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曹嵩之死，是扑朔迷离的罗生门；那费祎之死，便是黑幕之下的禁足区。
延熙十六年（253）春正月，蜀汉大将军费祎遇刺，震动当时。该案疑点甚多，至今未解。
关于费祎之死的“真凶”，可谓迷雾重重。
如果按照《蜀书》记载，行凶者是左将军郭循；按照《魏书》记载，郭循又被写作郭修。
延熙十六年岁首大会，魏降人郭循在坐，（费）祎欢饮沈醉，为循手刃所害。--《蜀书 费祎传》
（齐王）诏曰：“故中郎西平郭脩，砥节厉行，秉心不回。”--《魏书 齐王纪》
按照《姜维传》记载，姜维在费祎死后立刻得势，平步青云，且凶手郭修是姜维的心腹，也是他的凉州同乡。再加上姜维“好立功名、阴养死士”，因此至今仍然存在着关于费祎之死的阴谋论。
可怪之处，是费祎被杀之后，蜀汉内部却风平浪静。费祎正月身死，姜维同年四月便率师北伐，完全不见被怀疑的记载。
凶徒郭修，论地位是蜀汉左将军，又是姜维故将，后续记载也一并散佚。
最反常之处，是费祎的死讯，在八个月之后才传到魏国。可见刘禅对此案的淡漠态度。
本文通过勾稽史料，力图还原费祎之死的始末真相。虽然可能不免“求之过深”的嫌疑，但也不失为开拓思路的手段。
结合诸书记载，费祎之死的幕后主使，当有一外一内。
在外者是卫将军姜维，在内者是尚书令陈祗，也可能包括权宦黄皓。
至于刘禅，对此则持默许态度，纵容姜、陈二人阴谋行刺。这与费祎欲图专擅权柄，触动后主的逆鳞有关。
本文主要就郭修、姜维、陈祗与刘禅四人的境遇与心态，进行分析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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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修郭修是行凶者，但他绝不是幕后主使者。
按照《三国志》及引注的官方口径来看，郭修是“身在蜀汉心在魏”，欲图刺杀刘禅不得，转而刺杀费祎。
（郭）脩欲刺（刘）禅而不得亲近，每因庆贺，且拜且前，为禅左右所遏，事辄不克，故杀（费）祎焉。--《魏氏春秋》
曹芳下诏，褒奖郭修
实际以上理由，不过是魏人的文饰之辞，不可置信。
理由有四。
其一是魏国没有搞清楚郭修的真实姓名。
按照《蜀书》记载，凶徒当作“郭循”。但魏国则将其写作“郭修”。
按照郭氏在蜀汉官拜左将军，而在魏国只不过是“西州一男子”的地位差异，可知《蜀书》为是，《魏书》为非。
刘禅以（郭修）为左将军。--《魏氏春秋》
郭脩在魏，西州之男子耳。--裴松之
其二是时间信息差。
费祎正月遇刺，魏国居然八月才获知信息，更不必说当年四月，姜维还率师北伐过一次，与魏将陈泰大战于南安。
（蜀延熙）十六年春正月，大将军费祎为魏降人郭脩所杀于汉寿。--《蜀书 费祎传》
（魏嘉平五年）八月，诏曰：“故中郎西平郭脩，砥节厉行，秉心不回……”--《魏书 齐王纪》
换言之，费祎遇刺后，其死讯实际遭到了蜀汉官方的刻意隐瞒，前后至少有半年之久。
其三是凶案地点的错谬。
在魏国官方口径中，郭修是“欲刺刘禅不得而转刺费祎”（见前文引注），但费祎遇害地点，却是在梓潼汉寿县，即故葭萌县。
十六年春正月，大将军费祎为魏降人郭脩所杀于汉寿。--《蜀书 费祎传》
齐王曹芳的诏书，也称费祎彼时（253）欲兵出汉中，北伐魏国，可知实际费祎的遇害地点，远离成都。
往岁，伪大将军费祎，驱率群众，阴图闚窬，道经汉寿，请会众宾，（郭）脩于广坐之中手刃击祎。--《魏书 齐王传》
因此，彼时的刘禅，身在成都，而不在汉寿。郭修刺杀费祎时，不可能“为刘禅左右所遏，事辄不克”，因为刘禅根本不可能出现在岁首大会上。
其四是身份定义的疏漏。
按照《魏略》记载，郭修是魏国中郎，按照《魏氏春秋》记载，郭修又“素有业行，著名西州”；乍看之下似乎是凉州上士，早入宦途。实际并非如此。
按照裴松之的记载，郭修仅仅是“西州一男子”而已（见上文引注），根本不具备仕宦履历。按裴氏活跃的南朝刘宋时代，尚有大量三国的原始史料记载留存，裴氏一定清楚郭修的真实地位。
郭修出身凉州西平，而“西平郭氏”在汉末确实是地方大姓。但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黄初年间（220-226）西平郭氏因为参与本郡叛乱，遭到曹丕的严厉制裁，宗族子弟纷纷没为官奴，从此一蹶不振。
明元郭皇后，西平人也，世河右大族。黄初中，本郡反叛，遂没入宫。--《魏书 郭皇后传》
比如说明元郭皇后，即曹叡的第二任皇后，便出身西平郭氏。但郭皇后并不是以高门入选，而是从“宫廷奴婢”中被擢拔而起的。
明元郭皇后，因本郡反叛，遂没入宫
按郭修是被姜维所掳，而姜维入蜀时（228）曹丕早已死去（226），可知郭修入蜀时，必然是以魏国庶民甚至贱民、罪民的身份；而不可能以“西平豪右”的身份。
（郭）脩字孝先，素有业行，著名西州。姜维劫之，脩不为屈。--《魏氏春秋》
至于曹芳诏书中提到的“勇过聂政，功逾介子，杀身成仁”，不过是疯人疯语罢了。他实际连郭修的名字都搞不清楚，郭修当作郭循。
因此，郭修虽是直接行凶者，却绝不可能是幕后主使者，主使者必定另有其人。
姜维在费祎之死的“罗生门”中，姜维是嫌疑最大的人物。
结合诸书记载，以及陈寿的草蛇灰线，可知姜维绝对参与了行刺的计划，但真正的主使者，并非是姜维本人。
准确说，计划的实施，离不开刘禅的授意与默许。关于这个问题，之后会详细谈到。
姜维与费祎的路线斗争，见诸记载，人所共知。
姜维以“武侯遗志”的继承者自诩，在军中威望甚高，属于鹰派头目；至于费祎，则是个奉行“保境安民”方针的中才之相，属于鸽派头目。
按《姜维传》记载，他“每欲兴军大举，费祎常裁制不从，与其兵不过万人”。
（姜维）每欲兴军大举，费祎常裁制不从，与其兵不过万人。--《蜀书 姜维传》
换言之，高居卫将军的姜维，在费祎的“制裁”之下，仅能统率数千兵甲，功业不立。
然而在费祎死后，姜维立刻“率数万人出石营，经董亭，围南安”。陈寿还刻意点名了“万人”之数，生怕读者不理解。
十六年春，（费）祎卒。夏，（姜）维率数万人出石营，经董亭，围南安。--《蜀书 姜维传》
如此呼应的前后记载，与《荀彧传》中的“明年，太祖遂为魏公矣”可谓一脉相承。
更不必说，此役姜维因为出征得太过急促，携带的粮草竟然不足，最终粮尽退军。可见失去（费祎）制约之后的姜维，其喜悦的心态，有多么急不可待。
魏雍州刺史陈泰解围至洛门，（姜）维粮尽退还。--《蜀书 姜维传》
费祎制裁姜维，给兵不过万人
费祎出身荆州江夏，是蒋琬（零陵）之后荆楚集团的领军人；而姜维出身凉州天水，且有魏将的履历污点，二人虽然同为流寓士人，但彼此必然存在利益冲突。诸如上述的“路线之争”，其实便是冲突的某种反映。
而且姜维本人又“好立功名，阴养死士”。
（姜）维为人，好立功名，阴养死士，不修布衣之业。--《傅子》
按姜氏为天水大姓，昔日克平马超之乱的姜叙，是姜维同族；维父姜囧又是天水郡功曹，功曹是一郡“主吏”，非豪右高门不可。
（建安）十九年，赵衢、尹奉等谋讨（马）超，（天水）姜叙起兵卤城以应之。--《魏书 夏侯渊传》
（维）父（姜）冏，昔为（天水）郡功曹。--《蜀书 姜维传》
姜维豪族出身，不修德业，却豢养死士；这种游侠习气，可以说与费祎奉行的“守境政策”格格不入。
当然，作为姜维部曲的西平降人郭修，毫无疑问也是被豢养的死士之一。最终派上了大用场。
陈祗费祎之死，在外谋划者是姜维，在内策应者，便是陈祗。
陈祗是蜀太傅许靖的外孙，也是刘禅的心腹。陈祗在后主时代的地位，与法正在先主时代相似。
值得注意的是，陈祗的仕途的最初引荐者，是费祎。
（陈祗）多技艺，挟数术，费祎甚异之，故超继（董）允内侍。--《蜀书 董允传》
在费祎的扶持下，陈祗在董允死后（246），由选曹尚书郎一跃而成侍中。侍中、散骑常侍、中常侍位阶相等，皆为天子近臣，应对左右，随驾乘舆，属于高级政治顾问。
实际从这时开始，陈祗便开始亲近刘禅，成了天子眼前儿的红人。
尚书令吕乂死后（251），陈祗以侍中守尚书令，在彼时三公逐渐荣衔化的背景下，尚书台是真正的实权机构，尚书令的职能近似于宰相，非帝王心腹不可充任。
吕乂卒，（陈）祗又以侍中守尚书令。--《蜀书 董允传》
陈祗的此次破格擢拔，当是刘禅的意思，而不会是费祎的意思。而升任尚书令之后的陈祗，政治立场上无疑已经倒向了后主。
费祎遇刺（253）时，陈祗正以“侍中守尚书令”的身份，总统内朝。蜀汉内部对此波澜不惊，甚至隐瞒死讯（从一月至八月），以陈祗“上承主指”的记载，可知他是在秉承刘禅的旨意。
（陈）祗上承主指，下接阉竖，深见（刘禅）信爱。--《蜀书 董允传》
陈祗上承主指，下接阉竖
陈祗死后，刘禅“言则流涕”，赐谥“忠侯”。
（后主诏曰）夫存有令问，则亡加美谥，谥（陈祗）曰忠侯。--《蜀书 董允传》
从记载来看，陈寿对陈祗是很不屑的，甚至不予立传，而附于《董允传》之后。那么陈祗的“忠”是从何而来，也就很值得玩味了。
从另一方面看，陈祗与姜维的关系其实相当不错。
虽然《董允传》称“陈祗深见信爱，权重于姜维”，但并未说陈、姜存在政见牴牾。姜维北伐的高峰期，也恰恰是在费祎死后、陈祗掌权之时（254-258）。反倒是陈祗死后，姜维与权宦黄皓关系搞僵，最终被迫出屯避祸。
可见陈祗生前，“上承主指，下接阉竖”，实际是充当了刘禅、黄皓、姜维之间的润滑剂。
以“姜维常年率众在外，陈祗辅弼在内”的记载看，陈、姜二人实际是一内一外的合作关系。
大将军姜维虽班在（陈）祗上，常率众在外，希亲朝政。祗上承主指，下接阉竖，深见信爱，权重于维。--《蜀书 董允传》
如此看来，费祎遇刺，凶徒是姜维部将；而替刘禅隐瞒凶问的，又是与姜维“同气相闻”的陈祗，且陈死后被谥为“忠”。
其中的逻辑，不由令人细思恐极。
刘禅大将军是柱国重臣，以诸葛亮死后“丞相废置”的情况来看，蜀汉的历任权臣（蒋琬、费祎、姜维），都挂大将军名号。
因此，大将军费祎遇刺，蜀汉风平浪静，甚至隐而不发，还在三个月后若无其事地遣姜维北伐，乃至费祎死后八个月，凶问才传到隔壁魏国。
如果说这其中没有刘禅的默许与授意，无疑是难以置信的。
那么就有必要探讨，刘禅为何要默许甚至纵容姜维、陈祗等人行刺费祎。
理由其实就隐藏在《费祎传》当中。
随着地位日高，费祎权欲熏心，乃至试图复辟“丞相”旧制，引起刘禅的恐慌与憎恶，因此横遇飞祸。
首先要谈谈费祎其人。
费祎出身江夏豪族，他的姑奶奶费氏，是当地豪族刘焉的妻室，也是刘璋的生母。
（费祎）少孤，依族父（费）伯仁。伯仁姑，益州牧刘璋之母也。--《蜀书 费祎传》
费祎发迹之后，也延续了“与权门通婚”的家族传统，和刘禅大举联姻。其子费恭娶了刘禅的女儿，其长女又嫁刘禅太子，成了名副其实的皇亲国戚。
（费）恭，尚公主。（费）祎长女，配太子（刘）璿为妃。--《蜀书 费祎传》
费祎是个表面无害，但极善钻营的人物。魏延与杨仪在世时，彼此违戾不和，彼时的费祎，在诸葛亮面前摆出一副“和事佬儿”的模样，很得武侯赞许。
（费）祎常入其坐间，谏喻分别，终（诸葛）亮之世，各尽（魏）延、（杨）仪之用者，祎匡救之力也。--《蜀书 费祎传》
魏延、杨仪不睦，费祎匡救其间
但在武侯死后（234），费祎却撕下面具，兴风作浪，先出卖魏延，再出卖杨仪，直接导致了二人惨死。
费祎也“因功”代蒋琬为尚书令。
（杨）仪令（费）祎往揣（魏）延意指。（魏延）因与（费）祎共作行留部分，令祎手书与己连名，告下诸将。祎绐（欺骗）延曰：“当为君还解杨长史，长史文吏，稀更军事，必不违命也。”祎出门驰马而去。--《蜀书 魏延传》
后军师费祎往慰省之（杨仪）。仪对祎恨望，前后云云。（费）祎密表其言。十三年，废（杨）仪为民。--《蜀书 杨仪传》
实际魏延、杨仪若在，费祎绝不可能发迹得如此迅速。
因为被出卖的魏延（前军师）与杨仪（中军师），彼时的职位都在费祎（后军师）之上。费祎实际是扮猪食老虎，吃人血馒头。
武侯死前的人事安排，是将大权交给蒋琬；而费祎并不在继承人的名单中，否则也不会班在杨仪之下。费祎继承人身份的确立，实际始自蒋琬，而非始自诸葛亮。
（诸葛亮）密表后主曰：“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蒋）琬。”--《蜀书 蒋琬传》
至于《费祎传》提到的“与武侯共乘一车，时人侧目”也不过是事后的附会之语。与诸葛亮同乘一车的人多了，难道和领导坐过一辆车，就是内定的标签儿了？
丞相亮南征还，群寮于数十里逢迎，年位多在祎右，而亮特命（费）祎同载，由是众人莫不易观。--《蜀书 费祎传》
蜀汉的大将军有“外镇汉中”的传统。费祎也不例外，但延熙十四年（251），费祎曾返回成都，询问术士“成都城中是否有宰相的云气”。
十四年夏，（费祎）还成都，成都望气者云‘都邑无宰相位’，故冬复北屯汉寿。--《蜀书 费祎传》
费祎还成都，询问宰相云气
占星望气在古时属于“术数”，即古代的科学文化。
风角占、云气占、鸟虫占属于统治阶层的禁脔，费祎询问“宰相之气”已经涉嫌僭越；而且彼时的费祎，早就官拜大将军，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还与皇族联姻，他口中的宰相，隐喻何物？
答案是显然的，就是费祎打算恢复武侯在世时的“丞相制度”。
更值得注意的，费祎询问“宰相之气”的延熙十四年（251），也是尚书令吕乂死去的同年。吕乂死后，刘禅立即将侍中陈祗，擢拔为尚书令，将陈祗（费祎故吏）彻底拉到自己阵营。
延熙十四年，（吕乂）卒。--《蜀书 吕乂传》
吕乂卒，（陈）祗又以侍中守尚书令。--《蜀书 董允传》
从此陈祗与姜维，内外唱和，互为表里。
大致可以推断，刺杀费祎的计划，应该也是始于此时（251）。甚至陈祗的记载散佚，除了陈寿的缘故，可能也有“为尊者（刘禅）讳”的因素在内。
陈祗“多技艺，挟数术”，对于占星望气也极为了解，很可能就是他对刘禅道破了费祎的心思。
（陈祗）弱冠知名，矜厉有威容。多技艺，挟数术。--《蜀书 陈祗传》
在费祎询问“宰相云气”之后（251），悻悻返回梓潼汉寿县。翌年（252），刘禅允许费祎开府摄政，大约是安抚之策。
延熙十五年，（刘禅）命（费）祎开府。--《蜀书 费祎传》
按费祎遇刺在延熙十六年（253）春季，可知费祎在“问术士宰相之气”后，不过一年多点儿的时间，便惨遭刺杀。
费祎死后，追谥敬候，而关于凶手郭修的下落，则完全不见记载。甚至姜维还在同年（253）四月兵讨南安，若无其事。
春正月，大将军费祎为魏降人郭脩所杀于汉寿。夏四月，卫将军姜维复率众围南安。--《蜀书 后主传》
柱国重臣的暴死，被处理得如此草率，可见确系有所遮掩。
小结关于费祎遇刺的记载，魏蜀两国呈现出惊人的差异。
蜀汉对郭修的姓名仅仅是略加提及，甚至连籍贯、表字、下落都完全散佚。
反倒是魏国，对郭修的记载大肆添油加醋，可惜舛谬不经，竟连名字都搞错，过犹不及。
可见对费祎之死，蜀汉官方的态度是“冷处理”。而先后被擢拔的姜维、陈祗，实际都是刘禅的心腹，也是深度参与此事的核心人物。
客观来说，费祎询问望气者“成都宰相之气”虽系贪恋名位，但绝无悖逆之心，只能说是举止失措，也可以认为是年迈之后对名利的眷恋。从他举族与蜀汉皇室通婚的记载来看，费祎有着超乎寻常的权力欲，与本传中的溢美之词完全是两副面貌。
至于刘禅，虽系庸主，但并非傻瓜。他是职业皇帝，对手中的权柄视若眼眸，不容置喙。
比如诸葛亮死后（234），群臣建议在成都为武侯立庙，刘禅便坚决不许——因为在成都立庙，是蜀汉帝王的特权。
（诸葛）亮初亡，所在各求为立庙，朝议以礼秩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言事者或以为可听立庙于成都者，后主不从。--《襄阳记》
时论为诸葛亮立庙成都，刘禅不许
再比如车骑将军刘琰，其妻子胡氏与刘禅传出绯闻，刘琰殴妻，搞得后主下不来台。刘禅一怒之下，竟把刘琰“弃市”，即当众杀戮。
胡氏有美色，（刘）琰疑其与后主有私……胡（氏）具以告言琰，琰坐下狱。有司议曰：“卒非挝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琰竟弃市。--《蜀书 刘琰传》
按刘琰的资历地位（刘备元从），殴妻之罪，断不至死；即使一定要处决，也应该是“隐诛”，却最终落了个“显戮”的下场。
刘琰之死，亦发生在诸葛亮之死同年（234）。
可知刘禅在武侯殁后，曾经试图收归权力，建立威望。禁止成都立庙以及诛杀刘琰，均可视作此心态的现实反映。
因此延熙十四年（251）费祎试图恢复废置了近二十年的宰相制度时，刘禅便特别不能容忍了，甚至可能因此猜测费祎图谋不轨。
对此，后主先擢拔陈祗为尚书令，使之抛弃故主；翌年（252）又令费祎开府，以作麻痹；紧接着（253）纵容姜维与郭修刺杀费祎。可谓深谙权术，一气呵成。
从行凶地点来看，费祎遇刺在梓潼郡汉寿县。
汉寿在蜀郡东北、汉中西南，距离成都其实颇远。如此一来，便可以充分撇干净刘禅的嫌疑。
另外，郭修的“左将军”为重号将军，彼时作为“卫将军”的姜维，恐怕没有权力保举如此显职。能够敕封左将军者，唯有刘禅而已。
从这个角度看，郭修幕后的真正主子，到底是姜维还是刘禅，似乎还要打个问号。当然，费祎被杀，“屡受制裁”的姜维，自然也是乐见其成的。
谚语云，皇室无父子，豪门寡兄弟。权力的无情，在费祎之死的谜案中，体现得何其残酷！
我是胖咪，头条号历史原创作者。漫谈历史趣闻，专注三国史。从史海沉钩中的蛛丝马迹、吉光片羽，来剖析展开背后隐藏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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