们演出小分队就开始唱了。有了个新唱段，又是我们自己的创作的，还挺顺耳、好学，所以，又没过多久，在戏校就传开了，学生们好像都会唱了。
在我的记忆中，这是1966年底到1967年年初之间的事情。
1967年的春节快到了，中央广播电台文艺部的人打电话到了学校，询问有什么节目可以录音。接电话的是东方红公社的一位同学，他回答说我们有一首《咏梅》，于是，录音的事情就决定了。好像是李朝阳同学找到我，说了这件事，又叫了一些人，组织了个乐队。
录音需要有人负责组织，还要监听把关，这自然是由我来做了。我不能拉琴，胡琴就叫杨柳青同学拉。录音之前，我还请他根据乐队人员的情况写了个简单的伴奏谱，好像还排练了一下。录音时，杨柳青拉琴，我在录音机房里监听。好像只录了两遍，录得很顺利。当时，打鼓的王志范同学问我:“最后结束怎么办，要不要来一锣?”我说:“什么也不用，干收!”所以，这段唱腔也是前无锣鼓开、后无锣鼓收的一段京剧唱段。
录音之后，也没再去过问。日子还是依旧那么挨着过，谁也不知以后会怎么样。运动开始时的喧嚣早己过去，校园里平静了下来。春节到了，也没有什么过年的气氛。突然，在1967年2月里的一天晚上，学校里宣传的大喇叭响了起来，管广播的同学把音量开的很大，像是在故意唤起人们注意似的。传来的不是当时经常听到的“最高指示”和社论，而是李维康歌唱的声音。“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的唱腔回荡在寂静、空旷的校园和它的四周。我们录的《咏梅》被中央台向全国广播了!
广播的力量是厉害!特别是在那时，有限的文艺节目被反复地放送着，无形地在加深着人们的印象。《咏梅》大范围地被传播开了，唱《咏梅》就远远不只是我们中国戏曲学校的学生了。想想也是，在那种连空气都显得沉重和凝滞的气氛中，出现了一个新鲜的唱段，怎么能不受注意呢?
由于受到了欢迎，记得《人民日报》上也登载了《咏梅》的曲谱。不过，报社可能是到中国京剧院去寻找的，所以，在登载出来的乐谱上，曲作者写的是中国京剧院。这下子，小将们不干了，打电话到京剧院兴师质问，说:是你们谁作的?这件事，是京剧科的同学郭大宇和我说的。为此，刘吉典先生在回家的路上遇见我时，还特地向我表示了道歉。当然，我说这没关系，没有什么。刘吉典先生是我们的长辈，艺术上是我们的表率，为人忠厚、谨慎，在那个时候就能表示尊重一个青年的创作，实在是令人敬佩!当时，标明编曲或创作者在京剧界是极少有的事情，《咏梅》也是这样，一直写的是中国戏曲学校创作。在1968年的油印曲谱上，还是如此。至于为什么会写上了我作曲呢?简短地说来，首次出现我的名字是在殷承宗的钢琴伴奏谱上，从那以后，才逐渐传开的。
在当时，写了、唱了、广播了、传开了，也就是高兴了一下而己，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而我现在还能记得这些琐碎之事，可说是鬼使神差了吧。
戏曲艺术 2008-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