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底，毛主席指名要拍摄彩色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最后商定由袁雪芬扮演祝英台，范瑞娟扮演梁山伯。
正当剧团演员们热情高涨要投入拍摄，苏联专家却说：“你们要拍彩色片，再过个三五个五年计划再说，现在你们能拍好黑白片就可以了。”
可是经过大家艰苦卓绝的努力，经过11个月的艰苦拍摄工作，总算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拍出了诗画一般的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
1954年，周恩来总理便带着“两台”在日内瓦国际会议上收获了国际赞誉。同时，也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得许多殊荣。在国内，南北放映，更是赢得普遍赞誉。
但是袁雪芬自己却从来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因为她认为这部电影只是“遗憾的艺术”。
在拍摄电影过程中，当祝英台与梁山伯“楼台相会”时，本来有一次拍摄，袁雪芬眼眶里包含着热泪与梁山伯相见，非常动情。但是，因为拍摄技术原因那一幕不可用，后来拍的都不如那一次深刻，袁雪芬便不忍回看。
袁雪芬对艺术是非常认真的，但是对于生活现实问题，却未必考虑得周全。
1956年，34岁的袁雪芬终于考虑择偶问题，她嫁给了一个解放日报社的记者。
旧社会，一个“女戏子”，要说嫁得好，那必定是给某个老爷当了姨太太。
再好的，像马樟花，嫁给一个大学生，又是明媒正娶，算是极光彩的，终究如何，她的幸福淹死在人们的口水中。
新中国成立了，天翻地覆，袁雪芬再不是当初的“戏子”，她是参加过第一届政协，登上过天安门城楼见证开国的“表演艺术家”。
1956年，这个“艺术家”34岁了，她的良人又在哪里呢？
袁雪芬自己等待着，寻觅着，她的领导同事们关心着。
她想，一不高攀有地位的名人，二不追求物质优越的人，只求淡泊名利又具有道德情操，有文化，有共同语言的平凡人。
大约还是对自己的身份不够自信，她把自己看得太低，似乎在害怕，太好的人，她得不到。
所以，拒绝了很多合适的人，终究遇到了命运的残酷戏弄。
1956年2月，袁雪芬嫁给了解放日报的记者郑先生——她在自述中连他的名字都不愿意说——竟厌恶至此。
婚前，她以为他谈吐不俗，作风良好，谁知婚后见本性。
首先，郑先生非常自私——就算是两个人一起吃鸡蛋，郑先生也一定要挑选白一点的那个。
他把袁雪芬当成是他的私有财产，百般挑剔，争吵不断。
以至于，袁雪芬深夜在黄浦江边徘徊，面对滚滚江水，深深痛楚。
如此痛苦，为何不分开呢？周总理这样问她。
她是如此骄傲的人，她的身份，她的三个孩子，她如何敢分开。
她的尊严不允许，一切痛苦，生生挨着。
直到挨过3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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