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数》里说：“所谓弱势群体，就是有些话没有说出来的人。”换言之，那些能把话说出来的人，都称不上弱势群体。如果我们严肃一点，学术一点，这句话就变成：有话语权的人，都不是弱势群体；话语权越大，就越不弱势。
王小波说，世上的话语分为两极，“圣贤”的话语和沉默者的话语，前者是自愿的捐献，后者是强征的税金，余者暧昧难明，既是捐献，又是交税，但不论捐献也好，交税也好，都是对当权的奉献。在这里，话语不是一种权力，是对权力的谄媚。 然而这其中还是有分别的，知识分子有话语能力，但不一定有话语权，“沉默者”连话语能力都没有，即使有话语权，也只会像被占了便宜的老乡一样抓住别人的手：“哇！不行啊！思想啊！”。历史上的事实是，权力的掌控者往往也需要一定程度的话语能力，有时是他们自己发话，有时是通过一些知识分子。话语仍然是权力的载体之一，而知识分子，则成了“载体的载体”。
因此所谓的“圣贤”、“沉默者”，其实是指与权力合作的知识分子和被权力专政的对象，而他说的“暧昧难明，既是捐献，又是交税”的话语者，很明显，就是不得志的士人，愿意效忠，却不得所用，偶尔还要说些恶心的话，写些官样文章，很痛苦的写照。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确实逃不出“捐献”的圈套，而我今天想说的这种，或许是西方的产物：“自由”的知识分子，也就是现在狭义的“知识分子”之所指。这样事物曾经“舶来”过，鲁迅等人死后，似乎我们再没法自己生产了。 按照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所说：“知识分子既不是调解者，也不是建立共识者，而是这样一个人：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词滥调，或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或传统者的说法或作法。不只是被动地不愿意，而是主动地愿意在公众场合这么说。”结合王小波的潜台词，知识分子还应该为弱势群体发声，把他们没能说出的那些话说出来。
当年看鲁迅的杂文，他批评某些人摇摆不定，总是爱唱反调，以显自己独具一格，我就觉得这个批评不甚透彻。有些知识分子大抵心中怀有某些信仰，作为自家安身立命之本，但“怀疑”和“批判”却是更大的惯性，在特定的场合，他可以为了自由和正义，放弃这些信仰，甚至倒戈相向。有人说阮籍嵇康其实是极笃信儒家的，因儒家信条都作了当权者的幌子，所以他们故意唾弃，心里其实哭得要死。在概念混乱的当代，这种取舍其实是难得的睿智：一旦自己的信仰被呼捧为主流，它就开始实施压迫。即使是“自由”和“正义”，也有很多人打着他们的旗子杀人放火。罗兰夫人就很有觉悟。 毫不动摇的，似乎只有“怀疑”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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