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算不上影视界的人，不过涉足影视圈十几年，曾和电影电视界的许多人合作拍戏，其中不少是影视界的名人，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在他们身上体现了德艺双馨，更体现了共产党人优秀品格。我向他们学习艺术，更学习做人。
秦怡老师是我从小就仰慕的艺术家，她是我母亲一代人了。她在电影《铁道游击队》《青春之歌》中扮演的芳林嫂和林红，当时在我年轻的心灵里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我有幸和她有两次在同一剧组拍戏，她的朴实，她的平易近人，她的敬业精神，让我又一次感受到名演员的气节。
第一次是在黄祖谟导演的电影《张衡》里。秦怡饰演桓夫人，我在戏里只是个大群众角色，演张衡的待诏（即助手），当张衡被诬离京时，和他相视而泣，有特写镜头，其他镜头都是在旁陪衬。我尽管在舞台上演出多次，上银幕毕竟是新手，免不了惴惴。这个剧组还有许还山、王诗槐、龚雪、肖雄、冯奇等名人，秦怡是最有名的大演员，却丝毫没有名人架子。每次拍摄现场，她总会以手指点我该站的位置，不多话，却让我知道，镜头前和舞台位置不一样。导演用的镜头大小对演员的表演要求也不一样。最难忘的是在苏州外景地拍摄，秋风萧瑟，太湖边，穿着薄薄的古装服，阵阵寒意。一个镜头拍摄，站位置，打灯光，试镜头，要花一个小时以上。她和大家一样站着听从指挥，从来不像有些所谓名演员，站位置要替身代。吃饭，我们在同一桌，她会招呼大家多吃菜，“来，小汪，这个清蒸鳊鱼好吃，是太湖特产……”我至今吃到过的鳊鱼里，苏州西山那家小饭店的最最好吃，最最难忘。
那个时代，小演员、大演员、大导演是同一级别，同一桌吃饭，同一家旅馆住宿。我和黄导演就住在同一楼面隔壁。那时我正受某出版社之邀在写一本书，晚上，黄导、赵福健副导演和秦怡老师会来询问并叮嘱我早点睡，“明天还要拍戏！”普普通通的话，我心里就暖暖的。
离开西山外景地回沪时，我们在一个农贸市场逗留一会，大家都想买大闸蟹。那时候，秦怡老师宛然是个小姑娘的模样了，她会惊喜地喊着，“这个摊头大闸蟹好大呀，小汪，快来，快来，帮我挑，帮我挑！”菜场的人都认得她，笑着叫她，招呼她，她也笑嘻嘻地向大家招手示意。那个时候，大闸蟹六毛五分钱一斤。粉丝看见明星也很平常，不会涌上来握手要签名。我帮她买了几斤，她说带回家“给儿子吃的”。那时候，她已经年逾花甲，一头黑发变成金黄色，依然十分美丽动人，充满活力。
第二次一起拍戏是在辜郎辉导演、史蜀君指导的电视剧《我是一片云》中，我和秦怡老师扮一对夫妻。女主人公段宛露由张晓敏饰演（说来也巧，1989年，中央电视台拍摄《宋庆龄和她的姐妹们》，我在其中演宋父宋耀如，她演三小姐宋美龄，晓敏笑道，你怎么老演我父亲的哪），秦怡演段母，我演段父。拍戏时，她说：“小汪，你化妆要老一些，表演也要老气一点。”就这一句话，已经给我指点了人物要点，令我受益匪浅。参加这个电视剧的演出，她也真不容易，每次到剧组前先要把儿子安排好。有一天，她晚到了两个多小时，一到剧组就跟大家打招呼道歉。原来这天一早，儿子就把马桶弄堵了，粪便溢到地上，房内都是，她要忙着清扫。拍戏间隙，她和我说到这些事，说到这些年来为儿子付出的努力，没有丝毫的怨气。一个慈祥的母亲那种深沉的母爱，在言语举止中渗透着，令我十分感动。
我记的都是些琐碎的小事。小事中反映的是一个名人的名节。其实，艺术即人生，人生也就是艺术。近年来有些影视名人已经远非当年：豪车随从跟着，豪华宾馆住着；组里的人吃的住的喝的都低他们许多许多，还得看明星的脸色。许多镜头要替身代拍。我们那时拍电影用进口的伊斯曼胶卷，耗片率有规定，每个镜头要演员站好位置，反复试验再拍。现在的大演员肯一个多小时站着吗？像秦怡老师这样的名人拍戏，到组里，基本上都是自己坐公交车来的。今天呢，某些明星上亿元拿，许多东西还要想尽办法薅。有个人一出了名，就趾高气扬，连卫生巾都在摄制组报销。不报？老娘不演了！制片人要靠她赚钱，陪着笑脸，样样答应。我没有夸张，尽管这是个别人，也会令整个社会看不起。
什么叫名人，不光要有名气、名声，还要有名节。节，就是节操。《论语·阳货》中曰：“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节操要不被磨损而坚挺，要不被染黑而洁白，就得自爱自重。
许多年过去了。秦怡在拍戏中一起合作过的演员无数，我写的这些小事，她也未必还记得。今年，她已近百岁高龄，我一直想去探望她，张晓敏那时也嘱托代她“看望秦怡老师”，现在我只能以此文探望并表达我的敬意和祝福。（汪正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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