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思想家和科学家（民国时代的科学家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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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思想家和科学家

民国时代的科学家值得关注

◆智效民

拙著《民国老校长》和《民国教育家》问世以后，出版社的一位编辑对我说：“你能不能写一本《民国科学家》呢？”最初听到这个建议，我委婉地拒绝了她的好意。之所以如此，大抵有三个理由：首先，民国科学家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研究和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要想对他们的工作和人生进行一番梳理，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其次，我只有高中文化程度，后来虽然混迹于专业人员队伍，但一直从事有关人文知识分子的写作研究，对自然科学领域的人和事知之甚少，所以不敢轻易触碰。第三，我们生活在一个专业越来越多、分工越来越细的时代。按照专业分工，我是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如果冒冒失失闯入自然科学领域，岂不是犯了“隔行如隔山”之大忌？

但是，人生最大的乐趣就是探索未知领域，何况我年轻时最大的梦想就是当一名科学家！如今我已经年近古稀，如果再不抓紧机会，也许这辈子就真的与自然科学无缘了。因此，经过半年多的思考，我觉得如果能够静下心来，找一些民国科学家的故事讲给大家听听，是一件既有趣又刺激的事。之所以这样讲，也有三个理由：第一，民主与科学是五四运动的两大主题。这些年来，大家对民主、自由的讨论早已深入人心；相比之下，人们对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科学态度以及科学家的命运却似乎关注不够。所以，研究民国科学家有助于弥补这方面的缺憾。第二，多年来我对民国历史的研究情有独钟，并且在这方面积累了不少心得和资料。如今把自己的研究范围扩展到科学家领域，应该没有太大障碍。第三，与人文学者以及社会科学家相比，自然科学家的文字著述不多，所以他们更容易被人遗忘。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我发现自然科学家们确实具有独特的风采。比如就工作状况而言，他们“那种耐性，那种毅力，那种忘我的求真的努力，那些足以令人气馁的失败，以及忽然发现或证实的刹那间的那种真正的精神上的愉快和高兴”（胡适语），是其他人难以想象和无法体会的；他们那种“充分运用人的聪明智慧来寻求真理，来控制自然，……来使人的精神从愚昧、迷信里解放出来”的努力，也是其他人难以企及的。所以，胡适认为科学史上那些大科学家的传记材料，是鼓励人们探索真理、追求幸福的思想资源和精神动力。由此可见，关注民国科学家甚至为他们树碑立传，是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据我所知，在民国历史上出现了一大批著名的科学家。其中有数学家冯祖荀、胡敦复、熊庆来、何鲁、姜立夫、樊畿、江泽涵、陈建功、苏步青、段子燮、华罗庚，有物理学家叶企孙、胡刚复、饶毓泰、吴健雄、萨本栋、杨振宁、李政道、吴有训、严济慈，有化学家任鸿隽、曾昭抡、侯德榜、庄长恭，有地质学家丁文江、翁文灏、朱家骅、李四光，有生物学家胡先骕、陈桢、李继桐、童第周，有气象学家竺可桢、赵九章，有农学家秉志、董时进，有医学家张孝骞、林可胜、黄家驷、林巧稚、严仁英、杨崇瑞，有工程技术专家顾毓秀、周仁、凌鸿勋、沈怡、茅以升等等。这些科学家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不但有动人的故事，而且在做人做事上也有傲然正气，铮铮铁骨。比如数学家何鲁，不仅指责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是寡廉鲜耻的道德举措，还嘲笑蒋介石是“孬种”，认为“今日中国，赵高太多”。又比如物理学家叶企孙，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的学生熊大缜离开清华投奔中共冀中军区，曾发明了烈性炸药和地雷、雷管，并受到聂荣臻的接见。但是没过多久，此人却以莫须有的“国民党特务”罪名惨遭杀害。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在“两弹一星”功臣中有叶企孙的许多弟子，但是他本人却备受冷遇。文革开始后，他又因为“熊大缜事件”遭受迫害，并于1977年在极度痛苦中去世。再比如气象学家赵九章，他早年与竺可桢齐名，是中央研究院气象所所长，1949年拒绝前往台湾。新中国成立后，他不仅培养了大批气象人才，还积极投入空间科研事业的创建工作，从而对中国人造卫星上天做出重要贡献。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优秀的特殊人才，却在文革开始后屡遭批斗，最后因不堪忍受而选择自杀而离开这个世界。

从上述挂一漏万的名单中，我发现民国科学家的传记材料不仅如胡适所说，是鼓励人们探索真理、追求幸福的思想资源和精神动力，而且还是反思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