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专业研究，许多人读典籍是为了从遥远的过去获取于当下仍有重要价值的珍贵智慧和学识，如学者徐兆寿重读《史记》的感受，“时常读，才能明白何为中国，何为天下”。但他也认为，百年来中西文化的交融，对后人解读典籍并非全然有益，偏见、误读和盲点时时存在。本文中，他对于《史记》中天人关系、道法自然、昆仑与黄河的源头这三处概念进行了重新梳理和思考。
文/徐兆寿
刊于2023年2月9日文学报
2022年，不断重读的书仍然是《史记》，时常读，才能明白何为中国，何为天下。但人们往往误读，尤其百年以来人们用西学洗释中学之后，对《史记》的理解就形成了诸多偏见，或误读，或盲点。
今只说三点。首先是天人关系。司马迁的《史记》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但何谓天？何谓天人关系？何谓天人合一？已然是一个巨大的谜。它还牵扯到中国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牵扯到何谓天道？何谓道？人道从哪里来等等。天的丧失，是百年以来中国人信仰中间的一件大事。丧天，世间则天理不存，人则无法无天，于是，人就只能谈社会学，成功学，私人学。所谓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等古老的概念就难以解释，而且可能会如老子所讲的那样：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
《史记》里有一篇文章至关重要，即《天官书》，讲的是上古世界传承至汉代的天文学知识与理论，这篇文章讲的正是天人关系的本质问题。据清朝一位学者统计，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天文学著作。这是否意味着在司马迁之前没有天文学呢？其实不然。司马迁在另一篇文章《太史公序》中讲得很清楚，人类最初没有文字，都是用形象来记述，其中星象是最为重要的一种，所以用星象来标识时间和空间，《河图》《洛书》以及《易经》其实都是这样朴素的世界观、方法论的体现。他的先人是天官，就是观察和探索星象与人类关系的人，后来在周代时失去天官之职，沦为史官。但是，司马迁家继续了天官之学，所以他的学问不仅仅是历史的流水账，而是在相互印证天人关系。这揭示了他的学问与后世史家的本质区别，也揭示了他的史观不仅仅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史，还是天道的运行史。所以后世史官无法与他相提并论，他们只记述帝王将相之史，而将天道摒弃了。没有天理，人间哪里还会有正义？
那么，天道是什么？真的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玄幻吗？是不可论的吗？非也。司马迁虽不能像孔子那样对《易经》有通解，但他关于天文的家学远在孔子之上。他对“天”第一次作了明确的解释，即宇宙、星空、星云，但又非人们所眼见的那样渺茫。“天”是由无数的先贤与圣人经过难以计数的岁月“发现”的，描绘的，而且也是在无数的岁月中被印证了的。是否可以说是上古人类的科学世界观？这个“天”对地球无时不刻地发生作用，比如太阳、月亮和太阳系的五星，比如各种彗星和北极星、北斗七星等等。那时候司马迁不明白这些星辰是什么样的物质存在，但今天的天文学、物理学、生物学等科学告诉我们，地球是太阳系中的一颗不大的星星，是银河系里一颗微尘一样的存在，但它们都按一定的规律在运行着，也就是有道可循。银河系或太阳系里某一颗星辰与地球的关系发生巨大的变化，或突然造访地球，地球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甚至生物大灭绝，抑或生物大爆炸。故而说，地球上的海啸、地震或干旱等现象，并非地球独自产生的，而是星球之间的作用产生的，这正是司马迁的先人们和人类那些上古时代的圣人们研究的事情。他们可能只看到月亮悬挂在天上的模样，但他们一样发现了月亮运动的规律，太阴历就这样产生了。今天的天文学靠航天飞机或各种仪器可以看到月亮是什么样子，并且能算出它与地球的大小，他们还发现了古人没有发现的无数恒星和行星，但是，他们的发现只是量的无限扩张，并没有一套对地球和人类产生效应的理论，而上古圣人讲述的那些星星足够用了，还产生了天文理论，这个理论正是上古人类发现和总结的“天道”。
从天道出发，司马迁对中国或天下的地理进行了天地合一的观照，也就是书里讲的十二分野。然后，又对人类历史进行了天人合一的观照。最后，他总结出人类社会的变化规律。这套理论是中国的圣人和史学家独创的，这就是所谓的“成一家之言”，但我更愿意说，这非一家之言，而是真理。这是后世史家和学者普遍丧失的观念，也是西方的史学家无法相比的。
其次是道法自然。什么是道法自然？《道德经》里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但是，如何理解呢？它在人世间的普遍应用在哪里呢？《五帝本纪》里讲了黄帝等五帝求道和治理天下的行为，可谓道法自然。黄帝等五帝完全是按照天的指示在行动。上古圣人用北极星和北斗七星来创造时间，当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方时，天下皆春，五帝都到东方去巡视，治理那里的百官，并派天官羲仲在立春和春分这两个大节去恭恭敬敬地迎接日出，恭送日落，去宣示人们要春种，观察那里的百草和百兽如何生长。当北斗星的斗柄指向南方时，天下皆夏，五帝便跟着天星去南方治理百官，让天官羲叔在立夏和夏至日恭迎日出、恭送日落，观察那里的天地消息。另外两个季节也一样。最后回到中央，即有黄土的地方。土为仁。在古人那里，天和地都是与人一样的生命，只不过是大生命，人只是这个大生命中的一个小生命，所以要遵循大生命的规律去生活、思想和生老病死，这就叫道法自然。而人只有在这样的天地大生命系统中去觉悟，抛弃个人的那些偏见、任性，就可以与道同行，可了却生死，可知天地。
最后是昆仑与黄河的源头。昆仑是无数考古学家、史学家、文学家、人类学家、修道者共同在寻找的地方，同时它又与黄河的源头连在一起。但人们往
往在用当今的眼睛观察，而不去学习地理学、生物学、冰川学等知识，不去了解几千年上万年大地的演变，就简单用从西洋借来的方法和欧洲中心主义观念去进行判断和批判。疑古派就这样产生了，同时，夏商周三代和秦汉在地理不断变化的背景下，逐渐形成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天下观，这就是中原文明中心说。司马迁构建的历史进一步填补了这个框架的血脉。一千年之后，北宋五子和朱子又对其进行了新一轮解释，中国便有了明确的边界。但是，近百年的考古使这些言之凿凿的论断不断地瓦解，“满天星斗”说逐渐成为另一种与之对抗的声音。事实上，人们仍然没有找到那个构造天人合一世界观的上古时代的中心。它显然不在洛阳。人们必须往天上去考古，必须进行神话考古，最后必须进行思想考古，即《易经》考古，把它们都用今天的科学来重新印证，中华文明便真正地被科学化、当代化和现代转化了。
《史记》中的《大宛列传》是人们一直津津乐道的文章，但很少有人去认真地读。在这篇文章里，通过张骞，司马迁给我们标明了昆仑即今天的于田南山，而黄河的源头即今天的塔里木河和另外几个小支流，它们向东或向北一起流向罗布泊，然后罗布泊的水向南“潜行”，在积古山一带奔涌而出。如果说张骞是第一个清晰地讲出昆仑与河源的人，那么写作《汉书》时，班家人是亲自去新疆和葱岭一带考察过的，所以补充说，河源还有葱岭那里流出的几条水，向东流来，汇入罗布泊，再潜行南下。一个新的河源，不，一个中古世界的河源清晰地显露在我们的地理之上。但我们为什么没有人去认领这个河源？为什么没有人去相信这些史料？为什么没有人去对此进行考古？这也是司马迁的《史记》留下的矛盾之处。
稿件责编：何晶 新媒体编辑：李凌俊
图片来源：摄图网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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