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提摩太后书中，使徒保罗禁止上帝的仆人卷入赛库利亚·内戈蒂亚，虽然在传统上被理解为对商业活动的指代，但对于加洛林思想家来说，这节经文成为反思牧师的政治参与以及教会官员履行的宗教和世俗职责之间的关系的一种方式，当时议会和释经家们都在努力解决这样一个问题：除了保罗所禁止的唯古利亚之外，是否还有一个“中立的”世俗？
811年，在他统治末期，查理曼大帝发布了一份投降书，其中包含一系列对主教、修道院院长和他王国伯爵的探索性问题。在这个地方，必须进行讨论和干预，以找出主教或修道院院长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世俗事务，或者伯爵或任何其他平信徒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参与教会事务。
在这里，最令人费解的是：使徒保罗说：“服侍上帝的，不要参与世俗事务”，那么这句话究竟适用于谁？在第二份文本中，可能是不久之后起草的，这次只写给牧师，查理曼大帝继续追问，他想知道：任何教会，无论是主教、住持还是僧侣，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参与世俗事务，以便我们只要求他们做允许他们做的事情，他们都不应该向我们寻求我们不应该同意的事情。
皇权教会与世俗事务查理曼大帝对这个问题的措辞是非凡的，他没有问教会是否应该参与世俗事务，而是在多大程度上允许他们这样做。显然，王室顾问之间有不同的意见，但国王需要知道他如何才能合法地让教会参与王国的政府和管理，以及这种参与的局限性是什么。
查理曼大帝问题的出发点是教会和世俗官员之间的合作与协调问题，特别是主教和伯爵，正如第一次投降所暗示的那样，主教和伯爵之间存在紧张关系，特别是在边境地区。鉴于810年是艰难的岁月，不仅查理曼大帝的儿子皮平和查尔斯去世，而且在北部边境和西班牙的战役，主教们也有可能抗议施加在他们身上的不应有的负担，以及他们的教会所欠的兵役。
查理曼大帝是对教会对过度世俗义务的抱怨做出反应，这在第二次投降中有所暗示，他在投降中回放了对那些与民兵的关系并没有阻止他们以一切合法和非法手段追求财产积累、参与法律纠纷、寻求女性陪伴甚至招待军事随从的牧师
显然，提摩太后书中包含的禁令可以双向使用：由主教拒绝皇帝或其官员的要求，他们认为过分，或由皇帝批评主教的行为和世俗野心。此外，皇帝坚持认为，问题的答案在于找到对相关圣经段落的正确解释，这既涉及“世俗事务”一词的含义范围，也涉及保罗禁令的对象。
作者认为，追溯查理曼大帝和秃头查理之间的规范文本和圣经注释中对这个释经问题的回答。看看“世俗事务”不断变化的定义，为加洛林关于教会和王室权威之间的协调与合作的辩论提供了一个窗口，教会成员的政治参与在多大程度上被认为符合他们的宗教圣召，“上帝的士兵”与世俗国家之间的这种合作有什么限制？
通过这种方法，他们一方面对加洛林教会概念的研究，另一方面对加洛林国家地位的运作和限制的研究，有助于克服教会与国家之间“分离”的不合时宜的概念，以及关于两者之间必要对抗的无可置疑的假设。
相反，我的出发点是加洛林的教会概念，它涵盖了整个政体，国王和皇帝与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一起统治，依靠教会土地财富提供的资源
这种将教会视为政体的概念使我们对中世纪早期世俗的理解复杂化。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加洛林思想家无法区分宗教和政治，相反，这两个领域是相互依存和相辅相成的，它们的关系需要不断辩论和重新谈判。
在基督教定义的这个政治空间中，加洛林思想家在谈论“世俗”时是什么意思？他们在哪里定位了它的边界，他们是如何评估它的
正如九世纪文本中对提摩太后书的不断变化的解释和使用所表明的那样，保罗所禁止的塞丘拉利亚在加洛林时期获得了新的意义。
教父传统在相当狭隘的意义上解读保罗经文，禁止从事商业和管理私人庄园，禁运作为“世俗”和机构教会及其专业成员之间的界限。
作者认为，相比之下，加洛林的释经以一种新的方式使用圣经段落来反思牧师的政治参与以及教会官员履行的宗教和世俗职责之间的关系。查理曼大帝的问题是大胆的，它在提摩太后书中提到的塞克拉利亚·尼戈蒂亚与牧师在世俗治理和政治领域可以合法地发挥的作用之间的明确联系是新的。
一些早期的加洛林投降和和解法令要么引用提摩太后书，要么禁止教会以更笼统的方式参与世俗事务。在这里，世俗事务主要以经济术语来定义：这节经文通常被明确视为禁止从事商业，追求不光彩的利润或管理私人财产，在一些案文中，根本没有定义这一术语
与此同时，关于保罗禁令的对象也存在争论，一些投降者只将其与僧侣联系起来，一些与牧师和（高级）神职人员有关，还有一些与两者有关。
根据这种将世俗事务定义为经济活动，投降者遵循了既定的教会法传统。例如，当《总督告诫》呼吁僧侣和神职人员避免世俗事务时，它唤起了迦克顿会议，该会议在两个广泛传播的教规中处理了这个问题。
第一：教规3中禁止主教、其他神职人员和僧侣承担世俗义务，并通过逐字引用保罗文本来证明这一禁令是正当的，在这些义务中，私人庄园的管理被挑出来，并假定其动机是追求不光彩的利润。
然而，主教作为孤儿、寡妇和赤贫者的保护者的职责，以及与教会财产管理有关的活动，可以按照主教的命令进行，但也有明确的例外。第二：教规4对僧侣制定了更严格的禁令，僧侣必须避免世俗和教会事务，同样，当地主教委托给他们的任务也例外。
一系列其他晚期古董教规，最着名的是非洲理事会的教规，都包含类似的禁令，以商业，不光彩的利润和财产管理为中心，这些不同版本的禁令在大约800年流传的许多教会法集中都有找到。
作者认为，在保罗书信的拉丁教父释经中对世俗事务的解释与晚期古代教会法中的解释相似，事实上，这两种传统很可能相互影响。晚期最重要的古董评论是由一位匿名学者撰写的，即所谓的安布罗西亚斯特，并且在中世纪早期的手稿中经常被认为是米兰的安布罗斯本人。
安布罗西亚斯特大概在四世纪下半叶在罗马工作，他清楚地理解了提摩太应该避免的经济学意义，不是通过体力劳动而是以其他方式产生利润的经济活动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罪恶的：它们的追求通常是出于贪婪，并伴随着谎言和欺骗，因此，教会成员被禁止从事这种业务。
安布罗西亚斯特将这些世俗事务进行了对比，教会成员应该全力以赴，同时从事两种职业，一种是世俗的，一种是宗教的，这是不可能的。安布罗西亚斯特与其他一些教父主义作家分享了这种对商业的负面评价，认为它本质上是有罪的，正如Harald Siems所表明的那样。
第二位四世纪的评论家佩拉吉乌斯接受了保罗使用的罗马士兵的比喻，教士被比作士兵，根据法律，士兵可以免除其他职责，以便全身心地为皇帝服务。
虽然世俗事务因此可以具有更广泛的含义，包括军事或公民服务，但经济解释显然处于背景中，像安布罗西亚斯特一样，佩拉吉乌斯用经文“勤劳的农夫应该拥有第一份庄稼”来确认保罗已经允许基督的传道人使用社区的捐款或教会的国库来养活自己。
佩拉吉乌斯的论点在六世纪卡西奥多鲁斯的《动物馆》中编纂的评论的编辑版本中得到了重复。最后，由莫普苏斯蒂亚的西奥多撰写的保罗评论以拉丁语翻译在西方流传，像拉丁语释经家一样，西奥多将 “世俗事务” 主要理解为商业，但他也将体力劳动形式包括在禁令中，因为这些形式也构成了沉思的障碍。
西奥多对社区提供的物质资源的使用更加直言不讳：像提摩太这样的教会有权不分青红皂白地要求他们的羊群提供满足他们必需品的手段，相比之下，提摩太后书也可以用在非常不同的意义上，即证实宗教禁止保留私有财产。
为此，《裁判官》中引用了僧侣，阿尔勒的凯撒留也引用了关于神职人员的内容。提摩太后书的经济解释，从商业和财产管理的角度定义了世俗事务，因此在保罗评论以及晚期关于僧侣和神职人员职责的古董手册中显然占主导地位。
一些教父主义的作者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使用世俗事务来主张完全放弃世俗活动，从而根据他们的生活方式对教会内的不同群体进行区分。
放弃这种世俗事务标志着教会圣职成员的特殊地位，使他们自由地为上帝服务，这个想法的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表述是在奥古斯丁中找到的，该书根据僧侣，俗人和神职人员根据他们参与世俗事务来区分僧侣、俗人和神职人员。
格里高利大帝的《牧歌》中有一段经文，其中提摩太后书被用来反思校长所面临的精神和世俗义务之间的平衡。
这种更广泛的解释在811年之前的加洛林王朝辩论中没有发挥作用，只要它可以通过规范性文本重建，尽管格里高利的工作，例如，在查理曼大帝统治期间就已经形成了加洛林教士的重要参考点。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另一份文件，即786年的Legatine Capitulary，它记录了教皇向麦西亚和诺森比亚的使团的结果。在这件文件中包含了一系列诺森伯里亚教会改革的投降，引用乔安娜的故事，提供了“加洛林对诺森伯里亚问题的回答”，其中一章引用提摩太后书来阻止主教裁决世俗案件。
公使馆的策划者之一是奥斯蒂亚和亚眠主教乔治，他与教皇和加洛林宫廷都有良好的关系，公使馆的另一位加洛林成员是查理曼宫廷的圣经学者威格博德，代表艾尔夫瓦尔德国王出席主教会议的约克的阿尔昆可能参与了该文件的起草。
提摩太后书在主教在判决分配中的作用的应用在法兰克顾问的圈子里是众所周知的，然而，《总告诫》是一部在其他问题上与列加廷投降书非常相似的文本，并没有采用这种对塞古拉利亚·内戈蒂亚的定义，而是通过查尔西顿的镜头引用了提摩太后书。
投降和主教会议法案相当关注世俗事务的经济方面，尽管在790年代给查理曼大帝的一封信中，阿奎莱亚的保利努斯将被禁止的世俗事务与兵役联系起来，认为牧师作为基督军队的成员，应该只关注与看不见的敌人的战斗，只使用精神武器。
只有在811年的投降书中，提摩太后书的解释如何与牧师在政府和王国管理中的作用有关的问题才真正被处理并移至中心舞台。规范和教父传统几乎没有提供任何材料来回答这个问题。
两年后，加洛林主教和修道院院长在813年在兰斯，图尔、索恩河畔沙隆、阿尔勒和美因茨举行的五次主教会议上回应了查理曼大帝的释经挑战。这些主教会议法案之间的主题重叠表明，它们遵循了法院提供的共同议程，与投降者非常相似。
因此，对提摩太后书的解释以及划定和协调世俗和教会领域的问题是这些会议行为的核心，根据说法，总体结果并不是特别成功：尽管会议定义了世俗和教会领域之间的各种“接触区”，但它们并没有为其异质的，有时甚至是矛盾的规则提供概念框架，而是将问题推迟到个人牧师及其道德行为的层面上。
相比之下，塞巴斯蒂安·舒尔茨强调，813年的牧师提出了一个新的总体概念，即教会包括regnum，这使得领域之间的区别不那么紧迫，只要教会是根据传统的教会规范来管理的。虽然这里没有详细讨论每一个主教会议对世俗事务问题的不同回应，但应该提出几点。
首先，理事会不仅根据晚期古董传统将世俗事务与经济活动联系起来，而且制定了一个更严格的定义，该定义不再涵盖商业、房地产管理和类似活动，而是更具体地将世俗事务 与不诚实的商业行为和不光彩的利润联系起来。
通过将世俗事务与不光彩的利润联系起来，813年议会建立在可追溯到六世纪和七世纪的教会法文本中发现的特定链上，该文本禁止神职人员从事不公正和不正当的商业行为，如高利贷。
美因茨主教会议更进一步，它将保罗所禁止的应受谴责的商业形式，例如高利贷和使用不公正的度量衡与合法的商业形式区分开来，明确指出后者不受圣经禁令的影响。仅在美因茨，对禁令范围的狭隘定义就嵌入了题为较长章节，并完全致力于对提摩太后书的解释。
第二点就是关于禁令的对象：美因茨针对的是整个教会的奥尔多，兰斯命名僧侣和牧师，而图尔命名教规，阿尔勒没有明确辩论此事。
作者认为，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似乎被默认地排除在保罗禁令所针对的群体中，因此，虽然813年聚集在一起的牧师似乎避免了解决查理曼大帝提出的问题的更大影响，但他们确实讨论了与主教在管理王国中的作用有关的两个主要问题，即司法的分配和教会财产的管理。
关于教会财产，美因茨、沙隆和图尔的议会都重申了主教们监督其管理的教士，在图尔，主教们觉得有必要解释这属于主教的职位，与贪婪和追求利润无关。
然而，他们警告他们的主教同伴不要将教会土地视为私有财产，美因茨和沙隆也发出了同样的警告，尽管主教们有一些自我批评，但这可以被解释为对越来越多的批评的反应，很容易想象这样的批评者会引用提摩太信中的引文来反对主教。
主教们要确保世俗正义符合圣经律法，并据此告诫世俗法官，他们还负责保护穷人免受不公正法官的侵害，并向国王报告法官不听从主教训诫的案件。
宗教与政治和军事虽然议会一致肯定了主教在这两个领域的作用，但这些法案对修道院院长的地位不那么直言不讳，在查理曼大帝统治期间，修道院院长在皇家政府中日益活跃和强大的角色已被弗朗茨·费尔滕绘制。
关于住持的职责，记录要么参考本笃规则中包含的规定，要么没有具体提及它们，只有美因茨会议坚持住持和僧侣不得参加世俗的普拉西塔，除非他们得到主教的许可。
作者认为，很难判断议会对住持的沉默是否意味着他们参与皇家政府被默许或被认为没有问题，或者是否在这些问题上没有达成共识。无论如何，议会对修道院的女性领导人更加直言不讳，提醒她们有义务不离开修道院，除非前往皇家法院或代表国王行事。
美因茨主教会议是唯一解决教会及其牧师对国王的兵役问题的集会：它确认禁止“我们所有放弃世界的人”携带武器。
显然，牧师们将自己也包括在内，他们不应亲自承担军事职责，然而，主教会议也表示保留一个由平信徒组成的武装随从对主教来说是完全可以接手的，其他议会默默地忽略了这个微妙的问题。
因此，五次主教会议回答了查理曼大帝关于教会在政治领域的作用的问题，或多或少地系统地将牧师的世俗职责与提摩太后书分开，同时提倡将主教的狭隘定义视为不诚实的商业行为，只有美因茨主教会议制定了更广泛的定义， 然而，这是针对一般的神职人员，而不是专门针对牧师。
主教会议还肯定了主教对教会财产的控制，以及他们在司法问题上的权威，尽管与813年议会有关的其他文本表明，在这些问题上没有达成实质性的共识，因此，世界主教会议确定了在未来几十年中仍将是对话中心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