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日本研究院讲师程蕴在《日本学刊》2021年第5期发表《日本“印太战略构想”推进过程中的“中心化”与“去中心化”》（全文约2万字）。
程蕴认为，日本“印太战略构想”（FOIP）的推进可视为一种规范生成过程。其中的包容性和排他性倾向，正应和了规范生成的 “去中心化”与“中心化”两种模式。围绕这两种模式的转换，迄今为止“印太战略构想”的推进可分为1.0、2.0和3.0时代。
（一）规范生成“中心化”模式的构建：“印太战略构想”1.0
1.0时代的“印太战略构想”可追溯至安倍晋三第一次执政时期。其规范性内涵是旨在将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嵌套进一个扩大版的亚洲共同体（印太地区）中，使整个共同体在经济流通和公域治理方面都服从体现自由主义原则的规范约束。而相关领域的其他理念和规范性主张一旦与其有所抵触，都将被视为落后或者挑战。
但是，由于规范倡导核心尚未完全成型，所以安倍在第二次执政后并没有将自己所主张的规范内涵更为清晰地阐述出来，而是通过发展与关键国家之间的伙伴关系、构建和扩展共同行动框架的方式来推动规范性共识的形成。因此，规范的生成与其说是主体观念的传播，不如说是通过构建伙伴关系来实现知识的聚合。对于第二次执政初期的安倍来说，这种知识聚合主要以两种方式展开。
第一种方式是以TPP谈判为载体，形成以发达国家国内经济运行模式为模板的跨国自由主义经济共同体。除了进一步削减关税外，还涉及更多限制政府干预的自由主义原则。例如，政府采购无差别原则与采购过程中的公平公正对待原则、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竞争条件的公平化以及对知识产权的严格保护等。这些规范将议题聚焦于政府与私营企业在市场中的不对等关系，通过自由主义方式的解决方案削弱了发展中国家政府经济调控手段的正当性，从而使发达经济体更易获得掌控全球经济的优势。
第二种方式是通过构建一个志同道合的准联盟体系，来确立一种全球公域自由进入的规范性共识，并使相关各方愿意为之付出一定的成本。在安倍第二次执政之初，主要是通过“四方加对话”（Quad-Plus Dialogue）这一二轨外交的方式推进的。
2015年12月签署的《日印愿景2025》中，“印太”这一地缘政治概念首次在首脑级共同声明中被正式使用。在这一联合声明中，自由主义规范不仅被嵌入了地区文化的本土语境中，安倍所倡导的两个规范外延——自由贸易和全球公域治理，也被加以强调。这标志着安倍“印太”区域建构的初步成型，而以日美澳印为倡导核心的区域规范“中心化”生成模式也日渐清晰。
（二）从“中心化”到“去中心化”：“印太战略构想”2.0
然而，有两个因素很快导致了推进“中心化”模式的停滞，进而使日本不得不探索区域规范生成“去中心化”模式的可行性。
第一个因素是规范倡导核心与理念传播的主要目标受众（区域内的中小国家）之间缺乏清晰的理念连接点。这导致日本推崇的规范生成“中心化”模式很容易被看作是制造地区分裂的手段，进而阻碍了倡导者所持理念在区域内的进一步扩散。更重要的是，规范生成“中心化”模式所造成的压力，激发东盟诸国推出了相应的辅助性规范——“印太展望”（AOIP）。
作为一种辅助性规范，东盟的“印太展望”在具体问题领域并没有提出任何清晰的、可操作的行为准则，只是强调了程序上的东盟中心主义和包容性。这种对程序性规范的强调，反映出中小国家对于规范生成“去中心化”模式的执着。而日本所构建的“中心化”模式在面临抵制后，也不得不考虑其合法性问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日本将“印太战略”更名为“印太构想”，有意识地向外界传递了一种“去中心化”的共塑规范内涵的意愿。
促使日本转向“去中心化”模式的第二个因素是作为规范倡导核心的美日之间的分歧。这一分歧最显著的体现就是所谓“特朗普冲击”。尤其在经贸领域，美国频频退出多边体制，使日本赖以生存和实现繁荣的自由贸易体系面临威胁。虽然经过日本政府的不懈努力，特朗普团队最终接受了日本的“印太战略”，且其核心规范内涵也并未完全丢失，但特朗普的“印太战略”在经贸领域却与日本存在着巨大差距。在2017年11月的APEC峰会上，特朗普在阐述自己的“印太战略”时特别强调，美国要与印太国家通过公平互惠的双边贸易来削减本国的贸易赤字。这表明致力于纠正政府与私人企业之间不对等关系的自由贸易规范，在特朗普这里被首先打破。
美国政策的突变意味着安倍通过日美合作引领印太地区贸易规则全面升级的设想化为泡影。这进一步促使规范倡导核心内部的精英之间，在关键性议题的框定方式上也出现分歧。对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特朗普政府更倾向于从基础设施建设的军事应用、数字监控社会治理方式的对外输出以及所谓制度竞争的“虚假宣传”等对抗性角度来框定中国的行为。而与之相对，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框定却更多是指向中国对外经济活动中所存在的规范性偏差，即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在考虑对象国财政的健全性、项目的开放性、透明性以及经济性方面存在明显的缺失。
规范倡导核心的分歧使日本无法再通过单纯的“中心化”模式去推动印太地区的规范生成。虽然这一倡导核心仍继续存在，且在所谓的“航行自由”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日本清楚地意识到，必须采取融入“去中心化”模式的双轨政策，才能更好地在印太地区渗透自身的理念。在这种认识下，2.0时代的“印太战略构想”自然开始了向“去中心化”一端摆动。
（三）菅义伟执政下的“中心化”回摆：“印太战略构想”3.0
在菅义伟执政的最初一段时期内，日本的“印太战略构想”仍维持着一种偏向“去中心化”发展的双轨模式。虽然在2020年10月召开了首次日美澳印四国外长会议，明确以此为常设机制构建新的地区安全对话平台，但与会各国重申了对东盟中心性的支持，试图最大限度地减轻东盟对边缘化的担忧。会后，菅义伟更是立即访问越南（2020年东盟轮值主席国）和印尼（“印太展望”的主导国）两国，高调宣传“印太展望”与“自由开放的印太”之间的共通性，试图向东盟国家表明日本的“印太战略构想”在兼容性和实用性方面都有别于美国单方面采取的好斗政策。这一点在2020年11月第23届日本—东盟首脑会议召开后表现得更为明显。菅义伟在会后的记者招待会上甚至将“自由开放的印太”这一提法改为“和平繁荣的印太”，此举在日本战略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使他们一度认为日本有可能弱化“印太战略构想”中的自由主义价值观。
然而，日本政府很快又回归到了“自由开放的印太”上，且随着拜登政府的上台，日本的规范倡导再次显现出向“中心化”模式快速回摆的迹象。这当然与拜登重回同盟协调路线和修复规范倡导核心的分歧有关，但从根本上说，重新框定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世界变局并对先前所倡导规范进行相应的调整，是促使日本外交在规范生成方面再次回归“中心化”模式的重要原因。这种对世界变局的重新框定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供应链中断，使日本认识到战略性物资对某一国家（尤其是中国）的过分依赖会对自身的经济安全造成严重影响；二是拜登上台后，中美间的科技竞争并未减弱，且对其他国家的影响日益深刻，这使日本意识到自由贸易等规范性理念可能会发生变异，未来全球将走向一种有条件的自由贸易，或者说是“信任型自由贸易”，即相关国家之间奉行自由贸易的前提是相互信任，而在缺乏信任的条件下，国家间的贸易将受到各种各样政治因素的制约。当然，这种限制性自由贸易在具体标准和行为准则的设定方面，还有待相关国家之间进一步协调。
除了规范倡导核心形成了具有相似思维的知识聚合外，规范生成模式“中心化”的回摆还源自倡导核心与主要受众之间建立了理念上的连接点。在这一方面，日本通过将东盟的AOIP完全嵌入自身的FOIP，巧妙地将以东盟为中心的原则转化为以“日本 东盟”为中心的原则。通过在关键领域施以物质援助并提供相关理念和规范构建的智力支持，日本以“参与 诱导”的方式，不断向东盟国家渗透诸如“可靠的数据自由流通”“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确保供应链安全的经济强韧化”以及“海洋航行与飞越自由”等各种理念。这些理念虽然不足以将东盟拉入对抗中国的阵营，但在一些方面却能够妨碍东盟国家与中国的正常合作。
规范生成模式的“中心化”回摆使日本的“印太战略构想”进入了3.0时代。相比1.0时代，作为规范倡导核心的四边机制更加稳固，日本与关键的规范接受者东盟之间的理念连通性也有了较大的进展。因此，规范生成的“中心化”模式在3.0时代将会更加持久。然而，日本并非没有再次转向“去中心化”模式的可能性。由于限制性自由贸易的相关理念更多是基于价值取向和偏见所产生的结果，在规范的有效性维度上并没有形成坚固的支撑，所以看似稳固的规范倡导核心在后续演进中必定会出现新的分歧。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图片来源于网络。实习编辑孙丽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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