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的夫人(二三十年代的北京)(1)

口述 | 何兆武 执笔 | 文靖

我是1921年秋天出生的,1937年秋天离开北京时刚满十六岁。对我来说,北京就是我的故乡,所以离开的时候非常留恋。尽管怀念的都是些很细碎的东西,但给我留下的印象美好极了。

我的家在北沟沿,现在改作赵登禹路。对门有个小商店,卖油盐酱醋,有时候也卖点儿青菜。一个掌柜、两个学徒,总共就这么三个人。因为就在我家对面,所以我时常经过那个铺子,而且常到那里买东西。当时那条路还是土路,常有赶大车的人从乡间来,就在小商店的门前停下来歇脚。那些都是真正的下层劳动人民,你从他们的装束就能看出来。一进门掏出两个铜板,不过相当于几分钱吧,往柜台上一放,说:“掌柜的,来两口酒。”掌柜就用一个小瓷杯倒上白酒递给他,然后拿出几个花生放在他面前。客人一边剥着花生吃,一边喝酒,一边跟掌柜的聊天,一副挺悠闲的样子。其实两个人并不相识,谈的都是山南海北的琐事,然而非常亲切,就像老朋友一样。东拉西扯地聊个十来分钟,说声“回见”就上路了。这个场景一次次出现在我的记忆里,让我感觉到一种人与人之间的脉脉温情,现在是不可得而再。现代化节奏的生活中,往昔的那种人情味再也看不到了。

对我来说,平生读书最美好的岁月只有两度,一次是从初二到高一这三年,另一次就是西南联大的七年。小的时候身处北京,读书条件非常优越,只需在学校领一张卡片,盖章之后就可以到北京图书馆借书了。北图以前在北海西侧,从我家到那里只需骑十分钟的自行车。每个星期六下午没有课,中午吃完饭,我就骑车到北图去借书。北图的房子盖得很漂亮,环境非常优美,也很幽静。刚一进去是柏油路,自行车骑上面没有声音。可是存车处前又是一段沙路,骑在上面便发出沙沙的声音,非常动人而富有诗意,至今回想起来仍然神往不已。周末放假了,心情非常轻松,到那儿一次可以借五本书,很方便,这就是一个星期的精神食粮。多年以后我去北京图书馆,就只许填三张借书单了,而且要等很长时间,还未必借得到。抗战前的那段日子因为知识初开,两三年就可以读不少书,开阔了眼界,自我感觉美好极了。可是后来一打仗,那种美好的生活就中断了。

当然也有非常悲苦、穷得不得了的一面,肮脏,贫穷,落后,随处可见。东城有几条比较好的大胡同,都是些很好的房子,是大宅门,可是你再看那些穷困的居住区,比如西城、北城那些破烂不堪的大杂院。本来普通一个四合院住一家,可是他们的院子连四合都谈不上,里面住着很多家,而且大部分都没有正当职业,或者是失业的,穷困极了。他们生活的唯一乐趣就是夏天晚上凑在一起东拉西扯,也唱一些歌,比如曹禺剧本里提到的“正月十五庙门开,牛头马面两边排……”这就是他们的流行歌曲。每个社会的文化总有两种,一种是上层的高雅文化,一种是民间的俗文化。乾隆时候的文学家、历史学家赵翼有一首诗,说:“李杜诗篇众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北京那时候也就一百多万人口,其实真正读过李杜诗篇的,我想大概连百分之一都没有,恐怕不会超过一万人。我自己当时就不读李杜诗篇,要说读过的也就《唐诗三百首》里选的那几篇,到成人以后才真正翻上一翻,那算是高雅的文化。另外一种文化就是人民大众的文化了,比如刚才提的那两句“正月十五庙门开,牛头马面两边排”,我想北京总有六七十万,也就是半数以上的人都会唱。可是这种流俗文化却不流传了,如果不是曹禺写这两句的话,大概现在不会有几个人知道了。

何兆武的夫人(二三十年代的北京)(2)

以前北京有一种说法,叫作“东富西贵,南贱北贫”。东城有钱的人较多,你从那些胡同就能看出来。像东总布胡同、西总布胡同、无量大人胡同,还有现在的东单几条、东四几条,那些胡同比较整齐,房子好。另外,洋人来了以后大部分都住在东交民巷那一带。比如洋人把王府井叫作“WilliamsonStreet”,英籍澳人威廉姆斯经营了这条街。洋人带动那片的商业、文化,像平安电影院、光陆电影院都在东城。

西城王府多,所以叫“西贵”,恭王府、醇王府现在还在,还有端王府,就是后来江青修的那片房子,据说想改为她的别墅。现在教育部的那个地方原来也是个很大的王府,叫郑王府。普通的封王、封侯,他的下一代虽然继承,可是要降一级,几代以后就成为平民了。清初时候封了八个最有功的王,叫作“铁帽子王”,那是世袭罔替,永远不降级的,郑王就是其中之一。所以原来的郑王府非常高级,大概现在只留下几间房子,其余的都拆掉变成楼了。另外,我家以前住在西城,是个比较小的四合院,附近王侯宅第也很多,北边的胡同叫“太安侯胡同”,往南是“武定侯胡同”。我去过太安侯的府第,那本来是侯爵的家,但已经破落了,变成一个大杂院,住了好多人家,大多是贫困户。我有一个同学就住在里边,曾经带我到原来那个府的后花园去玩,还挺大的,普通人家哪会有自己的花园?

南城是明朝嘉靖以后扩充的,原来南边就到正阳门为止,后来觉得不够就往南推进,又筑起了一道外城。很多商人住在南城,包括一些大买卖。可是中国古代历来重农轻商,所谓“士农工商”,商人等级最贱,所以旧北京的商人最和气,对你殷勤极了。记得我有个堂兄从老家来,他说:“哎呀,北京的商人可真是会做买卖,进了商店你都不好意思不买东西。”因为我们湖南商店里的那些人非常凶,你要问个东西,他就说:“你买不买?!”你不买,他就不给你拿。南城是商业区,饮食、娱乐这些相应的行业随在一起,赌场、妓院,那些更是下等人了,还有戏院和“戏子”。自古以来优娼不分,优就是娼、娼就是优,所以戏子的等级跟娼妓的等级一样,也属于“贱民”。包括那些名角,至少在他出名之前也是这样。这些人都住在南城,“南贱”指的就都是这些行业。

再说“北贫”。汉人大多从南方来,居住在南城,而北城,比如钟鼓楼那一带,从前住的都是旗人。旗人不工作,在清朝吃的是皇粮,一个月给发多少粮食,但一般也不会很多。许多人不够吃的,又游手好闲,整天提笼架鸟逛茶馆,尽是些穷人,所以叫“北贫”。小时候听到很多笑话,都是嘲笑那些旗人的。比如有一则说某个人家里有一块猪油,出门就拿它来擦擦嘴,让人看着他满嘴的油,好像家里吃的多么好似的,那说的都是旗人。

何兆武的夫人(二三十年代的北京)(3)

小时候经常去一些地方看热闹。那时北京有两个大市场,一个是东安市场,比较大,也比较新,有高档次的饮食、高档次的商品,还有大戏院,比如吉祥戏院,包括梅兰芳就在那里演出;另外还有一个西安市场,在西四牌楼,离我家很近,主要是供市井下层人民消费的娱乐场所。市场里面大约有二三十家说书的茶馆,说的基本上都是三国、隋唐、岳传等等历史演义的故事,其中以公案居多,像《包公案》、《施公案》、《彭公案》,多有武侠情节,说书人讲得栩栩如生,我们小孩子更是着迷。还有滦县的皮影戏也很精彩,我有一个同学对此非常了解,甚至知道谁的皮影表演技术最精湛,说:“某某一个人就能演一出有二十多个角色的《长坂坡》。”

西安市场是档次偏低的市场,没有高级的商品,好多是摆个地摊儿变魔术、练杂技,或者说相声的。相声不需要道具,就是两个人在那儿胡扯。解放以后相声档次提高了,成为一门艺术,可是解放前有很多低级趣味的东西在里边。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逗哏的说,那天看到一个老头儿,就在你们家门口,什么什么样子,然后另一个说:“那就是家严。严父慈母,旧社会说“家严”就是指自己的父亲,“家慈”指母亲。那个人故意装不懂,说:“加盐?你干吗加盐呢?是天热了吧,怕放臭了,给腌起来?”尽是这些低级趣味的东西,逗大家伙乐。

选自《上学记》,人民文学出版社

何兆武的夫人(二三十年代的北京)(4)

著名学者何兆武先生的个人口述史

第三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2008年)

华语图书传媒大奖(2006年度历史传记)

《上学记》是著名学者何兆武先生的个人口述史。何先生生于1921年,在北平读小学和中学,在西南联大读大学和研究生,共七年,读过四个系,之后在清华大学任教。《上学记》写的就是何先生1949年以前的求学生涯,其中西南联大的七年是主要篇幅。

书出版后,好评如潮,也引起了一些争议。但何先生说:“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并不是真正对人的尊重。一个人的思想本来是活泼的、与时俱进的,又何必一定要把它弄成一种思想上的木乃伊,让人去顶礼膜拜呢?”

有评价将何兆武的《上学记》、齐邦媛的《巨流河》和王鼎钧的“回忆录四部曲”并称为“海峡两岸知识分子的必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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