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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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四川盆地内、外江名称的演变
文/郭声波
“两江珥其前，九桥带其流”。扬雄《蜀都赋》以寥寥十字，形象地描绘了汉代成都壮丽的河流景观。有人说，“两江”指的是当时的郫江和检江（流江）；也有人说，“两江”指的是内江和外江，内江离城较近，靠内，外江离城较远，靠外，故名。其实在成都境内，内江就是郫江，外江就是检江（流江），名虽殊而实皆一，只不过内江和外江是后起的别名，见于记载要晚到魏晋南北朝罢了。
可是，在魏晋南北朝时代有关巴蜀的历史文献中，却常常提到有“内水”、“外水”，它们与内江、外江又是什么关系呢？
四川盆地“内、外水”河名的实际出现时间不晚于东汉。据陈寿《三国志·蜀书·赵云传》，汉献帝建安十九年（214年），诸葛亮至江州，分遣赵云“从外水上江阳”。江州县在今重庆市中区，江阳县在今泸州市中区，则，外水必指今川江无疑。有“外”则必有“内”，“内水”一名虽尚未见到汉人记载，但可由《水经注》引晋人庾仲雍所谓“江州县对二水口，右则涪内水，左则蜀外水”加以间接证明。其“左”、“右”方位要么是记载有误，要么是古人有与今不同的方位指说习惯，但无论如何，既然指明了内水的上游是涪（今绵阳），外水的上游是蜀（今成都），那么内水指今绵阳以下涪江段及合川以下嘉陵江段，外水指今成都以下岷江一川江段，必然是确凿无疑的。正由于这已成为常识，所以郦道元在《水经注》卷三二、卷三三反复提到：“涪水至此（垫江，即今合川）入汉水，亦谓之内水也”；“江水自武阳（今彭山）东至彭亡聚，……亦曰外水”。这使我想起晋人常璩《华阳国志·巴志》中有这么一句话：“垫江县，郡西北，中水四百里”有人不理解，以“中水”指今沱江，怎么会跑到巴郡西北的垫江县来了呢？于是把此句断为“垫江县，郡西北中，水四百里。”也有人干脆把“郡西北中水四百里”合为一句，但是都不能解释什么水有四百里。任乃强先生认为“中”字是“内”字之误，一下就使问题涣然冰释了。这句话的意思是，垫江县在巴郡西北，境内有内水四百里。垫江县内水应是指今潼南至北碚—段涪江水道。
此外，关于巴郡城以上涪江—嘉陵江段称内水，岷江—川江段称外水的记载，还见于《宋书》卷四七《刘敬宣传》、卷四八《朱龄石传》，《太平御览》卷一六六引《周地图记》等，这里就不一一征引了。
这两条水道何以称作内、外水，至迟清代以前没有人解释。我以为，最起码一点是很清楚的，即内、外水分别是“内江水”和“外江水”的简称，或者说是“内江”和“外江”的早期叫法。《隋书·地理志》云：“僰道，后周置，曰外江·大业初改日僰道。”《括地志》云：“大江一名汶江，……亦名﹝外﹞ （水）江，西南自温江县界流来。”这都是南北朝时成都、僰道（今宜宾）一带的外水又叫外江的明证。至唐宋时代，人们已完全放弃了“内、外水”的称呼，而专用“内、外江”了。如杜甫《送十五弟使蜀》诗云：“数杯巫峡酒，百丈内江船。”《寄岑嘉州》诗云：“外江三峡且相接，斗酒新诗终自疏。”自古中原、江南人由水路入蜀，最常用路线有二，一即经
三峡、巴郡（渝州）、垫江（合州）转涪江至涪（绵州）或梓州（今三台）上岸，然后取陆路人成都；即从巴郡（渝州）溯江直上经江阳（泸州）、僰道（戎州）、南安（嘉州）人成都。所以宋人为“百丈内江船”作注说：“水自渝上合州者，谓之内江，由泸、戎上蜀者，谓之外江。”又说：“内江在合州南百步，源出刚氐徼外。……南流至渝州人江，又名内江。”郭知达引赵氏语注《寄岑嘉州》诗说：“嘉州下临大江，汶水自叙历泸连夔，故云与
三峡相接。”这些都很好地解释了杜诗何以将
三峡与内、外江联系在一起的问题，也证明了唐代内、外江与汉晋内、外水一脉相承的关系。但是，为什么这两条水道要用“内”、“外”来加以区别，仍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
宋人章如愚虽然注意到，自汉晋以来大江为外水，涪江为内水，此为不易之者，但他也不能道其所以然。至清，始有人尝试作出解释。乾隆时，蜀人李元著《蜀水经》云：
按内江以汉、白、涪、梓、渠五源之水归合州而合流，《汉志》以汉为径流，而涪水逼近会城，晋汉用兵多由之，故庾仲雍称内水，独系以涪，后遂称此水为涪江，而汉名隐矣。
这是说，在嘉陵江水系五水之中，本以西汉水（今嘉陵江）为正流，但涪水最靠近蜀中都会成都，被称为内水，汉晋时为用兵要道，所以后来渐渐又把涪水视作五水的正流了。稍后成书的陈登龙《蜀水考》也沿用了这个说法。我认为这种解释是符合情理的。
与这种以成都为中心区分内、外相似的观点，还见于本文开头提到的对成都郫、检（流）两江别名的解释。
郫检（流）两江之别称为内、外江，最早见于晋杜预所撰《益州记》：“郫江为内江，流江为外江。”与唐初《括地志》所谓“大江一名汶江，一名﹝笮﹞（管）桥水，一名﹝流﹞（清）江，亦名﹝外﹞（水）江，西南自温江县界流来。郫江亦名成都江，一名市桥江，一名﹝都﹞（中日）江，亦曰内江，西北自新繁县界流来。二江并在成都县界”大体一致，但是汉晋时大江正流是不流经成都的，大江从温江东决经流成都的时间大约是在刘宋、萧齐间，不晚于萧梁，因此确切地说，并非整条大江都叫流江，并非整条大江都可称外江，而是只有大江与检（流）江在成都县西界合流后流经成都城南那--段河流及其下游才可称外江。此即“二江并在成都县界”之谓也。宋人以为，“流江为外江，郫江为内江，此即成都一城言之也”（章如愚《山堂杂论》），虽然不够确切，但明确指出“内”“外”之义是相对于成都城而言，却是弥足珍贵的。
然而问题并没有到此为止。岷江—川江的另一条重要支流——乌江，至迟在晋代也被称作内江水或内江。《太平寰宇记》卷一二〇涪州武龙县条记载：“内江，一名涪陵江，一名巴江，在县，屈曲北流。水自黔州信宁县界人。李膺《益州记》云：‘内江水自万宁西北二百八十里至关头滩，滩北百步，悬崖倒水，舟楫莫通。’”此外在黔州彭水，思州思王、思邛诸县条下亦记有内江或内江水。
李膺是南朝齐、梁间人；万宁县，在今贵州思南县境，本名永宁，刘先主时更名，刘宋时陷于蛮獠，因此推知乌江之始称“内江水”，不会晚于晋代。除《太平寰宇记》而外，唐代的《元和郡县图志》思州务川、费州涪川县条，宋代的《舆地广记》、《舆地纪胜》涪州、思州条，都留下了黔江（即今乌江）又名内江或内江水的记载，因此，“内江”作为那时黔江的别名是毫无疑问的。与它相对应的“外江”或“外江水”，由于没有见到其他材料，因而只能认为仍然是指岷江—川江。
从地理位置上看，乌江之称为“内江”，无论如何与成都沾不上边，显然，乌江“内江”不是以成都得名。那么是不是相对某一腹心地区区别内、外呢？也不是。因为这种腹地，在全国一般指都城所在的关中地区，在四川盆地一般指都会成都所在的成都平原。对关中地区来说，四川盆地最近最大的河流是嘉陵江，而不是乌江；对成都平原来说，最近最大的河流是岷江，也不是乌江。显然，四川盆地内、外江的得名并不一定都与成都或成都平原有关系。
为了解开乌江“内江”得名之谜，我们不妨将眼光顺着长江下移。
长江流出三峡后，至今松滋老城西北三里开始形成分汊河道，先秦两汉时代，南江称为江，为干流，北江称为沱，为支津；魏晋南北朝时代，江又称为外江，沱又称为内江；唐宋时代内江流经枝江县城，外江流经松滋县城；当明代内江径流量不断增大并超过外江之后，江、沱易位，“内、外江”之名遂成为
历史。枝江一名始于唐，在这里，沱、内江、枝江一脉相承，很明显都是“支津”、“支流”的意思，是相对江、外江、长江而言，而不是相对某个城市、某个地区而言。
回顾一下乌江与川江的关系，也是支流与干流的关系，它与枝江一样，都以干流长江为外江，自己作为支流或支津则称内江。这应该不是巧合，而是长江中上游一带居民特有的地名文化的一种体现。这样解释，许多问题即可迎刃而解了。
至于支流为什么称内而不称外，干流为什么称外而不称内，这也很好解释。有这么一个故事：南宋淳熙年间，四川制置使范成大应召赴阙，舟次涪州（今涪陵），忽遇长江风浪，他只好移舟夜泊乌江，并作诗记其事：“黄沙翻浪攻排亭，渍淖百尺呀成坑。……水从岷来如浊泾，夜傍黔江聊濯缨。玻璃彻底镜面清，钓丝随风浮月明。”一边是波涛汹涌的大江干流，一边是风平浪静的支流，航船踅入支流，就像躲进天然避风港，并且这条支流也可通航，航行起来比大江安全得多，因此对舟人来说，孰为内，孰为外，不就是明摆着的吗？当然，也不是说凡是岷江—川江的支流都应该称为内江，如大渡河、金沙江，它们平时的波涛激流就要险过岷江—川江，并且自身也不能通航，航船是不会到那里去躲避风浪的。
另外，川江还有一条重要支流——沱江，也曾被称作“内江”，不过，这条内江的得名，却与上述两种情况又有所不同。
沱江本名中江，隋文帝即位后，为避其父杨忠讳，乃改为内江，连带把中江县也改名为内江县，这是大家所熟知的故事。但是沱江在金堂县大渡口（今金堂县城赵镇）汇合洛水、绵水后才叫内江，距成都最近处也有一百里，比外江到成都的距离还远，不可能像郫江那样因相对外江近于成都而称内江；另一方面，沱江没有大支流，也不可能像涪江那样因为在各支流中最靠近成都而称内江；再有，沱江水源虽主要来自都江堰之“内江”，但都江堰“内江”一名是清代出现的（详后），与隋代沱江之称内江无关。
那么是否因为它也是作为川江的支流，像乌江“内江”那样相对川江“外江”而称“内江”呢？从时间上看，这种可能性不能说没有，如《周书》卷二八《陆腾传》就有“资州铁山獠抄断内江路”的记载。但《周书》系唐人所撰，所用传记资料是否已依隋讳改“中”为“内”亦未可知。并且更多的迹象表明，隋朝避杨忠讳改动带“中”字地名的，除极个别情况如中都改用旧名榆次而外，基本上都是用“内”字代替“中”字，如云中改云内，阆中改阆内，中牟改内牟，中部改内部之类，可以说这是一条规律，多半是由于“内”为“中”之可替换近义词的缘故，这种“内”不一定要与“外”相呼应。
为什么四川盆地的“内江”涵义会出现以上三种不同的情况呢？
拙著《四川历史农业地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经过详细论证，提出一个重要观点，即四川盆地的居民作为文化构造者在不同的
历史阶段有不同的文化特性。在秦灭蜀以前，四川盆地居民以蜀人、巴人为主，那时的河名基本上都是单音词，如江、沱、湔、沫等，决没有“内、外水”、“内、外江”之分。秦汉时代，来自关中、“山东”的北方移民及其后裔与巴蜀土著一起创造着四川文化，这时的河名大多带上了通名“水”字、“江”字，显然是受了北方汉族系统地名文化的影响。涪江—嘉陵江之称内水，岷江—川江之称外水，与青衣江之称南江，绵阳河之称北江，江水之称大江，沱江之称小江一样，用方位、大小等限制词作为一些主要河流的别名，应该都属于北方移民及其后裔的文化杰作。
三国两晋以后，进入一个新的文化阶段。这时期的移民情况异常复杂，首先是人民移进移出及境内迁徙十分频繁，迄止隋统一 ，见于记载的不下20起，隋末唐初，唐肃宗时代、僖宗时代及南宋初年、末年，又有几次规模较大的移民入蜀；另外在移民来源方面，既有关陇氐羌，又有西南蛮僚，当然更多的还是北方的汉民。这些移民活动大多出于自发，往往整郡整县，动辄数万家即为一批，在移入四川后，很容易形成分区聚居的状态，如关陇移民多居于成都平原及川陕通途一带，越雟百姓居于成都以南川滇大道一带， 牂柯僚人则散布丘陵地区，唐武后时川西汉民居地又向东扩展，宋末川、陕难民又集中分布于嘉陵，江一川江“y”型区。因此在地名文化上，既承袭了秦汉时代体现北方文化特征的命名习惯，又出现了杂乱无章各自为政的无序化特点。就如河名，一方面承袭了以“水”、“江”作通名，以“南、北”、“大、小”、“内、外”、“前、后等限制词作别名的命名习惯；另一方面又出现了重复命名、错误命名的情况。
关于重复命名，如南、北江就出现了两对，一对是青衣江与绵阳河，另一对是新出现的检江与郫江（见拙文《成都平原的南、北江补考》）。清水出现了四条，即今双流江安河、广元下寺河、巴中恩阳河、开县东河。流江出现了两条，即今成都清水河—南河、渠县流江河。巴江出现了两条，即今南江神潭河、涪陵乌江。沱江出现了两条，即今泸州沱江、汶川杂谷脑河。大江出现了两条，即今岷江—川江、达州前河—州河。内江如前所述，也出现了四条，并且河名有三种不同的涵义，其中沱江“内江”由中江更名时，四川盆地已经有三条内江存在，隋朝官方仍然要不厌其烦地取“内江”为名。这些情况不正好说明当时四川地名文化的无序化特点吗？
关于错误命名，主要是由于人民迁徙频繁，不少原住居民使用的地名不为后来移入的新居民所知，这些新居民往往要依靠旧有的文献记载来给山川确定名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文献记载有误，或者他们对文献记载的理解有误，都可能导致他们确定的地名张冠李戴，出现“地名搬家”现象。
其例之一，今中江县之中江，汉晋称五城水，唐宋元明清称罗江，清以后又称凯江，沿革清楚。然而自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所谓“梓州城，宋元嘉中筑，左带涪水，右挟中江，居水陆之冲要”以后，罗江又别称中江，宋人因之，真宗时避圣祖玄朗讳，遂改玄武县为中江县，并相沿至今。拙文《成都平原的中江与前后江》已论证其为《元和郡县图志》作者误解南北朝人“左带涪水，右挟中江”一语真正意指所致，并且由于这一错误， 连带把中江（即今沱江）的别名‘内江”也一并移到罗江头上。兹不赘述。
其例之二，成都两江如前所考，郫为内。流为外，本无疑义，然至南宋时，却有人反以郫江为外江，流江为内江，事见祝穆《方舆胜览》卷五一引《皇朝郡县志》：“初，太守凿离堆，又开二渠，﹝一渠﹞由永康过新繁人成都，谓之外江；一渠由永康过郫人成都，谓之内江。高骈未筑罗城，内、外江皆从城西人。自骈筑城，遂从西北作縻枣堰，堰外江绕城北而东注，于合江﹝亭﹞复回内江水，循城南而与外水俱注。”按永康军治今都江堰市，由永康过新繁人成都者，即郫江，由永康过郫县人成都者，即流江。该记载既与前引《括地志》相悖，也与北宋欧阳忞《舆地广记》卷二九所谓“外江在今罗城之南笮桥下，内江西今子城之南众安桥下，自唐乾符中高骈筑罗城，遂作縻枣堰，转内江水从城北流，又屈而南与外江合，故今子城之南不复成江”不合。据蒙文通先生考证，此《皇朝郡县志》实即《宋史·艺文志》中著录的范子长《皇州郡县志》二，范子长为南宋光宗、宁宗时成都人，按理不应该对本地重要河名混淆不清，但是如果怀疑“内”、“外”倒置系祝穆转引有误，或系“传刻之讹”，从短短数句竟有五处“内”、“外”倒置的情况判断，也不大可能。因此我认为范氏原书就是如此，之所以与前人记载不合，其原因大概是成都两江“内、外江”的别名在人们实际生活中久已不用，文人著述时往往靠稽征故史，范氏尽管是成都人，但他恰好就在征引故史时犯了不应该犯的错误，将内、外江的位置弄颠倒了。尽管卷帙浩大的《皇朝郡县志》（100卷）入元以后即已亡佚，但70卷本的《方舆胜览》却“盛行于宋末元明，不仅为缀文之士所重视，对当时的地志编纂，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现存的元揭傒斯《蜀堰碑》，明、清《一统志》，四川、成都地方志及《读史方舆纪要》，无一不是采用的与北宋以前“郫内流外”说完全相反的“郫外流内”说，内、外易位遂成定案。追究其滥觞，显然范子长与祝穆难逃其咎。
与三国两晋至两宋间相比，元明清至今，由于新移民基本上都是来自淮河以南的湖广及东南地区，文化特性较为近似，都属于南方汉族文化系统，并且多有官方组织，移入地之间没有人为隔阂，呈大杂居状态，经济文化得以交流，反映到地名文化上，四川盆地的河名就要有条理得多了。除东、南、西、北等用于方位指示的词仍重复用于少数河流别名而外，其他如大小、内外、前后及实义河名的重复命名现象在主要河流中已基本消失。就如内江而言，流江“内江”改名走马河—清水河—南河，涪江“内江”专用涪江，沱江“内江”专用沱江，黔江“内江”改用乌江，罗江“内江”改用凯江，只有郫江“内江”仍继续使用，但其正名郫江已改称“府河”。至于外江、岷江—川江及流江已不再用此作别名，郫江“外江”也因为是沿讹得名，除方志中作为历史河名仍予转载外，实际上从未在民间使用过。元明时代真正与府河“内江”相对应并实际使用过的“外江”，是新起的沱江（湔江、蒲阳河）—青白江“外江”。有关记载见于元揭傒斯《蜀堰碑》：
北江三石洞之东为外应、颜上、五斗诸堰，外应、颜上之水皆东北流，入于外江。外江东至崇宁，亦为万工堰，堰之支流，自北而东，为三十六洞，过清白堰，东入于彭、汉之间。
此万工堰又叫官渠堰，在今彭州市西与都江堰市相邻处之蒲阳河上。又，嘉靖《四川总志》卷一六《水利》云：“外江北经崇宁、彭县、新繁、汉州界出金堂峡。”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六七云：“北江北出宝瓶口，经崇宁、彭县、新繁新都而入汉州雒水东南流为金堂河者，此所谓湔水也，成都人名之曰外江”。“新都县有湔水，自新繁县东北流，过县北，入汉州境。湔水即府境之外江矣”。其所以名以“外”，很明显是因为府河“内江”距成都较近，而沱江（湔江、蒲阳河）—青白江距成都较远的缘故。由于府河中段在明末因修筑筑断堰（在今郫县东团结镇）截流东注沱江，致使府河下游独受油子河水，流量大减，航运中断，尽管清康熙间在筑断堰实行春闭秋开制度，但府河航运并未恢复到昔日景况，它在成都的地位日渐衰落，“内江”之名亦随之湮没无闻。
耐人寻味的是，一对“内、外江”消失了，另一对“内、外江”又代之而起。恰好也是从明末起，作为沱江江首段（即今鱼嘴至都江堰市城南太平桥段）别名的“北江”一名因为其下游改道而湮灭（见拙文《成都平原的南、北江》），大概这里的河名不可一日没有别名，人们又按照古老的习惯给这段沱江命名为“内江”，与之相应，岷江正流鱼嘴至新津段也加以“外江”的别名。有人说，其所以区别内、外，是因为鱼嘴内江水涨时余水会从飞沙堰外泄岷江。其实，这与鱼嘴内江作为岷江支津而得名是大体一致的，都是古老的深厚的四川地名文化的再现。看来，四川人特别是成都平原的居民对“内、外江”名称确实有特别的爱好。
总之，元明清至今这一历史时期，尽管内外江名称仍有迁移更改，但已基本消除了前一时期重复命名、错误命名的杂乱无章状态，对河流的命名明显地从无序化向有序化转变，这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它再一次启示我们，在
历史地名的演变中，居民文化的特性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文章来源：《历史地理》第十七辑
第422页-428页
文章作者：郭声波
文章转化：白琳蔓
本期编辑：白琳蔓
终校：周辰
审订：杨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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