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话对我们来说是再寻常不过的事，但是从中华文化传统而言，说话对于中国人而言意义非同小可。我们不经意脱口而出的常言俗语，经历数千年，成为历史的活化石。
古代文化之祖
常言俗语为古代经典之祖。《直语补证》序言“委巷之谈，动出典训，日用不知，遂忘其祖”，揭示常言俗语为“典训”之“祖”，只因“数典忘祖”而被遗忘。在古代知识体系中，“典”不仅仅为经典，还为典训、典籍、典艺、典礼、典章、典教、典刑、典范，以及字典、辞典、图典、事典、祀典、仪典等。《周礼》有“典瑞”，论器物，表明器物与“典”相关。《释名》有“男，任也，典任事也”，表明人事亦与“典”相关。《周易·系辞》言“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典礼”具有“会通”之义，诉诸文化之整体，因此而有“会典”“通典”，表明其为文化之统称。显然，“典”包罗万象，囊括文化的方方面面。因此，常言俗语不仅为古代经典之祖，亦为古代文化之祖。
常言俗语为古代学问之源。《越谚》序言“古语流传，大关学问”。“学问”之“问”以“口”为中心，王阳明《大学问》明确指出：“此须诸君口口相传，若笔之于书，使人作一文字看过，无益矣。”古人强调的“大学问”“真学问”，其实即为百姓日用之常言俗语，《文心雕龙·书记》所谓“蚕蟹鄙谚，狸首淫哇，苟可箴戒，载于礼典，故知谐辞讔言，亦无弃矣”。《常语搜》弁语言“读书当自其常知者始”，意谓常言俗语为读书之门径。廖平更指出，“今日之常言俗语，当日皆为切要之说，故学者对于常言俗语尤当留意推考”。
常言俗语关系古代文化之巨，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赖昌期题《常语寻源》言“茫茫叹学海，愿授指南针”，表明“常言俗语”为“学海”之“指南针”。谢墉序《直语补证》言“曲学无稽”“不如鄙言为有本”，揭示常言俗语为古代学术之本。《淮南子》言“诵先王之诗书，不若闻得其言；闻得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言者，言弗能言也”。显然，常言俗语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门径，为“百姓日用而不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因此，张之洞《书目答问》将俗语研究如《通俗编》《陔余丛考》《恒言录》等列为“儒家类考订之属”，认为是“读一切经、史、子、集之羽翼”。
句句含深意 语语须推寻
常言俗语看似平淡无奇，实则句句皆含深意、语语皆须推寻。吴炫序《谈徵》言“事必寻源，语必究实”“世间无一语无一字无来处也”。“方外山人”自序言“眼前景口头语觉无一事无一字无来历”。环中迂叟《俚言解》序言：“乡俗常语多有证据，听者玩熟而茫无考辨，则古圣察迩言何为哉？”余绍昶为《常语寻源》题词，言“人不经心独运心，言言语语费推寻”。成一夔跋《谈徵》言“是《谈徵》一书，实堪为稽古者之津梁，考据家之绳墨”。
学术界多认为古人对口语不感兴趣，古代除《方言》外，有关口语与方言的书面记载很少，对汉语方言进行科学研究始于高本汉、赵元任。殊不知，中国古代为方言口语著书立说者不绝于缕，中国第一部训诂学著作《尔雅》为“缀集异闻，会粹旧说，考方国之语，采谣俗之志”，表明《尔雅》根源于“闻”“说”“语”“谣俗”，“释诂”明言“诂”为“以今言释古言”。中国第一部字典为《说文解字》，我们多注意“文”与“字”的一面，却未曾留意“说”与“解”的一面，《说文解字》实“以文字而兼声音训诂”，声音训诂即表明训诂学为解释语言。《释名》之“名”亦与“口”相关，《荀子·正名》言“期命辨说也者，用之大文也，而王业之始也”，“名”亦为“说”。《方言》更直接以“方言”为名。中国古代常言俗语研究至明清时期达到高峰，仅《明清俗语辞书集成》就收录近二十种，《通俗编》等则因篇幅太长而未收入。
与训诂学强调语言相应，古代文字之学强调声音之学。顾炎武《音学五书》言“声成文谓之音，有文斯有音，比音而为诗，诗成然后被之乐”，并言“假借”为义起于声之体现，古人原非假借。黄承吉《字诂》言古者制字以声为主义之大纲，字皆起于声，《字诂》后附《字义起于右旁之声说》，言古字同声则同义。黄承吉著《义府》为经传释义，顾炎武著《诗本音》《易音》，陈第著《毛诗古音考》，其实即以声音解释文字，言常言俗语为古代经传之源头，故戴震强调“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为拾阶而上之解经途径，暗示语言为文字之源头。
口耳相传胜于文字相传
在中国古代传统中，常言俗语属于“口耳之学”，“口耳之学”与“文字之学”对立，前者为民众话语，后者为官方话语。知识即权力，中国古代普通百姓大多不识字，其实即以被剥夺知识的方式剥夺权力。体现在口语中，“口说无凭”“耳听为虚”实暗示对民众话语权的贬低与打压；“打听”亦暗示对“听”的“打击”，强调“口耳之学”的边缘性、次要性。然而，“听天由命”表明，“听”是知“天”“命”的主要方式；“耳熟能详”更表明，“耳”是能了解详情的重要途径；“据说”“说明”“说法”表明，“说”为依据，通过“说”才能明白；“口令”“口信”“口诀”表明，“口”为“秘诀”“诀窍”所在，为可信之法令。“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即暗示“话”胜于“书”、口耳相传胜于文字相传。
《文史通义·原道下》言“贤智学于圣人，圣人学于百姓”。“圣人学于百姓”即“下学上达”“不耻下问”。刘师培指出言语与文字分为二途，“宣于口者为言语，笔之书者为文章”，口耳相传之途径为言语说话，文字相传之途径为读书识字。刘师培言“讲为口传之学，非身习之学”，“学必赖讲而后明”。“讲为口传之学”“学必赖讲而后明”即表明“口传之学”与古代学问之密切关系。“口耳相传”为“传说”，“文字相传”为“传写”，古代文献多见“传写失误”“传写失次”，实将“传写”与“传说”相对，言“传说”相对于“传写”的正确性、可靠性。
《说文解字》“聖，通也，从耳，呈声”，段注“从耳者谓其耳顺”，并引《风俗通》“聖者声也，言闻声知情”，《周礼》“六德教万民”，言“凡一事精通亦谓之聖”。“聖”强调的“从耳”“闻声知情”实即“口耳相传”。口耳之学为民众话语权表达方式，其在中国古代文化之重要性以多种方式显示，如“聖”将“口耳”置于“王”之上，暗示口耳之学为民众话语权，且位于帝王之上；“学问”之“问”亦以“口”为中心；“说法”“说道”而非“写法”“写道”……
常言俗语之本义“谈何容易”
然而，尊文字而抑语言使文字为显学、语言为隐学，故《战国策》称“鄙语”，《庄子》言“野语”，《史记》称“俗语”，《史记》更称“谚语”为“野谚”“鄙谚”“民谚”，以“方言”为名之《方言》则被别扭地称为“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且“虽存而说实亡”。由于对“口耳之学”的贬低即意味着对“文字之学”的抬高，本质是以文字与书面语掌握话语权。因此，蒙文通《儒家政治思想发微》言“口说”“野言”之间，为“隐而不宣者之所系”，也就是“口耳之学”为隐言。《史微》言“自古人口耳相传之例不明，而古书为后人变乱也”……显然，官方话语权不仅以文字之学压制口耳之学，还改变了古代语言的意义。
由于话语意义已被改变，今人把握常言俗语之本义就显得格外艰难，《里语徵实》李次山序言：“纵然夫子不语，语岂无稽；虽是老生常谈，谈何容易。能徵之矣，具实然哉？”暗示常言俗语虽为“老生常谈”，却被统治话语权压制以至“夫子不语”，因此，把握常言俗语之本义“谈何容易”。
“礼失求诸野”，作为历史的活化石，常言俗语之本义并未消失，而是以隐匿的形式留存于话语本身，诉诸声音，故有“声讨”以“讨个说法”，有“据说”“传说”以“说明”“说服”。古代绵延不绝的训诂学以及建立在训诂学基础上的经典解释，正是古代祖先指引我们回归话语本义、重建话语体系之传统，也就是“解说”与话语解释。“不消说”表明，“说”不能被“写”取代，语言不能被文字消弭。“不由分说”表明，话语是统一的整体，不能把话语与话语之间的关联与对话分开。“废话少说”暗示，废话要少说，要多说有益的话。废话是什么？“废话连篇”“连篇累牍”表明文字是废话。“长话短说”表明，连篇累牍冗长繁杂的文字需要简说；相反，简单的常言俗语需要考证。“说到底”表明，“说”是直达根底、追根究底的途径。“话又说回来了”则暗示，通过话语能追根溯源，回到源头。这个根底与根源正是我们日用而不知的常言俗语，所谓“丑话说在前面”“俗话说得好”——丑话、俗话才能真正“说到点子上”，文字则“说不上”“说不过去”。话语就是权力，古代统治权通过掌控话语权以文字取代语言，改变语言本义，使语言古义与今义不同，因此需要“退一万步说”。
（作者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兼国学院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汪晓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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