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多幅古代书画全是机器裱工。
机器装裱最早来源于日本，是近几十年才有的装裱工艺，它的最大优点是装裱速度快，几十分钟就可以裱出一幅成品来。再一个是所用材料广泛，除了可以手工用的锦、绫、绢外，还可以用一些花色图案比较丰富的仿韩锦来裱，很大程度上丰富了装裱样式。
机器装裱的坏处，则是用化学胶热合画芯与背纸，装裱时，胶质一般都渗入画芯，所以裱件基本上都是一次性的，以后无法揭裱。
除了那一幅“张僧繇”画的佛像外，90多幅古代书画，都是用新工艺高仿的印刷品。
当代加上传承下来的书画造假技术，至少有30余种。目前使用从国外引进的高清影印工艺，是其中最简易便捷的一种。
高像素影印效果远胜于木刻水印、珂罗版、电分机制版、涂料版、胶版印刷和手工克隆，最大限度地表现了原作的品相和质感，与欣赏真迹没有心理障碍。
但从专业鉴定的角度看，印刷品毕竟是印刷品，没有包浆陈迹，没有凸凹手感，印签漂浮、矿物颜料没有风化变色，更缺少原作神韵。
同时从作伪的目的看，除非是“国宝帮”需要，通常圈子里长期靠造假吃饭的同志，不会采用这种技术，因为很容易被人识破，挣不到马内，还惹麻烦。
东汉年间，以科技达人蔡伦为代表的全国劳模发明了造纸术，但那时的纸张是粗糙的麻黄纸，不便于绘画，只局限于书写文字。至少是北宋以前，绝大多数书画家用的是绢，只有到了南宋，随着绘画纸张工艺的成熟，才普遍开始使用宣纸作画了。
纸张始终是与同时代的书籍、文献、书画同生共长的。因此，在书画鉴定中，对于作品的艺术风格、创作技巧、墨韵、色彩、签款、印章、包浆、装裱材料等考证之前，首先判断纸张，才有意义。
XX收藏的这一批字画，统一按真迹1比1，分别影印在安徽泾县常春纸业有限公司、四川夹江县大千宣纸厂生产的熟宣上。
这两家公司先后创办于1994年和2003年，他们的劳动成果竟然被作伪者穿越了成百上千年直接C位出道，笑死。
还搞笑的是，这批古代字画中，有不少原作是绢本，现在通过影印都变成了纸本，未免沙雕，对于吾辈而言，杀伤力很小，侮辱性极强。
出于对造纸厂和装裱店打工人辛勤劳动的尊重，出于对古代艺术大家的敬仰，也出于对民族国粹的敬畏，最终我还是给每幅赝品作了2000元到3000元不等的估价。
2023年初春，这批藏品分别由两家拍卖公司进行了拍卖。
两家公司透露，艺术品部分的近现代书画悉数拍出，赝品也以白菜价处理了三分之二。
最后的总成交额比我原定的起拍价溢出几十万。原因是其中几幅原中书协领导的书法作品，由过去在任时每平尺六万元一度跌到了六千元，现在又回到每平尺两万多元。
疫情后该同志的作品市场有这么大的反弹，我没有料到。
我曾想，如果那90余幅古代字画都是真迹就好了，比如韩滉的《五牛图》、阎立本的《步辇图》、张萱的《捣练图》、张旭的《古诗四帖》、文同的《墨竹》、米芾的《春山瑞松》、黄公望的《天池石壁》和《九峰雪霁》、马远的《踏歌图》、范宽的《雪景寒林》、郭熙的《溪山行旅》、赵孟頫的《秋郊饮马》、宋徽宗的《芙蓉锦鸡》和《鹧鸪图》、倪瓒的《六君子图》、唐寅的《骑驴归思》和《山路松声》、朱耷的《荷花小鸟》和《山水册》、石涛的《山水清音》和《狂壑晴岚》、龚贤的《松林书屋》、郎世宁的《平安春信》和《嵩献英芝》等等，真迹现在都分别藏在北京和台北的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天津艺术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南京博物馆、美国波士顿美术馆等。
这些传世作品单幅市值都近亿、过亿乃至数十亿，有的还是孤品，价值无法估量。
且不说唐、宋名家了，就像明代“吴门四大才子”之一的唐伯虎，别看他一辈子没享受过五险一金，卖画收入远不如外卖小哥，中年连58同城的房子都租不起，五十出头就领了盒饭，可该同志今天作品的价格，一直高居当代中国画拍卖市场的榜首。
10年前他的一幅《庐山观瀑图》，在美国纽约的苏富比拍卖行卖了5.9亿刀，折合人民币36亿元。
假如这些国宝都在XX手里，先不说会不会羞杀历代收藏名家和博物院，起码用拍卖所得支付债主300多个亿，肯定是张飞同志吃豆芽，小菜一碟。
可惜这兄弟玩字画的目的，好像不是有林泉之志，不是附庸风雅，不是做资产保值，而可能是准备随时用赝品向银行作质押、套现、洗钱，令人栓Q。
其实，利用假文物骗取银行真金白银的乌龙事，本世纪初就曾发生过。
浙江湖州的商人谢根荣，为了拿到紫金城的“东华金座”项目，请人伪造了两套古代金缕玉衣，以此作质押骗走银行人民币6.6亿，教训深刻。
当然，这都是题外话了，但愿此类闹剧不再重演。
（全文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