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哀公十四年》有这么一条记载：“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这条记载后，传统儒家学者观点，《春秋》就到此结束了。因此，专门负责解经的《春秋公羊传》与《春秋谷梁传》都终于此年，“西狩获麟”成了此二传的最后一条记录。
可流传至今的《春秋》记载却并未结束，而是到鲁哀公十六年截止。这也很正常，因为孔夫子是在此年去世。以传统说法，《春秋》是由孔夫子编撰，孔夫子本人都已过世，他的著作自然也就至此完结。
传统上都说，《春秋》之所以多出两年，是孔门弟子后加的，所以才出现了《公羊传》、《谷梁传》和《春秋》在记载上的差异。可不管怎样，为什么孔子编撰《春秋》，却要绝笔于“获麟”一句？
这其中原因，《公羊传》给出了解释。
鲁哀公十四年春天，鲁国叔孙氏的赶车人子鉏商在西部大野泽（今山东巨野北）打猎，捕获到了一头麒麟。有人把这消息告知了孔子，不想他听了后却泪如雨下，泪水竟然打湿了他衣服的前襟！孔子一边拭泪，还不停地喃喃自语：“它是为谁而来呢？它是为谁而来呢？”
麒麟是古代传说中的仁兽，虽然“不履生虫，不折生草，不群不旅”，但本性强大，“不入陷阱，不入罗网，文章斌斌”。古人深信，一旦麒麟出现，天下必有圣王出现。因此，麒麟现世，必然是一嘉瑞。既然天下都将出圣王了，应该是皆大欢喜之事，为何孔子却如此哀伤？
在确认捕获了麒麟后，孔子哀叹道：“我的道已经穷尽了！”因此，在“获麟”一句后，放下了手中的笔，从此不再写《春秋》。
杜预为此解释，“麟者仁兽，圣王之嘉瑞也，时无明王，出而遇获。仲尼伤周道之不兴，感嘉瑞之无应，故因《鲁春秋》而修中兴之教，绝笔于获麟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为终也。”麒麟如此圣明的仁兽，却被一低贱的车夫俘获，这不正是周道不兴的明证吗？
正因为如此，孔子才哀伤不已：他一生所追求的梦想，也许再也无法实现了；再写《春秋》又有何用？
近现代的史学家们，很多都对孔子编撰《春秋》之说就持怀疑态度，因此对于“孔子绝笔于获麟一句”之说并不太信以为真。所谓孔子“绝笔于获麟一句”，很大程度上是后世儒家学者为美化孔子而编撰出来的故事！
然而，《春秋》虽然可能并非孔子所著，但《春秋》与孔子的渊源却匪浅。
作为开私学之风的第一人，孔子的教学内容，肯定离不开历史。晋人司马侯向晋悼公推荐叔向来做晋平公老师，其理由就是叔向熟读史书。作为鲁国司寇，孔子有机会读到鲁国官史；后来周游列国，也有机会看到其他诸侯国与周王室的史书。即便孔子不曾编撰《春秋》，作为儒家“十三经”之一，那些编撰《春秋》者必定也是深受孔子学说影响之人。这其中，肯定有不少人是孔子的亲传门生。
也就是说，即便《春秋》不是孔子本人编撰，但《春秋》肯定是孔子思想的结晶。因此，《春秋》绝笔于“获麟一句”，虽然不一定是史实，可却真实反映了儒家思想在当时不受重视的现状：天下礼崩乐坏，列国在内则臣弑君、君讨臣，在外则侵伐不断，有谁还在乎什么破周礼与周道？
鲁哀公十四年，齐国陈恒杀死了齐简公。孔子听说后，为此斋戒三日，多次向鲁哀公请求伐齐。面对齐国，鲁哀公却心有畏惧：“鲁国长期以来就弱于齐国，您却要讨伐齐国，准备怎么办？”孔子义愤填膺地说道：“陈恒弑君，齐人不支持他的人有一半。以鲁国之众再加上齐国一半人的力量，必然可战胜他！”被孔国老这么催促，鲁哀公没法，只得让孔子去找当政的季孙氏。不出意外，季孙氏当面拒绝了孔子的请求！
乱世之中，乱臣贼子都可随意弑君而得不到惩罚，孔子之道还有什么存在价值？
所以，孔子“绝笔于获麟一句”，与其说是史实，不如说是儒家学者对自家理念与当时社会格格不入而产生的一种绝望情绪。
尽管孔子一生竭力维持周道，提倡仁义，强调忠君爱民，可《春秋》记载的二百四十二年历史，几乎满篇都是尔虞我诈、弑君篡位、恃强凌弱。儒家学者撰写《春秋》，独独选择了隐公元年到哀公十六年的这段历史，是否别有深意？
对于编撰《春秋》的目的，传统儒家有一种说法：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编撰《春秋》，就是要将这段历史中的乱臣贼子全都暴露出来，让他们在后人面前无所遁形。后人读过《春秋》后，认识到了乱臣贼子的真实面目，自然而然地就对身边的乱臣贼子有所防备——这当然会让后世乱臣贼子畏惧了。
话虽这么说，却有一重大的疑点：春秋时代，西周覆灭后就已拉开了大幕，为何《春秋》却是从鲁隐公元年开始？
以鲁国国君而言，鲁孝公在公元前769年去世，此后鲁惠公被立为国君。如果《春秋》从鲁惠公元年开始，就几乎可以涵盖从西周到东周转化的整个过程。可为何《春秋》没有从鲁惠公开始呢？
《公羊传》为此解释，因为鲁隐公时期的历史是孔子高祖所能听到最早的历史。孔子及其父亲时代的历史（鲁昭公、鲁定公、鲁哀公），人们对史实的说法已不同；孔子听说过的鲁文公、鲁宣公、鲁成公、鲁襄公时代的历史，大家说法各异；在此之前的鲁隐公、鲁桓公、鲁庄公、鲁闵公、鲁僖公时代的历史，就更是众说纷纭。因此，鲁隐公之前的历史，哪些是史实、哪些是传说，孔子已无能分辨。为确保史实的可靠性，孔夫子才不得不从鲁隐公开始记事。
以《公羊传》的说辞，孔子时代还处于口述历史时期，历史还未能形成系统化的文字记载。
可不要说《春秋》时代，西周时期众多带文字的青铜器都能记载下许多历史，何况是春秋以后长期远离是非漩涡中心的鲁国呢？因此，所谓史实不清的说辞，并不可信。
儒家学者之所以要错过那段历史，真实原因恐怕还是下面这一难题：周平王与携王到底谁才是正宗的周王？
西周灭亡后，东周曾经有段“二王并立”的历史：周平王与携王二王长期对峙。到汉代以后，这一史实逐渐湮没，鲜为人知。因此，太史公在撰写《史记》时就完全忽略了这段史实。
在孔子生活的年代，“二王并立”的这段历史就已经人所不知了吗？
以《公羊传》的解释，鲁隐公之前的历史孔子就已经不清不楚了，所以这段历史在当时确实可能失传。
可儒家另一部著作却足以证明，当时人是知道“二王并立”这段历史的。
王子朝被赶到楚国后，《左传》作者借王子朝之口，明确地说出了这段历史：“至于幽王，天不吊（善）周，王昏不若（顺），用衍（失）厥（此）位；携王奸命，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迁郏鄏。”以王子朝之说，携王因为违反天命，被诸侯废弃，所以周幽王后嗣周平王才得以被立，东迁到了洛阳。
《左传》与《春秋》大约是在同一时期成书，《左传》作者知道“二王并立”这段历史，那么编撰《春秋》之人不可能不知道。因此，儒家学者以史实不清为由回避这段历史，理由并不充分。真正他们想要回避的核心关键，恰恰是周平王政权的正统性问题。
王子朝是周平王后裔，他当然不能承认携王才是正统周王。
可实际上，携王姬余臣是周幽王之弟，西周覆灭后，被中原诸侯扶持而成为周王。在周王国绝大多数诸侯眼里，他才是正统周王。与之相反，周平王是在西申国扶持下成为周王的；但西申国联合犬戎、杀死周幽王灭西周的行径，让周平王成了弑父篡位的叛逆。虽然当时周平王不过十岁左右，是受人控制的傀儡，但他背上了弑父恶名，无论如何都不会被绝大多数周王国诸侯所认同。
后来郑武公与晋文侯先后投奔了周平王，在郑国和晋国支持下将携王消灭，平王政权才获得了合法地位。篡逆的周平王战胜了正统的携王，这究竟算是正义还是邪恶？
如果周平王战胜携王是正义之举，那么儒家思想的基础就此丧失；如果是邪恶之举，周平王一脉已稳坐王位长达两百多年，其地位早已得到世人公认，孔子都无法否定其正统性。
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都会与儒家思想产生巨大的冲突。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干脆回避这一段历史。
但儒家这种回避历史之举，在时人普遍都知道这段历史的前提下，就显得更失可信度：儒家强调忠君、强调仁义，可自西周覆灭以来，周平王弑父篡位两百年后，不也被天下人承认了吗？儒家之道的意义何在？
这就是史实与儒家理念的重大冲突所在：乱世之中，为了在丛林中存活下来，人们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去战胜自己的敌人。儒家所提倡的礼、义、仁、信，恰恰成为当时社会所鄙夷的东西。因此，孔子穷其一生试图恢复周礼、让天下由乱转治的理念，也就成了一个空想。
鲁哀公三年（公元前492），小孔子三十岁的得意门生颜渊去世，孔子不甚悲伤地说：“唉！天要亡我了。”鲁哀公十五年（公元前480年），孔子另一门生子路在卫国内乱中丧生，再次遭受沉痛打击的孔子说道：“唉！这是天要断绝我了。”
得意门生先后去世，自身理念又得不到世人认同，获麟即便是再大的嘉瑞，又怎能不让孔子哀叹不已？正是弟子们深深地体会到了老师的无奈，才会替他“绝笔于获麟一句”吧？
不过，儒家学者们想不到的是，乱世中他们的理念为世人所鄙夷；可在治世中，统治者们却强烈需要他们的这套理论来稳定人心。所以，后世汉武帝突然提出了“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口号，开启了“外儒内法”的全新治世模式。在先秦时期得不到重视的儒家，却从汉代开始大行其道，在中国以后的两千多年历史上占据了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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