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满楼
“孤军奋斗破围还，一百里程垒壁间。我剑已折我马毙，秋风埋骨故乡山。”
这首诗，是率领武士造反的“维新三杰”之一西乡隆盛所写，其描述的是倒幕战争后，带领武士们造反的所谓“西南战争”。
然而，这场反抗明治新政的战争，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1877年，在明治官军的围剿下，西乡隆盛与不肯离去的亲信武士们披荆斩棘，在山岭溪涧中迂回穿行，最终回到了自己的故乡鹿儿岛。
然而，一路尾随的也跟踪而至。当年9月23日，在官军下达最后通牒后，西乡遣散仆人，后者临行前问：可要带些什么给夫人和孩子？西乡交给他两把武士刀。
仆人提醒说，还有两万多块钱是否带回去给夫人和孩子，他们日子过得很辛苦。西乡大怒：此皆私学校之钱，如何可动用！
9月24日清晨，官军发动总攻。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最后的武士们要么死于枪弹，要么负伤后剖腹自尽，残余的则簇拥在西乡的周围顽强后撤。
在官军的追赶下，西乡隆盛身中两弹，伏于路边不能再行。最后时刻，身躯庞大的西乡隆盛仰视身边的别府晋介（桐野利秋的表弟），说：“动手吧，阿晋，就在这里了。”
别府含泪，挥刀斩下了西乡的首级。之后，其他将领如村田新八、桐野利秋等人也都纷纷战死或自刃，完成了他们人生的最后演出。
得知西乡隆盛战死后，据说明治天皇沉默了良久，说：“朕不记得，有下过杀死他的命令吗？”下面的人报告说，西乡是自杀。天皇听后长叹一声：“他有功。”
12年后，由于民间同情声浪甚高，西乡隆盛被追赠正三位之官阶，后又在东京上野公园为其树立铜像，供世人瞻仰。
早前，在听说西乡隆盛决意造反后，大久保利通曾毫不含糊地表示：“实为屈直分明，正正堂堂，宣布罪状，鸣鼓而讨之，无可非议。”
战后，大久保利通请人为西乡隆盛立传，说：
“他既是我的畏友，又是我的信友。从私情上说，也不想和他有隔阂。
我尽力劝说西乡，不让他西归（鹿儿岛），但他总是说不想干了，然后离去。于是演出了去年的惨剧，真是太遗憾了！”
言罢，大久保也不免掩面而泣。
历史就是历史，与道德无关，与美学无关。四个月前，木户孝允病死；八个月后，政府首脑、指挥平叛战争的大久保利通被西乡派武士刺死。
“三杰”之死，都与西南战争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戴季陶曾说，西乡的举兵，固然不是出自本怀，然而大多数武士们的观念，总以为天下大事，只有兵力是最利害的，是能够夺取政权，达到快意的目的，而忘却了武力成功的前提，是在民众的需要，在时代的要求。
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代日本要走向新生，幕府、诸侯、武士这三个阶层都必须被扫清，西南战争或说士族造反，其实就是这三部曲的最后余波。
官军的胜利，与其说是军事的胜利，倒不如说是近代日本集权运动的最终定型。
在西乡隆盛死后，再无大规模的士族暴动发生，那些满怀怨愤的旧武士们，其不满只能通过零星的暗杀活动发泄。历史潮流，浩浩汤汤，旧势力终究要被新时代一扫而空。
“维新三杰”中，西乡隆盛最为个性鲜明，他热情洋溢，嫉恶如仇，常有非常之举。
然而，在个人生活上，西乡隆盛却十分俭朴。每次政府开会议事，西乡都是自带饭盒，而大久保和木户孝允则“非美食不可”。
有一次，西乡隆盛与同僚在太政官府吃午饭，西乡的便当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里面是两个用竹皮夹着的饭团，还有一点咸菜而已。吃饭时，一个饭团不慎落在地上，西乡俯下身，捡起饭团吹掉灰尘，仍像平常一样吃掉。
在部下面前，西乡隆盛一向和蔼可亲，从不假以颜色。在东京任职时，西乡每月工资500日元，但他通常只用15元，剩余工资就放在客厅架子上。
曾有人回忆说，“一天我去拜访西乡大人，正谈话间，来了一伙士兵，请求西乡给他们一些零花钱。西乡大人一边笑着，一边头也不抬地说，‘就在那边架子上，随便拿吧。’士兵们看来也是正人君子，每人从工资袋中拿走一二日元，道谢后便离开。”
Ps：“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死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这首诗的作者并非西乡隆盛，而是幕末志士、“尊攘派”僧人月性。
其原题为“将东游题壁”，原诗为：“男儿立志出乡关，学若无成不复还。埋骨何期坟墓地，人间到处有靑山。”
今日本山口县的月性遗品展示馆外有此诗的刻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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