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岭，1942年出生于江苏省赣榆县，父辈都是地道的庄稼人，他有很多兄弟姐妹，穷得冬天没有棉裤穿，母亲就把稻草绑在自己和孩子们的腿上御寒。张家岭从小就有股叛逆精神，“我那时候拼命上学读书，为的就是脱离贫穷，为此不惜和父亲闹翻。因为父亲希望我和他一样成为一个本本分分的庄稼人，可我心中有个强烈的愿望，就是一定要离开这贫穷的地方到外面去。
张家岭身材高大，天庭饱满，地阁方圆，是相书中所说的有福之相。他说话声音洪亮，很有穿透力；而且思维敏捷，逻辑缜密，看问题极有前瞻性和预见性。这些秉赋在他后来为轻骑所做的一系列决策过程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1968年，张家岭从无锡轻工业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济南工作，曾任济南市一轻局三大件办公室副主任，济南市缝纫机副厂长。张家岭的辉煌还是在轻骑集团创造的。
轻骑的诞生可谓命途多舛，正如张家岭所说，轻骑薄弱的基础和远大的目标必然决定了其曲折的道路和悲壮的历史。
实际上，轻骑的“骑”正规发音应该读作“ji”，“一骑红尘妃子笑”，“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骑”在这里与“轻”组词只能是名词而不能是动词，但很多人望文生义读“qi”，于是被约定俗成地读做“qi”了。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摩托车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还只是一个遥远的梦想。以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为代表的“三大件”，已经是老百姓能拥有的最大财富，地方政府也将此列为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并在“一轻局”的建制下设立了专门的办公室。
当时的济南缝纫机厂远在东郊，虽然位置偏僻，但丝毫没影响它在人们心目中的分量。能进入缝纫机厂当工人，是无比荣耀的事。但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市场是无情的，似乎一夜之间，缝纫机厂就走到了它生命的尽头：产品积压，工人人心涣散。当时的决策者没有认识到这是经济变革时期行业洗牌的结果，而将此归结为企业管理不善，于是，不断有管理干部被派往缝纫机厂工作。张家岭便是这批“空降”干部之一。
当时，与缝纫机厂的颓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属一轻局的济南机动脚踏车厂。它的前身是一家自行车零配件厂，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仿制捷克斯洛伐克30年代产的一款轻便摩托车，但产量极少，主要供应邮电、电力单位，后来改名为济南机动脚踏车厂。1981年，机动脚踏车厂用被称作“黑老鸹”的轻便摩托车从上海换回了大批凤凰牌自行车，以批发价卖给职工，每人一辆，这在当时的济南是个大新闻。也正是这个小厂，孕育了后来的轻骑集团。
为了挽救同属一轻局的缝纫机厂的命运，1984年，在有关主管部门的牵线搭桥下，机动脚踏车厂与缝纫机厂合并为济南轻骑摩托车总厂，而此前，八一农机厂也已被合并进济南机动脚踏车厂。整合后的3家厂在济南八一礼堂召开了合厂暨济南轻骑摩托车总厂成立大会。在这次大会上，42岁的张家岭被任命为济南轻骑摩托车总厂的厂长。
从此，轻骑进入“张家岭时代”。
完成了脱胎换骨般的蜕变，张家岭驾驶的轻骑摩托开始踩足油门，全速前进，但眼前的道路并不平坦。
在轻骑，张家岭这个无锡轻工学院毕业的大学生踌躇满志，他找到了自己人生的坐标和起飞的平台。
起步阶段
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摩托车工业还是襁褓中的婴儿，张家岭以他敏锐的战略眼光预见到这个朝阳产业辉煌的未来。轻骑，也在一片荒芜中，开始了最初的生长。
当时，中国的摩托车市场虽然刚刚起步，但发展之迅速已超乎想象。四川的嘉陵凭借着军工企业的强大实力，转产摩托车后产量迅速膨胀，直逼北方实力弱小的轻骑。此时的张家岭，切切实实感到从未有过的压力。
此外，来源于企业内部的压力同样无法回避。轻骑总厂属于三厂合一，虽然组织建制上合并了，但并不代表职工思想统一，人心不齐成了轻骑面临的最大难题。而此时，张家岭充分发挥了他的领导才能，内部的压力很快就得到了平衡与缓解。而对外，他又不遗余力地游说于政府和银行之间，终于得到7000万元的贷款支持，这是轻骑引进、消化、吸收、开发战略的第一桶本金。
1988年9月11日，花费3年多时间引进的日本铃木公司K系列摩托车生产线终于开工运行了，中国轻骑集团也在这一天正式挂牌。K系列的投产和集团的成立，被认为是轻骑发展的里程碑。由此，轻骑在整体上实现一个量的飞跃。
接二连三的好事也掩盖了严峻的现实，轻骑薄弱的基础和远大的目标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此时的企业就像一个背着包袱的赶路人，在市场大潮中小心翼翼，每一步都走得异常艰辛。
当大潮退去的时候，一批“裸泳者”被冲上岸，千疮百孔的轻骑逐渐浮出水面。过快的膨胀速度使它缺乏进一步发展所需的技术、人才和资金的支持，又赶上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通货膨胀，国家紧缩银根，轻骑开局不利，尚未起步便重重地摔了一跤。
为了回笼资金，张家岭开始在销售上大做文章，给经销商大量的“铺底车”，进行赊销。但由于管理跟不上，在当时市场机制和征信系统尚不完善的情况下，这是一着险棋。结果证明，大量的成品车放下去却收不回款，形成了呆坏账，不仅还不上银行贷款，还造成生产资金的严重短缺，甚至濒临停工停产的边缘。在这种情况下，张家岭又开始游说政府和银行。此后，轻骑基本上是靠展期和还旧贷新的方式过日子。而到90年代初，轻骑已经从银行贷不出一分钱了。
巨大的运营风险悄悄笼罩了轻骑。有人甚至说，轻骑后来的发展完全是在玩一个“拆东墙补西墙”的游戏。
巅峰时刻
轻骑摩托依旧在行驶，张家岭将它开得越来越快
为了维持轻骑这个神话，解决资金瓶颈问题，在把泡沫越吹越大的同时，张家岭也开始了他自己所谓的资本运营。
第一个战略动作便是轻骑股票上市。“病树前头万木春”，在上世纪90年代还没有多少人懂股票的时期，张家岭是一个先觉先行者。对他而言，这正是一个聚敛资本财富从而一举定乾坤的绝佳机会。在办公会上，张家岭让总会计师负责股票上市的筹备工作。最后，这位总会计师组织了一班人马，按照青岛啤酒上市的程序，照葫芦画瓢地准备了相关材料，还以每小时2000元的高薪从上海万国证券公司请来一位专业人士协助工作。经过一年多的准备，1993年，济南轻骑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上市并一炮走红——这在济南是第一家，在全国摩托行业也是第一家，可谓意义重大。
一夜之间，除去发行成本，轻骑从股市轻松圈得4亿多元，企业不但有了暂时的喘息之机，经济效益也一度雄踞行业之首。此后的张家岭出手频频，4年后又发行了B股。
公司的发展走上快车道，正如诸多市场枭雄一样，张家岭也开始将自己的 “轻骑王朝”迅猛扩张。向一、二、三产业进军，跨地区、跨行业兼并经营……鼎盛时期，其麾下有3家控股公司，在国内外有近40家企业，子公司达百十余家。
腾挪有“术”
轻骑摩托在张家岭的驾驭下，时而爬坡，时而急转弯，轮胎与地面摩擦产生的烟雾弥漫四周
张家岭式的企业兼并，让轻骑走了一条与其他企业截然不同的道路。别的企业兼并另一家企业时，必先剥离其不良资产，毕竟谁都不愿背个包袱。但综观轻骑这时期的资本运作，却大都是承债式兼并，即所有债务一同揽来。起初，被兼并的企业都视轻骑和张家岭为大救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才真正明白，自己着实被轻骑和张家岭“涮”了一把。因为，张家岭式的兼并，表面上是为了扩大企业规模，实际是利用被兼并重组企业的资质，以其资产作抵押，由轻骑集团担保向当地银行贷款，供轻骑集团总部使用。
起初，轻骑也会象征性地向被兼并企业投入一两条组装流水线，但企业最后的结果，无一不是因资金瓶颈难以为继而倒闭。合肥轻骑、湖北轻骑、贵阳轻骑、上海松江轻骑、石家庄轻骑、吉林轻骑、天津轻骑、甘肃轻骑、聊城手表厂、日照轻骑、成都轻骑、常州轻骑等等，其兼并手法如出一辙，企业命运也大同小异。其他如在柬埔寨、越南、乌克兰、巴基斯坦等地的国外公司，也均是庙穷和尚富，最终赔钱关门了事。
有人说，轻骑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疯狂的重组兼并史，“轻骑大厦”的垮塌过程就是疯狂抵押、担保和开具“信用证”融资，最后资金链断裂的过程。危楼高百尺，轻骑朝着错误的方向越走越远。
借助发行股票和兼并重组的方式闪转腾挪，只是张家岭缓解企业资金紧张的组合拳之一；另外几招，便是拖欠配套厂的钱和内部集资。
轻骑集团有数百家配套厂，大多是松散型和半松散型的合作关系。主机厂轻骑拖欠每家配套厂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钱都不是问题，最后大不了以车抵款。而配套厂一拿到抵款车后，都宁愿赔掉20%甚至30%的钱，倒给那些专门压价收车的中间商，以回笼资金。最后，全国各地都充斥着这种低价抵款车。这种无异于饮鸩止渴的做法，严重冲击了轻骑自己的价格体系，使轻骑的销售市场混乱，企业信誉几近丧失。
内部集资是张家岭解决资金问题的另一个办法，而拆的“墙”是轻骑自己的员工。1994年，有消息说四川嘉陵摩托车公司将在山东半岛投资建厂，于是张家岭决定利用沿海城市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抢占先机，兴建青岛和乳山两个工业园，以扎牢根基，扩大轻骑在山东本土的规模。
在各级动员会上，张家岭把工业园的前景描绘得无比灿烂。他形象地说：“轻骑今天借你一桶水，明天还你的是一桶油！”回想当年轻骑股票上市之时，张家岭也曾这样动员大家买轻骑股票，但很多人没听他的鼓动，后来无不追悔莫及，毕竟，不少人当时都发了财。这一次，绝不能再错过发财的机会了。于是很多人拿出自己全部的积蓄，有的甚至将亲戚朋友凑的钱全部投到工业园。当然，更多人图的是那高达20%的利息回报。
结果却出乎所有人意料。用员工的话说：“别说还我们油了，能把桶要回来就不错了。”时至今日，这个“桶”还有很多人没有要回来。后来，他们也知道了,那些以工业园名义筹集的资金，并没有真正投在工业园上。
马失前蹄
随着一阵刺耳的急刹车声，张家岭的轻骑摩托车在行进中戛然而止
虚开信用证是张家岭锒铛入狱的直接导火索，也最终引发了这个王国多米诺骨牌的一连串倒掉。在聚敛资金的一系列组合拳逐渐失灵的情况下，虚开信用证成了最疯狂的手段，此时的张家岭已是孤注一掷。据轻骑自己的统计宣传，其摩托车产量和利税，数年保持全国同行业之冠，但这其中又有多少水分，只有张家岭心里最明白。此后，还是因为资金问题，轻骑集团挪用上市公司25亿元资金被曝光，使得济南轻骑股票最终沦为ST而一蹶不振。
这是张家岭领导的轻骑集团发展史上标志性的分水岭。
一方面，轻骑的兼并重组与非理性投资，急需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融资后的偿贷压力，又迫使轻骑为寻找新的抵押物而继续重组兼并，以致形成恶性循环。在轻骑集团的发展历程中，几乎每年都有兼并重组，每年都有融资。最后，资金链彻底断裂，有如多米诺骨牌一般，此时的轻骑集团分崩离析，严重资不抵债，负债率高达1300%！
这个巨大的资金黑洞是如何形成的？十几年间，轻骑集团在房地产、信息产业、农、林、医药各方面四处开花，最后又全面溃败。投资近1个亿的上海地产——轻骑镇，最后竟莫名其妙地成了香港人的家当，轻骑集团在倒欠承建商数千万元后，被人告上法庭；在张家岭老家赣榆县柘旺乡建的星级宾馆，即将开业时突然没人管了，很快就变成了烂尾楼；投资乌克兰的项目亏损300万美元……数不清的投资项目最后大都打了水漂。
如是，以张家岭为被告的官司接踵而至，“剪不断，理还乱”。集团的法律事务部平均两三天就会接到一张法院的传票，大多数案子的标的都在几十万、上百万，甚至上千万元。不过，官司输了，张家岭并不害怕，因为此时的轻骑集团已经成了空壳，原告拿着的法院判决书和执行书几近废纸。
其实，早在此之前，轻骑的几乎所有子公司就纷纷以改制为名，改头换面易了主，企业仅有的优良资产从姓“社”改成了姓“资”。甚至直到现在，有的公司员工也不知道他们在为谁打工。
2000年，轻骑在风声鹤唳中进入了21世纪。张家岭似乎预感到了自己即将跌入深渊。于是，他开始四处游走，内外出击，想寻求一根救命稻草。此时，传言也不断响起：轻骑集团将被三联、山水集团、中国重汽兼并，但最后都无果而终。
而印尼的一家公司却真真切切地与轻骑牵上了手。该公司派了一名财务高管入驻轻骑，轻骑为其开出的报酬是年薪100余万。轻骑的干部中有人不服，张家岭大发雷霆：“谁要能挽救轻骑，我也给他100万！”当时，轻骑的员工已经有半年没领到工资了，然而，那位印尼公司高管在拿足了100余万后却没了踪影。印尼的这家公司，这根张家岭寄予最大希望的救命稻草，最终给轻骑留下的只是一场苦涩的空欢喜。
2002年，轻骑集团全面亏损达到了34亿元。济南轻骑沦为ST轻骑。
多元化的不归路，管理失控，资本违规操作，济南轻骑集团一步步走向深渊。
张家岭也随之一步步走向监狱。2009年，张家岭犯有信用诈骗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贿罪，私分国有资产罪，偷税罪等，被判处无期徒刑，没收个人全部资产。
回顾张家岭的辉煌到跌落的历程，历史留给他的恐怕只有一声叹息了。在张家岭的悔过书中，他这样写道：“我的一生，是失败的一生，以犯罪而结束，悔恨痛苦,追悔莫及。我之所以沦落到犯罪地步,一是生产经营中对决策后的风险估计不足,缺乏对决策风险的追踪和控制。二是个人权力过于集中,很难听到相反意见。三是缺乏学习、法律知识匮乏,个人主义、利欲主义慢慢地滋生起来,于是从报效祖国逐渐变成为自己牟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