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1881.9.25～1936.10.19），浙江绍兴人，原名周树人，字豫山、豫亭，后改名为豫才。他是伟大的无产阶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也被人民称为“民族魂”。 他时常穿一件朴素的中式长衫，头发像刷子一样直竖着，浓密的胡须形成了一个隶书的“一”。
他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里。此后他的父亲又长期患病，终致死亡，家境败落了下来，家庭的变故对少年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过早地体验到了人生的艰难和世情的冷暖，这使他感到在当时的中国，人与人之间缺少真诚的同情和爱心。人们是用“势利眼”看人事物的。多年以后，鲁迅还非常沉痛地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家庭的变故和变故后的人生体验，也使鲁迅从少年时候起就亲近下层人民。在他们之间，没有相互的歧视和仇视，而是相互关心，相互友爱。鲁迅一生都把他与农村小朋友这种朴素真诚的关系当作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关系而怀念着，描写着。 后来《天演论》使鲁迅认识到现实世界并不是和谐完美的，而是充满了激烈的竞争。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想生存，要想发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强的精神。不能甘受命运的摆布，不能任凭强者的欺凌。
1902年，他东渡日本，学习医术，他之选择学医，意在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庸医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讥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健康状况。鲁迅想通过医学启发中国人的觉悟。但他的这种梦想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严酷的现实粉碎了。有一次，在上课前放映的幻灯画片中，鲁迅看到一个中国人为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队捉住杀头，一群中国人却若无其事地站在旁边看热闹。鲁迅受到极大地刺激。这时他已经认识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要改变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悲剧命运，首要的是改变所有中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的，则首先是文学和艺术。于是鲁迅弃医从文。鲁迅把个人的人生体验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奠定了他后来作为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础。
1918年，鲁迅先生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这是他第一次用“鲁迅”这个笔名发表文章，《狂人日记》也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白话小说，它奠定了中国的新文学运动（1919），推进了现代文学的发展。 鲁迅先生的小说作品数量不多，意义却十分重大。鲁迅把目光集中到社会最底层，描写这些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比如在《一件小事》中鲁迅写到：“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在《狂人日记》中写到“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在《孔乙己》中写到“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有的叫道，“孔乙己，你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他不回答，对柜里说，“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便排出九文大钱。他们又故意的高声道，“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了!”孔乙己睁大眼睛说，“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什么清白?我前天亲眼见你偷了何家的书，吊着打。”孔乙己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争辩道，“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接连便是难懂的话，什么“君子固穷”，什么“者乎”之类，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等等，这些作品都深深的刻画上了民族的烙印，描写了当时中国最底层人民的水深火热的生活。
鲁迅虽然是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开始文学创作的，虽然在序文中也讲到：他呐喊几声，是“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但他的作品并非一味迎合运动的需要，鲁迅并不简单地“听将令”。所以相比五四时期其他作家的那种充满感伤或者凌厉的反抗格调的作品而言，他的小说更加深刻，更加别具一格。鲁迅自己曾经用“忧愤深广”这四个字来概括《呐喊》等作品的基调，对比阅读五四时期其他作家的创作，我们就能更深刻体会这方面的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