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卫灵公》中，孔子提出了“郑声淫”的命题：“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这里讲的是治国思维，孔子要求“放郑声”，因为“郑声淫”。
《论语•阳货》里，孔子也谈到了“郑声”。他说：“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他对“郑声乱雅乐”表示反感。
孔子坚决要求舍弃“郑声”，但他的解释却语焉不详，究竟郑声是什么声，又怎么乱了雅乐，他都没有仔细说清楚。偏偏“郑声淫”直接关系到对孔子音乐思想和政治思想的理解，是相当重要的命题。这就引起了后世持续不断的“郑声”之议，真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郑声”问题真的有这么难以辨析吗？恐怕未必。大体上说，“郑声”即女乐，孔子只不过借此表示对祭祀性的雅乐不兴、娱乐性的女乐流行于宫廷的不满罢了。
“雅乐”就是“周乐”，就是“正乐”，是经过认可、能够用于乐教的音乐，主要是祭祀、迎宾等仪式活动，比如《诗经》中的风、雅、颂。雅乐的特点是多用钟鼓，庄严肃穆，表现敬天礼地、歌颂先王、彰显人伦等内容，演奏和舞蹈之人都是男性。那么，“郑声”又是什么？
有人会想，《诗经》里不也有《郑风》么，《郑风》是不是“郑声”呢？《郑风》里倒很有些脍炙人口的名句，比如：
“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诗经·郑风·出其东门》）
“有女同车，颜如舜华，将翱将翔，佩玉琼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诗经·郑风·有女同车》）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诗经·郑风·风雨》）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诗经·郑风·子衿》）
“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蕑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诗经·郑风·溱洧》）
东汉许慎认为这些诗已经堪称“淫”了，他在《五经异义》里说，“郑诗二十一篇，说妇人者十九矣，故郑声淫也。”。朱熹在《诗集传》里也说，“郑诗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诗己不翅七之五”。他们认为《郑风》里描写男女之情的诗歌比重太大。
但这些诗歌能被称为“淫”吗，它们难道不是很优美的诗歌？许慎和朱熹的观点并没有成为主流。通常认为，孔子批评的“郑声”并不是《诗经》里的《郑风》。司马迁在《孔子世家》里说，《诗经》“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如果孔子认为《郑风》也“淫”，是绝不会“弦歌之”的。《墨子•公孟》也说，儒者“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可见很认可《郑风》。
明确了《诗经·郑风》不是孔子厌烦的“郑声”之后，就可以继续讨论“郑声”是什么了。很多人认为，“郑声”是一种新乐，“古音以低为大，以高为细”，郑声不像古乐那样中正平和、节制含蓄，它的旋律比较放肆自由，不协钟律或者不用钟律，不符合孔子本人重视“中和之美”的音乐趣味，所以说它“淫”。
但值得注意的是，孔子谈“郑声淫”的两处场合，说的都是保持国家长治久安的政策。孔子要求“放郑声，远佞人”，是因为不这样做就会亡国，考虑的主要是政治角度而不是审美角度。因此，上面这种说法是不大靠得住的。
在先秦文献里，“郑声”、“郑卫之音”、“新声”互为别称，是同一概念，表示一切与古乐、雅乐相对的世俗音乐。这些世俗音乐有什么特点呢？我们可以总结一下：
《国语•晋语》：“晋平公说新声，师旷曰：‘公室其将卑乎！君之明兆于衰矣。’”
《吕氏春秋》：“靡曼皓齿，郑卫之音，务以自乐，命之曰伐性之斧”
《礼记•乐记》：“（魏文侯）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 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
《孟子•梁惠王章句下》：“寡人（齐宣王）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
《荀子•乐论》：“姚冶之容、郑卫之音使人之心淫。”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东周时的“郑声”、“新声”有以下特征：
第一，它的娱乐性很强，不是仪式之乐，而是声色之乐。它没有什么教化意义，只是供贵族享乐所用。
第二，它在贵族中比较流行，也许因为节奏明快，抒情细腻，也因为内容为歌咏情色，比严肃的古乐更动听，贵族们普遍喜爱这种世俗音乐。
第三，与古乐、雅乐由男性表演不同，“郑声”吸收了大量年轻女性参与其中。她们拨弄管弦，随声起舞，不仅以艺娱人，也以色娱人，可能是为了求富趋利才以此谋生。这一点应该是“郑声”受到孔子抨击的关键。
“女乐”很早就已经出现。《管子•轻重篇》说：“昔者桀之时，女乐三万人，端噪晨乐，闻于三衢，是无不服文绣衣裳者。”“端噪晨乐”应该不是为了娱神，可见夏桀时有了规模很大的女乐表演。到了商代，《尚书·牧誓》说“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称其为“牝鸡司晨”，司马迁总结亡国原因时说商纣“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于是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把商代灭亡的原因归之于与妇女淫乐。
在这种情况下，西周对女乐乃至女性的态度相当严肃。建国后立即制定礼乐典章，规定庙堂乐舞仪式，严格控制恣意享受女乐。西周时把女性阻拦在政治领域之外，实际上也就是把女性阻拦在宫廷朝堂之外。
然而到了东周，情况有所变化。
春秋时，郑国的大致位于今天河南一带。从面积上看，郑国不算大国。但郑国民风比较自由，据说美女特别多。《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公元前638年)说，楚成王救援郑国后，从郑文公那里“取郑二姬以归”， 郑姬成了表达感谢而致送的礼品，也从侧面反映当时恐怕有了“郑国出美女”的共识。《韩诗外传》记载，樊姬为讨楚庄王（前613一前591在位）欢心，去“梁郑之间求美人而进之于王”，《史记•楚世家》说 楚庄王在宫中“左抱郑姬，右抱赵女，坐钟鼓之间。”可见春秋时“郑姬”已经美名远扬。
民族歌剧《楚庄王》
在这种社会气氛下，郑国常常利用本国女性达成政治目的。《韩非子》说，郑武公欲伐胡，先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胡国的君主“以娱其意”，然后杀了主张对胡用兵的大夫关其思，最终在胡国放松警傷之时趁机灭了胡国。《左传•襄公十一年》又说，诸侯攻打郑国，郑国只好顺服晋国，郑伯向晋悼公献上“师悝、师触、师蠲……歌钟二肆及其镈、磬，女乐二八。”悝、触、蠲，都是乐师，歌钟等乐器和“女乐二八”显然就是为享乐所用了。
“郑姬”们还拥有一个特殊优势：郑国被卫、晋、宋、楚等国所包围，交通十分便利，郑国人经商意识十分浓厚。美貌的“郑姬”们纷纷发挥优势，参与到商业逐利活动之中。《史记•货殖列传》说赵女和郑姬，平时苦练技艺、精心妆扮，只要有利可图就不远千里去追随富人，连对方老少都不在意。她们有不少以声色娱乐为业，楚辞名篇《招魂》中描写楚宫廷中“二八齐容，起郑舞些”，“郑卫妖玩，来杂陈些”，也许表现的就是那些四处行走的“郑姬”们。
只有从“女乐”的角度去解释“郑声”，才能正确理解孔子对“郑声”的抨击态度。作为一种不同于雅乐的特殊音乐，“郑声”由于表演者都是年轻艳丽的女性而引起了士大夫们的警惕。
《左传·成公二年》说“贪色为淫，淫为大罚”。女性以“女乐”的形式重新进入朝堂，她们表演不符合西周礼制的世俗乐舞，以声色娱乐君王，使君王沉浸在淫乐里，而国君之淫又会引起国败，这就是《国语•晋语》所说，“好其色，必授之情。彼得其情，以厚其欲，从其恶心，必败国，且深乱。乱必自女戎，三代皆然。”。为什么孔子要严肃地批判“郑声淫”？因为女乐地位不高，却容易让地位高的统治者沉迷，有损国政。孔子从政治层面来考虑，不谈夏、商，就是在春秋时期，为好色而乱政、失国的例子也太多了。
春秋时期，女乐常常被用在政治、外交活动中，使对方沉迷女色，荒废国政，最终达到弱化敌国的目的。比如《韩非子》说，“晋献公（公元前677-前651年在位）欲伐虞虢，乃遗之屈产之乘，垂棘之璧，女乐二八，以荣其意，而乱其政。”《史记•秦本纪》和《韩非子》都记载说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为了战胜西戎，命令内史廖“以女乐二八遗戎王”，“以夺其志”，戎王果然上当，“设酒张饮，日以听乐，终岁不迁，牛马半死。”贤臣由余投奔秦国，三年之后由余带秦军伐西戎，西戎灭国。
这样的事情当然会让人把“耽于女乐”和“亡国之祸”联系起来，这是先秦诸子的共同看法，也就是《荀子•性恶》所说的“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好声色”就会“淫乱生”，“文理亡”当然就国家亡。
更何况孔子本人正是“女乐乱国”的亲历者，遇到了一次齐国的“送郑声上门”，对“郑声淫”的体会更深。
《论语》说，“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史记•孔子世家》记录更详细一些，说孔子担任大司寇之后，鲁国大治，齐国人担心强大的鲁国会威胁到自己，“于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文马三十驷，遗鲁君。”齐国送来的这些女乐、文马很受鲁国统治者的喜爱，鲁哀公“往观终日，怠于政事”，季桓子“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孔子因此离开鲁国去周游列国，并作《去鲁歌》：“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谒，可以死败。蓋优哉游哉，维以卒岁！”
孔子去鲁，周游列国
为女乐而出走的孔子对“郑声”难道还能有什么别的态度吗？当他到了卫国，看到宠幸南子的卫灵公，他对“郑声”的厌恶就更强烈了。孔子对卫灵公的评价是“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直接说这位国君“无道”，所以在《论语•卫灵公》中，收入孔子对治政的要求“放郑声，远佞人”，实在太合适了。
《论语•卫灵公》和《论语•阳货》的这两则“子曰”是互相对应的。所谓“远佞人”，就是“恶利口之覆邦家者”，所谓“放郑声”，因为“恶郑声之乱雅乐也”。说到底，还是要把女乐逐出宫廷，保持朝堂的严肃性。
电影《孔子》中的卫灵公和南子
（四）女性的胜利孔子严肃批评“郑声淫”，但这阻止不了作为世俗音乐的“郑声”的流行。时代变了，社会氛围也变了，如果说西周还继承了不少商代的巫术观念、祭祀文化，人们还重视“天命”，还虔诚地在雅乐中体会神圣感的话，那么到了春秋时期，诸侯、卿大夫僭越礼制成了常态，雅乐又能有什么生存土壤呢？
由女性表演、给统治者带来无穷愉悦的“郑声”，它的生命力比作为礼制象征的雅乐要强得多。人性需要解放，情感需要展现，原本被礼制束缚的音乐在“教化”之外，又发展出新的社会职能，它要表现出美的、娱乐性的一面，毕竟音乐说到底是一种抒发情感的艺术。
雅乐垂垂老矣，到了汉代，人们发现雅乐居然快要找不到了。这就是《汉书·艺文志》说的“周衰俱坏，乐尤微眇，以音律为节，又为郑卫所乱，故无遗法。”司马迁也无奈地说：“今汉郊庙诗歌，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调均，又不协于钟律，而内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乐府，皆以郑声施于朝廷。”（《史记·礼乐志》）掖庭材人是宫廷女乐，汉乐府中的名篇《上邪》《陌上桑》和《孔雀东南飞》很显然都是女性口吻。那些需要“端冕”才能听的祭祀之乐、先王之乐都消失在了历史长河里。或许，“郑声”取代“雅乐”，可以被视为东周女性的一次辉煌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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