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颁布《汉语拼音方案》60周年，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来说，60年前颁布的这部方案，让汉语拼音成了他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假设有个人于1964年出生在中国南方，他就会在小学一年级学到汉语拼音，并借此了解了普通话的读音。在之后30 年时间里，他很有可能再也没有机会使用拼音，直到上世纪90年代。
这个人被委派到了新的工作岗位，相比新技术，文件里的各种新名词成了真正困扰他的东西。在编制文件的时候，他不知道这些字到底怎么写，比如同事告诉他“混凝土”这个名词被缩写成了一个读音为tng 的字。
在单位的公用电脑上，他一个键、一个键地敲下了tong 这四个字母。找了一番之后，他看到了“砼”这个字。
拼音当时并不是必须的存在，可能要等到儿女送他第一台电脑，这个“60后”才会被迫逐渐回忆拼音的规则。不过等到他有了可以手写的手机，他就不必费心回忆各种字的读音，比如困扰我们南京人的前后鼻音以及平翘舌音了。
老外在明朝用拼音学南京话
提到汉语拼音，首先让人想到的是“汉语拼音之父”的周有光。
老先生2017年1月14日去世，享年112岁，可是在他生前，他自己很不喜欢这个称呼。他常说，汉语拼音搞了一百年，自己只是参与方案最终制定的几个人之一，不能叫“汉语拼音之父”。
这既是周有光的谦虚，也是一种事实——现行《汉语拼音方案》，是在很多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汉语拼音方案》的拟订，曾经参考了从利玛窦以来到解放为止300多年来的几十种主要的汉语拼音方案。”周有光的《拼音字母的产生经过》中有这么一句话。
明清时期，来华传教士最早尝试用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
▲利玛窦和他用拉丁字母标注的汉语
意大利人利玛窦和罗明坚编的《葡汉辞典》中，率先使用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其后，利玛窦又同另一位耶稣会会士郭居静合作，于1605年(明万历三十三年)发明了第一套汉字拼音方案《西字奇迹》，这被认为是最早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方案和标准，其中的一些注音方法甚至延续至今。例如，利玛窦的这本书采用不同的附加符号表示了不同声调。
▲在南京传教的金尼阁发明的注音字母念出来是南京话
1626年法国传教士金尼阁、1847年英国驻中国外交官密迪乐等也先后编制了汉字拼音方案，各具特色。值得一提的是，其中大多数拼写出的念出来都是南京官话，而在清朝中期后，北京话成为官话，这些方案也就没用了。
老外眼里的方块字 是个错误
周有光认为，这些外国人给汉字注音还都只能算是“外国人为外国人而拼音化”，“是他们自己为了便于学习中文而创造的权宜之计”，类似于如今网络上流行用“斯壮”来表示“strong”一样。
到了19世纪中叶以后，产生了多种外国人拟订的译音方案。当时西方传教士大批来到中国，利用字母拼写各地方言，翻译《圣经》，传播教义，“使上帝的语言直接通向广大人民”，不必经过繁难的汉字。他们提倡废除汉字，认为‘繁难的方块字是20世纪最有趣的时代错误’。这是外国人为中国人而拼音化。
其中最有名的，是1867年(清同治六年)英国人威妥玛编写的《语言自迩集》，特别是i、u、等写法沿用至今。
威氏拼音准确记录了北京官话口语。此后在邮政电信、海外图书馆中文藏书编目、外交护照上的中文人名等处，都长期使用“威氏拼音”，成为汉字的统一标注方案。很多“威氏拼音”的拼法沿用至今，如清华大学TsinghuaUniversity，茅台Moutai等。
网上有个“常凯申”的梗，就是一个翻译者不懂“威氏拼音”，把“ChiangKai-shek”（蒋介石）错译为“常凯申”闹出的笑话。
晚清人学拼音有27种方案
真正到了中国人为学汉字发明的拼音，则要到了清末的切音字运动。
当时的知识分子为教育救国，希望通过简化汉字、推广拼音文字，实现“言文一致”，以普及文化。曾参与戊戌变法的王照，在1900年创制了包括50个“字母”（声母）和12个“喉音”（韵母）的《官话合声字母》，先被袁世凯列为直隶省师范和小学课程，随后流行全国。
另一位大咖，做过数学家、语言文字学家劳乃宣则发明了南方话的声韵母，又创制了宁音谱（南京话合声简字）和吴音谱（苏州话合声简字），通行江浙两省。
在晚清20多年的时间里，至少产生了27个拼音方案，其中多数受日本假名的影响，使用汉字笔画或独体古文做字母，只有鲁迅好友、清光绪年间的公派留学生朱文熊坚持使用已有的拉丁字母，于1906年编写了《江苏新字母》。
民国建立后，北洋政府修订章太炎“取古文篆籀径省之形”创制的58个注音符号，确定为法定“国语注音字母”。
这套字母使用声母、介母和韵母“三拼法”，非常符合汉语读音规律，如“中国”两个字拼为“ㄓㄨㄥㄍㄨㄛˊ”。中国台湾地区至今在教学中沿用这一注音方案。
可是又有人不满意。
赵元任、钱玄同、黎锦熙、林语堂等人认为，注音字母“形式不甚简便，也不大美观，印刷和书写都不如罗马字母”，因此以赵元任为中心，他们共同创制了更加国际化的“国语罗马字”。
1928年，国民政府大学院（相当于教育部）向社会公布了这一方案。和之前所有拉丁字母注音方案不同，“国语罗马字”完全使用26个拉丁字母，没有添加符号，也没有改变字母形式。
由于“国语罗马字”设计复杂，兼之政局动荡，当时没能在国内推广。1940年，“国语罗马字”改称“译音符号”，在台湾地区沿用至今。1984年，台湾地区对其做了一些修订，如“采用注音符号之四声调号，而不采用原设计之以字母变化来表示四声之拼法”，使用起来更加简便，也同中国内地现行的《汉语拼音方案》更为接近。
群众发明的655种拼音方案
民国时期，受苏联影响，左翼人士还发起过一场“拉丁化新文字”运动。
苏联建立后，在少数民族中推行文字拉丁化，被列宁称为是“东方伟大的革命”。瞿秋白1929年在苏联汉学家郭质生的帮助下，制定了一个汉字拉丁化方案，后经在苏联的吴玉章、林伯渠修订，成为《中国北方拉丁化新文字方案》。
1931年，在海参崴召开的“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这个方案获得通过。随后，开始在旅苏的10余万中国工人中推行。拉丁化新文字最大问题是不标声调，如“shiou”能同时表示“时候”和“事后”，极易混淆。
1940年，十月革命23周年时，陕甘宁边区成立了新文字协会，同时将十月革命纪念日定为中国文字革命节。不久，边区政府发布《关于推行新文字的决定》，规定新文字同汉字有相同法律地位。拉丁化新文字的推广，曾起到一定扫盲作用，比如延安县试办新文字冬学，经过50天学习，1927人中有860人学会了新文字，扫盲率达45%。
但是边区老百姓一方面将学习新文字视为一种摊派的负担，另一方面对新文字的作用表示怀疑，“为什么学中国字要先学外国字？肯定学不会啊”这种思想很流行，因此新文字的推广1943年就差不多结束了。
▲拉丁化新文字课本，你念得出来吗？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有关领导认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
周有光在文章中记载，从1950年中国文字改革协会的时期起，到1955年8月31日止，一共收到各地633位同志寄来的拼音方案655个。
方案内容五花八门。有用“简单汉字、偏旁部首或者汉字笔画做字母”，有用“纯粹拉丁字母的”或“纯粹俄文字母的”或“以拉丁字母为主，加入少数俄文字母的”或“加入部分新造字母的”，还有速记式——“用极简单的线条按位置、大小、长短、方向等的变化来表示不同的字母”，甚至还有“把阿拉伯数字来做字母”的……
“北京”，从“Peking”到“Beijing”
在当时，比较主流的拼音方案有三套，第一个是采纳了斯大林的建议，设计了5套民族形式的拼音草案，所需字母在40—60个，使用起来相当麻烦。第二个是使用斯拉夫字母，不过一方面斯大林于1953年死去，另一方面考虑到“拉丁字母在世界上更流行一些”，中国最终选择了第三套方案——使用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
周有光去北京参加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最终确定了汉语拼音的设计方向。会后，周有光被留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下的“拼音方案委员会”工作，主任吴玉章、副主任胡愈之，委员还有丁西林、罗常培、黎锦熙、王力、吕叔湘等。
不久，叶籁士、陆志韦、周有光受命一同起草拼音方案初稿。他们共同提出要用26个拉丁字母，没有新字母。三人夜以继日拟成一个汉语拼音文字方案初稿。初稿的主要特点是：一、完全用现成的拉丁字母；二、用几个双字母，但是尽量少用；三、标调用注音字母的调号，调号之外没有其他附加符号；四、“基欺希”由“格克赫”(g、k、h)变读”。
▲1986年，语言界学者聚会，左起：季羡林、吕叔湘、许国璋、周有光、马学良
1955年10月的“初稿”其实和今天我们所采用的《汉语拼音方案》在采用字母上已大致一致。后来又经历了1956年2月“原草案”、1956年8月“修正式”、1957年12月的“修正草案”。几经调整，1958年2月1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致同意批准《汉语拼音方案》。
在方案制订过程中，拉丁字母的用法也做了“中国化”的处理。
例如：“玻坡”“得特”“哥科”“资雌”这些声母，外国人写作：p，p'；t，t'；k，k'；ts，ts'。这是按照外国习惯来拼写汉语，不符合汉语的特点，也不便实际应用。中国人自己设计的方案，按照汉语的特点，把这些声母改写为：b，p；d，t；g，k；z，c(ds，ts)。这里采用的原则，就是要使字母为汉语服务，不使汉语迁就外文的拼写习惯。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决定采用拼音字母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意味着《汉语拼音方案》最终成为国际通行的汉语拼写标准——“北京”这个地名从此不再用“Peking”或“Pekin”表示，而成为我们今天看到的“Beijing”了。
60年来，我国的文盲率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80%下降到4.08%，普通话普及率提高到70%以上，这都得益于我们这位老朋友汉语拼音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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