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本斯《卡德摩斯播种龙牙》
牙齿的有机力量
在人体器官中，牙齿显得有些特别。和大多数柔软、柔韧的器官不同，牙齿是坚硬的，更类似于骨骼。但它既不像骨骼那样被完全包覆而不可见，也不像多数头面部器官那样全然外露：牙齿一半深埋于龈肉，一半暴露于口腔，平时隐而不彰，当人咧嘴欢笑、张嘴吞食时，便会显露出来。
坚硬而部分可见、可触摸甚至可刷洗清洁的牙齿如此有别于人们对人体器官有机物的常规印象。虽然事实上蕴藏着牙神经，但牙齿不同于多数有机体的质感与它切、撕、碾、磨的机械般运作机理，都似乎为人体的有机环境带来了些许的“无机感”。
硬如骨骼的牙齿扎根于温软的肉身，牙“根”仿佛蕴含着某种植物学的隐喻意味。牙体静止而冷静，却是蕴藏力量的有机体，就像大多数植物的植株，静静地根植于大地，内中涌动着生命的能量。现代口腔医学术语——种植牙更是径直运用了植物学的修辞及其有机意义：纵使以金属螺钉楔入牙槽骨，也要实现人造牙根与天生牙床、人类机体的“有机共生”，这样的种植牙才算“成活”。
事实上，牙齿的植物学修辞由来已久。《诗经·硕人》云：“齿如瓠犀”，“瓠犀”指的是瓠瓜的种子，颜色洁白而排列整齐，除了形象地描摹出牙齿之貌，同样蕴含着植物种子般萌发-生长的有机隐喻。《释名》曰：“齿，始也”，牙齿与种子相似，都是有机体的能量之“始”。学者们还普遍认为，“牙”与“芽”相通，可以指涉生命勃发的最初状态。
而在神话故事里，牙齿真正成为了被播种、被种植的对象。忒拜传说中的英雄卡德摩斯杀死毒龙，依照神示将龙牙埋入地下，尔后众多武士便破土而出。在伊阿宋获取金羊毛的神话中，国王埃厄忒斯也以龙牙试探英雄：当它们被播种到阿瑞斯田野的垄沟中后，同样长出了巨人武士，而伊阿宋必须将其击败。播种龙齿，收获战士，这算得上是对牙齿所蕴含神奇伟力的极致想象了。
拔牙：“以力抗力”
牙齿不仅蕴藏力量，而且本身就能成为施加力量的工具，这是其最古老、也最日常的功用。它们是生命体汲取能量的“关口”，关乎着消化过程的头道环节。撕咬、啃食、咀嚼，牙齿的力学实践记录着生命演进的历程，诠释着物竞天择的法则。无论人类如何文明化，牙齿依旧是身体上某种蛮力与利己主义的“残余”，正如巴赫金的精妙论述：
这个肉体来到世界上，它吞咽、吮吸、折磨着世界，把世界上的东西吸纳到自己身上，并且依靠它使自己充实起来，长大成人。人与客观世界的接触最早是发生在能啃吃、磨碎、咀嚼的嘴上。人在这里体验世界、品尝世界的滋味，并把它吸收到自己的身体内，使它变成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这种人与世界在食物中的相逢，是令人高兴和欢愉的。在这里是人战胜了世界，吞食着世界，而不是被世界所吞食。（巴赫金《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
牙齿的力学实践令“人与世界在食物中的相逢”充满欢欣，但当这一力学体系发生反转，当施力的工具成为受力的对象，有机体便会感到巨大的无力与威胁——这就是令人生畏的拔牙。
牙齿貌带“无机感”，实则“根深蒂固”、充满力量的生命本质，决定了拔牙“以力抗力”的艰辛与粗暴，这是一个阻断骨肉间绵密的有机联系，将作为器官的牙齿从机体中分离出来，彻底实现其“去有机化”的过程。
更重要的是，意欲拔除的对象本质上是生命体向外部世界施加蛮力，“啃吃、磨碎、咀嚼”世界以充实自身的工具，因此拔牙不仅是与机体的生理结构、有机连接相抗衡，更是与基于生存本能、在“吞食世界”中享受欢愉的“生命意志”在抗衡。牙与拔牙这种微妙的力学关系，在“虎口拔牙”中能够得到最集中的体现：“虎口”放大并提示了牙齿的暴力本质，也让人体会到拔牙“以暴抗暴”的意味。
Gerrit Dou, The Extraction of Tooth, 1630-1635
“拔牙史”叙事
或许正是由于对力量的高度依赖，拔牙一度让人们觉得不涉及多少精细的技术或超高的技巧，在客观机理上就如从田里奋力拔出根系茁壮的植株那样简单。另一方面，牙齿有别于其他器官的半呈露特性、坚硬的“无机感”以及机械般的运作方式，也使它与任何一种易被处置、可被拔除的无生命物那样相像。因而长久以来，拔牙在认识与实践的层面，都无法被纳入真正意义上的医学范畴，这是一部独特的“拔牙史”。
在西方历史上，挂着牙齿项链、行走江湖的“拔牙者”通常与“杂耍卖艺的艺人和变戏法的猴子”为伍，他们在集市上搭起舞台，鼓励人们掏钱拔除烂牙。17世纪产生了“牙齿操作工”的称谓，指的是“擅长拔牙和镶牙的人”。而理发师也曾长期提供拔牙服务或所谓的“外科治疗”。（道布森《医学图文史：改变人类历史的7000年》）
在东方，情形十分类似。作家余华曾是一名牙医，他说“在我们中国的过去，牙医是属于跑江湖一类，通常和理发的或者修鞋的为伍”。这样的“牙医”们“和修鞋匠一样挑着一副担子游走四方”，停留下来时，便“在繁华的街区撑开一把油布雨伞，将钳子、锤子等器械在桌上一字排开，同时也将以往拨下的牙齿一字排开，以此招徕顾客”。（余华《我为何写作》）
更有意思的是，即使是在余华曾经工作的国有医院，前来问诊的病患也“很少有人认为我们是一家医院”，而是会称“牙齿店”。在“牙齿操作工”或“牙齿店”的语词之下，被客观对象化和商品化了的牙齿具有了更为显著的机械“无机感”。在语词所折射出的观念层面，“牙齿店”中的拔牙、补牙、治牙“操作”，长期以来都更接近于一种低门槛、“类医学”的实践。
在“拔牙史”悠久而多样的叙事中，“简单粗暴”的拔牙不仅一度是江湖游医式、低技术含量的，而且可以是高度戏剧化的。大量再现拔牙场景的视觉艺术作品都极力刻画被拔牙者痛苦的面容、拔牙者夸张的姿势、令人生畏的拔牙器械或是围观者们的“观看”。而拔牙对外部蛮力的依赖，以及“意外”力量瞬时爆发时对恐惧感的抑制，还催生了各种花式拔牙术：鞭炮拔牙、摔门拔牙、射箭拔牙、标枪拔牙、遥控车拔牙……至今，它们仍可作为戏仿与谐谑的形式，书写“拔牙史”的当代叙事。
Caravaggio, Tooth Puller, 1609
对拔牙器械或动作的夸张描绘
拔牙的恐惧
多数人要亲历拔牙时，总是充满恐惧，英文中的dental anxiety就是专门形容看牙医时的心理波澜。事实上，在麻醉技术成熟的现代口腔医学治疗中，拔牙时不会产生显著的疼痛。人们惧怕拔牙，并不主要源自生理上的即时性痛感，而来自对于拔牙“施于肉身”之“暴力性”的感知、想象与叙事建构。
“以力抗力”甚至“以暴抗暴”的拔牙机理是显而易见的，而这种将牙体从龈肉中连根拔起、“施于肉身”的“暴力性”，在各种拔牙器械及其关联动作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强调。牙科医疗器械仿佛是工程类工具的迷你、洁净版本，这些通常作用于钢筋砖瓦等坚硬无机物质的器具，竟要深入口腔，作用于有机体的肉身，并可能展开钳、敲、掘、撬、凿、切、钻等一系列动作。拔牙与工程相比，力学的作用工具与作用机制如此相似，作用对象却变成了具有知觉的生命体。19世纪的《芝加哥先驱报》甚至称“牙科工具仅仅是西班牙宗教法庭和伦敦塔中对待难缠的囚犯所用刑具的缩小版”，它们“能穿过坏牙的牙龈，从你的意识深处捞出一声呻吟”。（转引自道布森《医学图文史：改变人类历史的7000年》）
现代医学诞生后，拔牙时的局部麻醉虽然抑制了痛感，却并不会消除知觉；而牙齿与口腔如此接近大脑，拔牙的力学实践位置甚至可以说是高度贴近知觉的中枢。人们在拔牙体验中敏锐而震惊的视觉、触觉、听觉、嗅觉、味觉感知，沉淀为经验，甚至凝结为某种创伤记忆，最终成为拔牙恐惧感的重要来源。
当牙科无影灯亮起，与仰视的目光相撞，等候拔牙的生命体仿佛受到刑讯般的凝视。打麻药时是有痛感的，随后不自然的麻木感泛起于嘴角，延伸到嘴唇。拔牙时，器械与牙体相触的声音通过骨传导更加微毫可辨，拉力或冲击力也能带有顿感地被感知；牙根与龈肉分离的时刻，人们甚至能感受到植株被连根拔起、丝丝缕缕的根须被连绵扯断般的断裂感乃至微妙声响。最后，棉球被有力地压迫到创口并被咬住，之后的数小时，主体会渐渐获得痛感，也许还能嗅到或尝出一丝血腥的气味。
对于没有“亲历”却已“久闻”的人来说，拔牙所能带来的恐惧往往更为强烈。因为拔牙的体验或经验每被一个个体如此讲述或再现，受众就进行了一次创痛叙事的拟想，拔牙的恐惧也就完成了一轮层累与建构。
“命定”的智齿
换牙期的儿童拔牙，多是为了给新生的牙齿及时腾出空间，可谓孕育着新的希望。而其他的绝大多数拔牙情形，却都代表着病痛或衰朽。纵使令人惧怕，但当患牙反复造成疼痛又无法治疗保留时，便只能拔除。这是通过牺牲一个异常、“失序”的局部，确保整个有机体的舒适、健康。为了维护有机体的生命秩序，待拔之牙需要被真正地“去有机化”，被清除。丰子恺将拔牙比喻为“口中剿匪”，就是因为患牙“不但毫无用处，而且常常作祟，使我受苦不浅”，而拔牙“犹如把盘踞要害的群匪剿尽，肃清，从此可以天下太平，安居乐业”。（丰子恺《口中剿匪记》）
异质化了的患牙是要被“剿灭”的对象，有机体曾经亲密的一部分，如今成了要被排除的“异己”，这是谁的责任？随着牙体牙髓治疗技术的发展，如今因龋齿拔牙者并不多了，牙周疾病则是拔牙的最主要原因，而严重的牙周炎大都导因于长期以来对口腔卫生维护的不到位。在这一后天的人为原因之外，另一大类需要拔除的患牙就绝非主体责任所导致，反而会令主体感到深深的无辜与无奈。它们是个体生命历程中最晚长出的臼齿——智齿。
据说，智齿和阑尾一样，是人类进化的某种遗留物，最初用于咀嚼、研磨植物等的粗纤维。进化后的人类颌骨体积变小，因而智齿常常会由于空间限制侵犯邻牙、难以清洁，甚至成长受阻、无法萌出，进而造成牙周疾病，必须拔除。但它们在口腔中最深入，最粗壮，多深埋，甚至阻生，所以又最难拔。拔智齿绝不是江湖游医拔牙那般“简单粗暴”的力气活，而算得上是技术要求颇高的口腔外科手术。许多人对于拔牙的创痛叙事乃至创伤记忆，都源自与智齿艰苦卓绝的斗争。
智齿“与身俱来”，是否会在生长时造成病痛，并不受主体意志或后天卫生习惯的影响。智齿之痛是先天的、“命定”的，这与其他多数拔牙病患的后天病因如此不同；拔智齿时是生命体最精壮的年岁，这又与拔牙惯常关联的“失序”或衰朽那样反差剧烈。难怪生命力最为勃发的青壮年在拔智齿面前也会瑟瑟发抖，感叹“命运多艰”；而智齿拔除以后，人们仿佛就在这个心智成熟的年龄又通过了一场“成长的考验”，也为拔牙经验的个人叙事赋予了些许“反抗命运”的“英雄主义”意味。
人类学和考古研究表明，在一些古代部落或族群中，拔牙曾被作为成人礼或新婚礼的一种形式。就“成人”“成长”的意义而言，仪式性的拔牙是以生理性的牺牲寻求精神性的成长，它所要克服的，不仅是有机组织扎根、相连的力量，也不只是切肤、“切肉”、切身的疼痛，而且是被想象、被建构的恐惧。而非仪式性的拔牙，作为一种清除生命体局部“失序”的医疗实践，也能提醒我们：“见惯不惊”的有机体是多么精微，没有病痛的日子是多么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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