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埃莱娜·西苏曾说过：“一切自传如同一切传记和叙事作品一样，都是在讲述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对于一位作家来说，写自传既是赢得文学地位的一种方式，也是获取其渴望的主体性的一个途径。在此意义上，真正的自传讲述的与其说是一个业已完成的自我主体的故事，毋宁说是在描述一个有待完成的理想的自我主体形象。从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开始，史上一切自传杰作无不具有这种自我超迈的理想指归。可是在今天，自传却往往堕落为自我炫耀的庸人录，政客、富豪和演艺明星都纷纷志满意得地讲述着他们的成功故事，这些故事貌似千变万化，面目各异，实质上却只是“飞黄腾达”这一老掉牙故事的无穷尽翻版而已。
韩素音的多卷本自传秉承了自传文体的传统，她自觉地将自我主体性作为一个有待勘定的领域来探讨，这种自我主体性深嵌于历史之中，是在多种文化的互相激荡和纠结中逐渐赋形的。在她看来，探索自我的源泉与描画社会历史的风云变幻这两者是不可分的，没有恢弘的社会历史画面作为烘托，自我的复杂面向和特质便不能充分展现，因此她反复强调自传作者是其所描写的那个时代、人物及社会的见证人，她所记录的并不只是个人生活的轨迹，而且也关联到那段时期的中国社会以及世界各国的历史。
《伤残的树》是韩素音系列自传的第一部，颇能体现她自传写作的特色。全书叙述时间起自1885年，止于1928年，大部分篇幅叙述的都是传主出生之前的家族历史。作者有意识地将家族史与社会史剪接在一起，通过这两种历史的穿插叠映展示出个人、家庭与社会历史之间的内在关联。书中涉及到的重大历史事件包括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保路运动、北伐战争等等，它们往往构成了作品中人物(主要是其父亲周映彤)的生活转折点。韩素音非常巧妙地采用了多人物视角的叙述方法，将个人生活的讲述与社会历史的叙述糅和在一起，并能始终保持第一人称叙述那种亲切感人的特点。就其所包含的巨大容量而言，这部作品实际上已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自传，而更像是一种将历史、传记与自传融为一体的新文类。此种写法对于熟悉中国历史的国内读者来说，也许略显冗赘，但对中国历史浑然无知的国外读者却非常有用。英国哲学家罗素就曾说过：“我花费许多时间阅读韩素音的作品，在一小时之内了解的东西，比我在中国待一年所了解的东西还多。”这番话颇能代表西方读者对于韩素音自传的价值认知。
韩素音的自传主要以西方人为读者对象，但对于国内读者它也不失为饶具知识性和趣味性的读物。《伤残的树》中对周映彤这样的第一代留欧归国知识分子的艰难生涯的刻画，特别是对他们的跨国婚恋的描绘。周映彤与玛格丽特在布鲁塞尔的干酪市场上一见钟情的那一幕，是全书中最浪漫、最温馨的一个片段。然而，周映彤与玛格丽特神奇的相遇和相恋，显然是基于一种文化误识，双方都将对另一种文明、另一种生活的美好想象渗入到对于爱情的想象之中，这为他们以后的婚姻生活投上了阴影。玛格丽特跟随周映彤来到中国后，她发现这儿完全不像她所想象的那般美妙，社会动荡不宁，人民饥寒交迫，卫生条件极其恶劣，疾病猖獗。在中国，她好像成了一个怪物，出门有人围观，在家又与家人合不到一块。她的美貌和对古老东方的浪漫想象，都随着时光流失殆尽，唯一不曾磨灭的是作为一个欧洲人的优越感，她固执地拒斥中国的一切，对现代中国人普遍拥有的那种爱国情怀也不愿予以同情的理解。这场看似浪漫的跨国婚恋，却成了一场双方都难以承受的漫长折磨。
在《伤残的树》中，玛格丽特无疑是最关键的人物，她的强烈爱憎直接影响到其亲人的生活道路。长子子春是她最疼爱的，她把他送到比利时的父母家。然而在欧洲，子春成了一个没有根的人。等他成年后来到中国，却又发现自己始终无法形成稳定的文化认同。相比之下，韩素音则要幸运一些。她从小不为母亲喜爱，无形中养成了叛逆的性格，父亲身上流露出来的中国文化的优雅气度更让她心醉神往，这些都对她最终形成坚固的中国认同有着直接的影响。韩素音一直强调自己是中西文化交融的产儿，她的自传要写出在不同文化的交融中自我主体性的生长，为此就必须设置不同的文化视角，凸现它们之间互相冲突又彼此纠缠的张力。玛格丽特的叙述即呈现了一种有代表性的外来文化视角。在她的自述中，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到在华欧洲人鲜为人知的生活状态和心态，而且也得以从异文化的视角来反观现代中国的社会状况，从而获得一些有益的启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伤残的树》英文原著名为The CrippledTree，含有“病树”之意。这“病树”自然喻指有着古老文化的中国，虽然它自近代以来屡遭摧残，却仍葆有绽放新芽的希望。同时，“病树”多少也象征了传主韩素音早年的生活状况，在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中，她就像一株新苗在夹缝中顽强生长，不停地吮吸着来自不同文化的滋养，并终将在未来的岁月里茁壮成长，酝酿出一个璀璨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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