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特别喜欢英国作家托马斯·霍奇森·利德尔的《帝国丽影》一书，不仅因为它文字优美，描述了1907年从香港到山海关的晚清中国的真实风貌，更加重要的是作为知名画家，利德尔在这本书中插入了大量他亲自写生的图画，“给我们留下的是最接近原貌的百年前的中国形象，提供了生动的抚今追昔的凭藉”。这本书我常置案边，随时翻阅都会有独得之乐，尤其是当发现利德尔描绘的景致迄今未变时，就会有一种穿越了沧海桑田的感慨万千。只是由于世事变迁，文物在板荡的岁月里多遭毁坏，是以这样的机会不多，而国子监的琉璃坊算是难得的一个。
利德尔手绘之国子监琉璃坊，出自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帝国丽影》一书
“倒宫门”邮票上的琉璃坊
位于安定门内成贤街的国子监，是我国古代职掌教育的机构，是元明清三代的最高学府，也是掌管国学政令的机关。国子监是根据“左庙右学”的封建礼制设计建造的，成宗大德六年（1302年）先修的孔庙，大德十年（1306年）孔庙建成后，在西侧建国子监。最初，国子监最重要的场所是彝伦堂（元代称崇文阁），不仅是藏书之所，还是皇帝“临雍”（讲学）的地方，彝伦堂前西侧台阶下的那棵古槐，据史料记载，是元朝大教育家、曾两次担任国子监祭酒的许衡亲手种下，据说这棵古槐的一枝向下垂地，皇帝每次临雍的时候却不扶自上。徐国枢在《燕都续咏》中说：“儒宗学府资清望，分秩宜崇左右师，记取临雍垂盛典，老槐也识展臣仪。”虽然谄媚，却也说明这一传说在旧时广为人知。
明初建都南京，这里改称北平府学，明成祖朱棣迁都后，重新定为国子监，规模也逐渐完善：嘉靖五年（1526年）修建敬一亭，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装上青琉璃瓦顶，乾隆二年（1737年）又改成黄色琉璃瓦。但对于国子监而言，最重要的年份无疑是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因为在这一年里，国子监开始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重修扩建，而且其最具代表性的两座建筑——琉璃坊和辟雍，先后建成竣工。直到这时，以辟雍为中心，左右建筑对称整齐，中轴线上从南往北依次为集贤门、太学门、琉璃坊、辟雍、彝伦堂、敬一亭的国子监建筑群才算真正落成。
琉璃坊为砖石结构，十分高大，圆形劵门三座，庑殿式坊顶，配以黄色琉璃瓦，琉璃纹饰为蟠龙花心，四脊分列各种琉璃瓦走兽，每个走兽都精工细作，形态生动，坊壁上亦雕有飞舞盘龙，雕工细致，体态威严。牌坊的前后各有一匾额，南面为“圜桥教泽”，北面为“学海节观”，均为乾隆皇帝御书，以示向学重教。整个建筑显得精美秀丽，具有极高的艺术性。民国二年发行过一套通称为“帆船”的邮票，共三种图案，十九种面额，其中1元、2元、5元、10元、20元的大面额邮票的中心图案，就取材自这座琉璃坊，通称“宫门票”（即学宫之门），其中一版面值两元，中心图案印倒的错版票，就是大名鼎鼎的“倒宫门”，是民国邮品中的四珍之一，价值非常高，由此亦可证明国子监琉璃坊在北京建筑中的极具代表性。
利德尔在《帝国丽影》中绘画的琉璃坊与今天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坊前的一株树木和几蓬乱草，使整座建筑更显沧桑。利德尔对它由衷地赞美道：“在大门内几英尺之处有一座巨大的琉璃牌楼，牌楼的三个拱门用大理石镶边，楼的上部呈绿色和黄色，顶部绚丽多彩，盖的是黄色瓦——整座牌楼是一件华丽非凡的工艺品！”
辟雍实现了“方形圜以水”
利德尔的国子监之旅，一开始并不顺遂。当他站在大门口的时候，发现大门紧闭，里面寂静得仿佛没有人烟，他使劲敲了半天门也无人理会，正当他准备放弃这次探访的时候，“一个行动拖拉的看门人打开了大门”。那时正值大清苟延残喘的最后时光，对宗庙文物根本无暇管理，竟成了一个个供人捞钱的场所，国子监也不例外。看门人向利德尔收了一些银子，就放他进了去。
“这个地方长满了杂草，确实非常安静，也许正是这种在中国稀有的安静，使我认为这是个心旷神怡的地方。在这里，我可以坐上几个小时都不会有人来打扰。在喇嘛寺（指雍和宫），我身边总是挤满了喇嘛教徒和其他的人群。经历了那种喧哗之后，这里的安宁令人陶醉。”除了琉璃坊外，令利德尔震惊不已的还有一幢“在大理石的阶梯和行廊上立起的精美的建筑物”。这座建筑物的四周是一个由大理石栏杆围起的池塘，池水平静，长满莲荷，几座大理石桥从水塘上越过。“窗户和支撑双层屋檐的大柱的木工十分精致，建筑物的顶端是一个硕大的金球，球上的黄金仍在阳光中闪耀着光芒”。
通过“顶端是一个硕大的金球”这一特征，可以知道利德尔描述的，正是国子监最重要的建筑：辟雍。
辟雍是皇帝讲学之所，乾隆之前的帝王们也想建造，但却都因为没有水而作罢——我国古代认为辟雍必须方形圜以水——乾隆年间国力强盛，乾隆自己又是个死要面子的人，认为没有辟雍是盛世之瑕：“北京为天下都会，教化所先也，大典阙如，非所以崇儒重道，古与稽而今与居也”！于是下令打了四口井，从井里把水汲上来，从暗道里注入，通过四个龙头（螭首）喷到白石砌就的水池里，于是石池中涵空照影，波光潋滟。接着又建起一座面阔三间四周有回廊的黄琉璃瓦重檐攒尖顶正方形建筑，是为辟雍。辟雍四面无墙，均装槅扇，以便讲学时敞开。环绕辟雍的圆形水池，四周用洁白的双层汉白玉栏杆围护，栏杆花纹精雕细刻，圜水四面架起四座石桥，通向辟雍四门——用巧夺天工的设计将哲学思想付诸实现，正是我国古代建筑学的绝妙之处。
天子临雍，在乾隆之前是到彝伦堂举行，而辟雍建成后，乾隆在每年的二月和八月，带领王公大臣和国子监师生，先到旁边的孔庙祭祀孔子，然后到国子监临雍。整个仪式隆重，前面的钟楼里撞钟，鼓楼里擂鼓，殿前的四个大香炉里烧着檀香。乾隆走入辟雍内的讲台，坐上宝座，讲《大学》或《孝经》一章，臣子和学子们跪在石池的桥边洗耳恭听……也许这真的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值得铭记的一幕，直到140年后，日本学者丸山昏迷走进国子监，来到这处“皇帝亲临举行讲学的地方”，依然对那个“至今仍原样保存的当时的宝座”感到神往不已。
因何成了“十可笑”之一
说来奇怪，这样一个国家以重金营建、皇帝以亲临示范的地方，在清人笔记《戴斗夜谈》中竟成了世人皆知的“十可笑”之一（光禄寺茶汤，太医院药方，神乐观祈禳，武库司刀枪，营缮司作场，养济院衣粮，教坊司婆娘，都察院宪纲，国子监学堂，翰林院文章），而究其原因，缘于在国子监学习的学生们的“品质”实在是太差了。
依例，国子监学生的总数限制在三百人以内，学生来源分举、贡、荫、例四类，前两类尚算正途出身，“荫”是八旗三品以上官员子弟或为国尽节官员的子弟中的保送生，“例”则是有钱人“捐资入监就读”，其素质可想而知。而且国子监虽然入学难，但一旦进了门，不仅学习松散，赶上考试反而因为“通晓门路”，比外面的考生更容易买到试题和请枪手代劳，所以“国子监学堂”才在人们的眼中成了高高在上又不学无术的笑谈。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光绪皇帝下令废除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成立了设学部，把国子监所管事物并于学部。国子监也就此日益冷落，美国作家阿灵顿在《古都旧景》中回忆，“民国后这里完全衰败了”，虽然古柏依旧参天，但圜水里已经不见金鱼和莲花，院子里堆着“三百余块正反面都刻着字的石碑”，这些就是根据雍乾年间著名书法家蒋衡手书后刻成的十三经（又称“乾隆石经”），虽然无比珍贵，却只落得个散落庭院的境地……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人民政府对文物保护工作的不断加强，特别是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怀和过问，国子监才得以不断修缮、焕然一新。
2014年，我曾经在位于小街桥附近的一家杂志社工作，午休时喜欢到雍和宫大街上游走。狭窄的街道虽然永远是车水马龙，但街道两边出售各类宗教用品的小店和素食餐馆，以及它们共同散发出的幽幽的檀香，让人产生一种异样的舒适感。雍和宫对面的成贤街，因为华美的牌楼和成荫的绿树，更是我格外喜欢流连的地方。偶尔我也会买张票到国子监里面散散步，利德尔说这里有一种令人心旷神怡的安静，我对此深表认同。我喜欢站在琉璃坊前回想利德尔描绘的百年前它的模样，我喜欢绕着圜水的汉白玉栏杆从不同的角度看辟雍的庄严肃穆，四周没有旁的游人，不知从哪里飘来若有若无、时断时续的古琴声，让我在缥缈而生的思古之情中，忘却了生活的烦恼和忧愁。
去年三月，《北京晚报》在国子监举办创刊六十周年展览，我也去参加了相关的活动。活动结束后，我看到一群穿着汉服的孩子们走过琉璃坊，一边走一边在老师的带领下背诵着什么诗句，声音稚嫩而整齐……近年来我特别喜欢听孩子们的琅琅读书声，特别是在国子监这样的地方，特别是了解了它从辉煌到衰败又复兴的历史之后，就愈发觉得这声音充满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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