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门及袍哥作为一种秘密结社，在各个时期的境遇也不尽相同。在清朝无疑是被打击的对象，而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复辟帝制，孙中山为讨伐袁氏，曾发函洪门，对其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希望洪门众兄弟能全部加入“中华革命党”，并将洪门改组为“中华革命党支部”，但最终没有成功。
1927年，蒋介石北伐成功，从形式上统一了中国，但西南地区仍是当地军阀的天下，军阀混战时有发生。《傻儿师长》中樊哈儿就是因为在川内的军阀混战中立了功，才由团长升为师长的。而混乱的世道为袍哥提供了生存的空间，有些袍哥变得越来越目无王法，横行乡里。
1946年，一名燕京大学的学生在其所写的《一个农村社团家庭》的毕业论文中，就讲述了四川一袍哥大爷为了维护其自身声誉，亲手杀死自己亲生儿女的事。
1949年3月，申报报道了一起在重庆因地皮纠纷引发的案件，其中几位袍哥大爷不仅打死当事人，威胁其家属，还公开对抗政府。然而政府不仅不对其制裁，反而由于惧怕袍哥的势力，对案件消极处理，凶手得以逍遥法外。报纸不禁发出重庆已是袍哥们的天下的感慨，可见有些袍哥已于黑恶势力无异。
申报之前就曾把袍哥与土司、烟匪一起称为为害滇黔川治安秩序的三股恶势力。但由于袍哥势力已深入到社会各个层面，与当地政府也有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从而导致打击袍哥常常无果而终。
申报称袍哥为三股恶势力之一
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基础是农民，而袍哥的社会基础也是农民，这就决定了中共不会任由袍哥这类组织的存在。早在1941年12月，中共中央就下发了《中央关于哥老会清帮工作的初步指示》的文件，文件中指出了哥老会、袍哥这类组织的危害。并明确指出要派得力人员打入其内部，经过长期工作，从内部使这些组织重新站到人民这边来。
新中国成立之前，其实就有一部分袍哥投入到中共的阵营中来了，比如当时民盟的负责人张澜，他就是一位袍哥大爷。还有曾是川军少将的杜重石，也是位袍哥大爷，他支援过红军，参加过淞沪抗战，并在延安抗大学习过，还两次受毛泽东接见，是中共的“特别党员”。
1949年10月1日张澜（右二）与毛泽东等在天安门城楼上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大西南的解放，当地的袍哥组织也迎来了灭顶之灾。袍哥们在新政府的强大压力下，大部分重新站到了人民的一面，而一部分袍哥仍顽固不化，继续同国民党残余势力一起与新中国政府作对，其下场可想而知。
随着时间的流逝，袍哥渐渐地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正如《傻儿司令》中的歌词一样：“傻儿的故事已远去，只留下影子传天下”，袍哥的故事也一样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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