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知胡红岩是冤枉的，但按照警方相关要求，必须要有假“胡红岩”的真实身份信息，才能删除胡红岩的“犯罪记录”。可问题是，假“胡红岩”在哪儿呢？事情似乎陷入一个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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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新京报记者赵蕾 实习生张一川 编辑 | 胡杰 校对 | 郭利琴
33岁的胡红岩觉得自己得了一种心病，治不好也死不了。
心病的根源是她身上绑着两个案底，其中一起刑事案件的案底至今仍未消除。
按照警方的说法，一名陌生女子曾盗用了她的身份信息，这名女子因盗窃被逮捕，后进入监狱服刑。刑满释放后，如今杳无踪迹。
5年前，民警以她“犯过事儿”为由将她带到派出所问话，胡红岩才知道自己居然“不清白”了。
在此之前，胡红岩顺利升学，结婚，工作，生子，在她眼里能看见和睦美满生活的模样。但此后，胡红岩的一切逐渐偏离了轨道。
她多次在乘车或住店时被警方拦截询问，因为“犯过事儿”的人无法通过政审，她放弃了公务员考试。
5年来，胡红岩通过多种渠道催促公安机关删除关于她的“犯罪记录”。但目前仍未如愿。
事实上，经办的公安民警也有难处：明知胡红岩是冤枉的，但按照警方相关要求，必须要有假“胡红岩”的真实身份信息，才能删除胡红岩的“犯罪记录”。可问题是，假“胡红岩”在哪儿呢？
事情似乎陷入一个死结。
“胡红岩”的秘密
时间回到2008年6月。
23岁的胡红岩刚从平顶山工学院环境工程专业毕业，她拿着两包行李来郑州投奔姐姐胡海丽。
胡海丽本科就读于郑州大学医学院，同年顺利进入本校新校区读研，便把老校区教职工宿舍的床位留给了胡红岩。
每天7点准时起床，在食堂看完早间新闻，胡红岩在教学楼内看专业书。晚上10点前回宿舍，10点半左右熄灯睡觉。
用胡海丽的话说，考前妹妹都在努力看书，休息时间也严格精确到分钟，过上苦行僧一样的生活。
只有周末，她才坐上校车去17公里外的新校区找胡海丽，两人一起在宿舍玩玩电脑，再吃个饭，算是高压学习后的放松。
胡红岩说，新老校区之间，这是她在郑州考研生涯中出行的最远距离。
与此同时，在距离郑州大学老校区12公里外的马李庄，一起盗窃案正在发生。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出具的刑事判决书显示，2008年8月23日下午16点20分许，被告人“胡红岩”在金水区马李庄127号305房间内偷盗一台价值2400元的“九亿通”牌电脑和一台价值230元的“美的”牌电磁炉，赃物被卖掉未追回。
当年8月31日，“胡红岩”被郑州市公安局金水分局行政拘留，9月4日被刑事拘留，后被羁押在郑州市第一看守所。
10月23日，金水区人民法院以“胡红岩”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刑期至2009年2月27日止。
这一年，身高158cm的胡红岩不到110斤，圆脸，留着标志性的齐刘海，眼睛似月牙细长，她戴着细边椭圆的近视眼镜，笑起来腼腆，略带羞涩。
另一个“胡红岩”在看守所留下的资料显示，身高166cm，大眼睛，圆脸，宽肩，皮肤偏黑。
金水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显示，被告人“胡红岩”的户籍信息和胡红岩完全相同。甚至曾用名“胡海岩”，也是完全一致。
2009年1月10日，11日两天，胡红岩在郑州铁路技术学院的教室里完成四场研究生入学考试，取得了320多分的初试成绩。
同一时空下，假“胡红岩”正在服刑。
2009年夏天，胡红岩接到北京科技大学录取通知书，并获得二等奖助学金。9月1日，她坐在北上的火车上，望着窗外闪过的景色，心里哼起了小曲。
此时，假“胡红岩”已出狱半年。她消失在人群中，带走了有关“胡红岩”的秘密。
“犯过事儿”的人
得知自己在公安系统中留有犯罪记录前，胡红岩对自己的人生还算满意。
她出生于普通农民家庭，父母依附于家里的7亩地种大蒜，将姐妹俩送入大学。在河南开封杞县苏木乡咸岗村8000多口人里，这样的家庭并不多见。
父母家教严格，从小不许两姐妹骂人，撒谎。两人遵循着父母的教诲，是同村人口中别人家的孩子。
家里进门处的一面墙上，贴满两人的奖状，胡海丽说：“红岩的占了一大半，她在班上总是前三名，挺要强的。”
2011年国庆，胡红岩结婚，第二年硕士毕业，生下女儿。这些年，她的脸圆了一圈，唯有笑起来露出的小虎牙还未变。
按照她的计划，回到丈夫老家新乡市找一份稳定的工作，生活重心由学业转移到孩子和家庭，“就这么安安稳稳一辈子，也挺好”。
2013年7月，她入职新乡市某环保科技咨询有限公司。工作之余，她决定为公务员考试做准备。
两个月后，胡红岩到郑州市玉龙镇参加一级建造师考试。下午五点左右，她到达预定宾馆，登记入住。
刚坐到房间的床上，听到外面有人喊，“胡红岩人在哪里？”
她出门，看见两名民警站在前台。
“你以前是不是犯过啥事？跟我们走一趟。”民警将她带到派出所。
询问中，胡红岩才明白，公安系统里，自己有两起违法犯罪前科记录。第一起案件中，郑州市嵩山路派出所曾将“胡红岩”治安拘留。另一起则是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胡红岩”因盗窃被柳林派出所的民警抓获。
民警告诉她，要想证明自己不是涉案的“胡红岩”,必须找受理案件的派出所和相关民警删改信息。
胡红岩说，她始终想不通身份信息如何泄露。“记不清了，但我确定自己从未丢过身份证，户口本也一直放在老家。”
一夜未眠。胡红岩中途放弃考试，直奔嵩山路派出所和柳林派出所。
多方辗转，她在丰产路派出所找到2008年刑事案件的主办民警吴强，要求删除自己身上遗留的不实犯罪记录。
嵩山路派出所和吴强分别受理了两起案子，采集完胡红岩指纹和DNA后，承诺一旦比对出结果，会依据真实情况删除不实记录。
等待的日子令胡红岩坐立不安。她每周给两家派出所打电话询问进展，“总要做点什么才觉得有希望。”
她不再报考公务员，“犯过事儿”的人无法通过政审。
直到2014年5月初，她从焦作到郑州参加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考试，在进站检票之际，再次遭到民警拦截。
胡红岩在警讯室内解释半天，在听到铁路公安回复“那你拿着证据消除记录我才能信你”时，她跌坐在椅子上，号啕大哭。
再出来时，火车已开走近一小时。顶着六个月身孕的肚子，她在检票口呆立了许久，看着身边匆匆赶车检票的乘客，她心底生出强烈的不满，“像是被社会排除在外的人”。
她无心参加考试，最终坐上了回新乡的列车，望着窗外，仿佛所有景物都是黑色的，如当下的心情一般压抑。
纠结的澄清之路
胡红岩没想到的是，她的澄清之路会如此纠结。
2014年7月，她接到民警打来的电话，称经过核查，关于她的不实犯罪记录已经删除。
她信以为真。“我以为这事儿简单，没想到要去核实。”
生活回归如水般平静。直至2017年10月国庆节，胡红岩才惊觉，自己被“将了一局”。
胡红岩一家四口买了十一回开封的高铁，在新乡东站检票口，一位50多岁的铁路民警将她拦住。
她再次陷入困境。警察询问完基本的出行内容后，丢下一句“本来还需要搜你的行李，看在你带孩子的份上，走吧。”
事后，胡红岩到铁路公安值班室咨询，才知道每次刷身份证进站时，公安信息系统都会显示她有犯罪前科。按照规定，值班民警会随机抽查有前科记录的出行者。
最终，她查明是后一起刑事案件未删除，便每天都给吴强和柳林分局打电话。柳林分局宣传科负责人张向三解释，现在实行办案人员终身负责制，得空还是多催促吴强更合适。
在胡红岩和吴强近半年的短信和微信聊天记录中，吴强的说法几次变更。他先是表示盗窃的刑事犯罪记录确实尚未删除，他将向上级申请报告尽快落实，之后又称需要找到作案人，才能删改胡红岩的案底。近期，则以开会忙为由拒绝回复。
胡红岩很困惑。“为啥要找到坏人才能消除我的不实犯罪记录，找不到就不消了么，这是哪门子道理？”
她转而向郑州市公安局，河南省公安厅，郑州市纪委，郑州市信访局等多部门寄材料，打电话，要求重视和严肃处理此事。
但是，相关部门没有给过她明确回应。
朋友建议她通过法律手段维权。她又将希望寄托于法院。希望通过申诉，由法院出具新的裁定书，证明胡红岩没有犯盗窃罪，然后拿着新的裁定书去找公安局消除不实犯罪记录。
受胡红岩委托的律师在翻阅案卷时发现，金水区人民法院庭审记录中显示，在讯问环节，假胡红岩自称是大专学历，当庭曾报错一位身份证号，家庭成员的姓名和组成也与胡红岩的真实情况不符。
咸岗村村主任孙四国和胡海丽也表示，村委会和胡红岩家人从未收到公安局的通知和法院送达的裁定书。
解不开的“死结”
5月17日上午，吴强在所属的北林派出所治安管理大队办公室内向记者回应了此事。他在手机相册里翻出一张《违法犯罪人员信息修改所需材料》，其中第三条要求是提供（双方）户籍信息，即要有假“胡红岩”的真实身份信息。
在他看来，胡红岩和作案人员的指纹、照片都有，可以证明两人身份并不重叠。但要求卡在这里，“我也去省厅打了十来次报告了。”
吴强觉得不被理解的不止胡红岩，还有自己，“事情过去这么久了，坏人也不是一时就能找得到，有些事情人力方面达不到嘛”。
谈及办案时没能及时筛查出作案人员的真实信息的原因，吴强则回避了话题，只是感叹两人长相相似。他反复强调该女子对胡红岩家庭情况甚为了解，继而不再接话。
柳林分局也证实了吴强的说法。张向三拿出几份《关于胡红岩误录入办案信息系统错误信息删除请示》的文件，盖有郑州市公安局柳林派出所的印章。
“2014年起，我们配合着吴强收集这些材料，柳林分局的领导和市局领导也签字批示过这件事，申请报告交到省厅，没了下文。”他皱着眉，摊了摊手，“关键是案件从胡红岩身上删除了，不就等于盗窃案不存在了，谁来担负这个责任呢？也不符合程序嘛。”
问题的核心又回到找假冒者。“找了”，“快出现了”,“就要找到了”，胡红岩说，她数不清听过多少次这样的回答。
河南省公安厅新闻办主任张晓雷认为，盗用他人身份信息作案本就是违法，分管该案件的公安分局应该尽快抓到假冒胡红岩的女子。
“抓个人哪有多难，怕是屁点大的事儿拖了这么久，才不好抓了吧。”5月17日下午，张晓雷要求郑州市公安局给出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案。
第二天上午，郑州市局回复此事程序复杂，短期内可能解决不了。但会想办法尽快找人。
胡红岩眼看着此事陷入死循环中，自己怎么也找不到出路，她找聘请的律师商量解决办法。19日见面时，律师却提出希望解除合约。
律师向胡红岩说明，金水区人民法院认定，胡红岩申诉后，必须先由公安机关开具作案人“胡红岩”不是胡红岩本人的证明材料，并消除胡红岩不实案底，法院才会出具新裁定书,“难度比较大”。
记者就此向金水区人民法院求证，法院回复称，已经在调查此事，在没有具体的调查结果出来前，不接受媒体的采访。
胡红岩坚持请求律师帮她拿到法院更正的裁定书，律师推辞不能百分百保证申诉成功，两人争论一个半小时后，律师提出了解除合约的建议。
“算了，那就解除吧”。胡红岩满脸通红，签完字，整个人忽然像泄了气的皮球，瘫在沙发里，陷入长久的深思。
希望“重新开始生活”
2013年，浙江叔侄奸杀案再审，受理案件的检察官张彪曾在接受采访时说，“上小学时，有人地里的西红柿被偷了，说是我偷的，叫我去指认，当时我就难过得流出了眼泪。我今年六十多岁了，仍然没忘记这件事情，没有做过某事但被人冤枉后，内心是非常非常痛苦的”。
胡红岩把这段话背了下来。在申诉材料中，她写道：深陷冤枉的人，每分每秒是怎么度过的，只有经历过这种痛苦的人才明白。
她形容自己，绝望到生无可恋。
这半年，她时常梦见自己站在法庭上，向法院申明自己的事情，说着说着哭了，再醒来对着天花板发呆，直到天色渐渐泛白。
深夜，她必须听段相声，再听听轻音乐才能入睡。
给孩子们讲睡前故事的惯例取消了，床前摆着半个人头高的图画书，她无心再看。6岁的女儿看她总是拉着脸回家，忍不住抱怨一句，“你怎么又不高兴了，你这个坏妈妈。”
情绪崩溃时，她把自己锁在屋里哭，两个孩子来敲门，她假装凶着脸把孩子推开，“快出去”，心里却满是愧疚。
年初因为胸闷去医院看病，在门诊走廊里看见地上掉了一叠百元大钞，她下意识想捡起来交给保安，半路手又缩了回来。
“万一有人以为是我偷的，扯不清可咋办，那我岂不真成了小偷?”想到这里，胡红岩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她叫了几声，“谁丢钱啦?”看见有人拾起，悻悻走开。
就是在路上被人撞了，路人嚷嚷着要帮她报警，她要做的也是赶忙制止。“可能害怕更多人知道我有案底，觉得丢人”，她叹气。
她的朋友圈经常转发法律公号发布的最新法则:《关于防止和纠正冤假错案件的规定》，《检举材料转给被检举人将追责》……
以前，她闲来只看娱乐八卦新闻，总觉得社会上离奇的案件，纷繁的信息都与自己无关。如今，她意识到自己封闭的状态让她距离常识越来越远，缺乏对复杂事物的判断力。
“现在倒霉的事莫名摊在自个身上，才知道懂点法没坏处。”
胡红岩也多次设想自己终将重获清白的时刻。年前，她在网上买了一箱红酒，共6瓶，尚未拆封。
她说，要等到自己打了“胜仗”回家，独自坐在屋里把自己灌醉，等到再醒来，就像是做了一场噩梦，把受的伤全部留在过往，“重新开始生活”。
5月21日下午，郑州市检察院宣传科主任周庆华就胡红岩身份信息错误事件回应，她称公检法三家已经在沟通此事，公安局已经启动信息比对工作，检察院和法院也会及时沟通和督促此事的推进，将尽快纠正有关胡红岩身份信息核查中出现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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