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中，你如何看待命运对人生的影响？是倾向于“命中注定”的观点，还是倾向于“我命由己不由天”的观点？
实际上，这两种观点是中国历史上两种“天命观”的内涵，并在商灭周兴时发生了更替。
商代的天命观：绝对神权论，认为上天和商王有血缘关系，会无条件地庇佑商王新版《封神演义》电视剧以一次巫术活动开场，在杀死大量奴隶祭祀了上天后，巫师把龟甲放在火里，靠上面出现的裂纹来占卜了国运。
甲骨文很多都是当时的卜辞
这种巫术活动，基本反应了商朝“尊天重鬼”的“天命观”。从考古发掘的几十万片的殷墟甲骨的卜辞来看，“问卜于天”几乎涵盖了当时人们日常生活中所有的大事小事，上至祭祀、征伐、婚丧，下至生育、疾病、出行，不管进行什么行动，都要占卜询问一下上天的意见，然后再决定何去何从。
那商人眼中，上天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
首先，商代的神灵崇拜和原始人对自然神的本能敬畏不同，崇拜对象已经具体到“天”、“帝”和祖先的亡灵。
在商代的观念中，“天”、“帝”（称呼如此，具体所指比较模糊，大概类似于上帝的概念）是主宰，但祖先的亡灵们也是神。已经逝去的祖先和“天”、“帝”一起成为主宰世间祸福的超自然力量，掌控着时间的一切，包括刮不刮风，下不下雨，人事吉凶，战争胜败，等等。而占卜就是联系“天”、“帝”和祖先亡灵的媒介。
其次，商代的宗教观念是一元的。
虽然崇拜对象看似很多，包括“天”、“ 帝”和祖先的亡灵，但对“天”、“ 帝”的神权崇拜和祖先神崇拜是同质化的，也就是说，“天”、“ 帝”和祖先的亡灵，在神格上是合而为一的（所以下文统称为“上天”）。这种神格合并，看起来是一个很经济的选择，毕竟祭祀一次就能讨好所有崇拜对象，占卜一次就能获得“专家组”的意见。
司母戊鼎，就是当时祭祀上天的用具
最后，商代的人们认为，上天和商王有血缘关系，会庇佑商王。
这也是一个合理的推测，既然祖先神已经和“天”、“ 帝”在神格上合而为一，地上的人和天上的神，自然就有血缘联系了。所以，上天把统治大地的权力归于商王，不但是必须的，而且是不可更改的，难道老祖宗不庇佑自己的后人，反而去庇佑别人么？
所以，当时就有一种观念，认为商王是上帝的“元子”。而商王对于自己的统治，也有这绝对的自信，他们认为，上天不会剥夺去后代子孙统治天下的权力。据 《尚书·西伯戡黎》所载，当时西周灭掉了商的附属国黎，纣王的统治岌岌可危，这时，纣王仍坚信天命:“呜呼! 我生不有命在天? 是何能为!”可见他对上天的尊崇，已经到了盲目的地步。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可能正是因为一味地迷信天命，纣王才能有恃无恐地荒淫无道（如果他的荒淫无道确是历史事实），这种心态就像一个富二代，毕竟财产都是老爸的，不管我怎么作，老爸也不能把财产给了别人吧？
说到这儿，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商代的人们信奉绝对的神权论，认为上天主宰一起，人不管在治理国家上，还是在日常生活上，都缺乏主观能动性。
武王伐纣
周代的天命观：以德配天，谁有“德”上天就支持谁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会合诸侯，渡过孟津，讨伐纣王。双方在牧野大战，纣王军队倒戈，大败。纣王退回都城，在鹿台放火烧死了自己，商这个雄踞东亚大陆五六百的王朝就此结束。此后，殷商成了历史名词，“殷鉴不远”也就成了后世一个警惕世人的著名成语，意思是前人的教训就在眼前。
前人的教训就在眼前，是指怎样的教训呢？
周人做了一个有趣但又目标明确的发挥，就是批评纣王的德行。据说纣王有五大罪，淫声罪一 ，烙刑罪二 ，酗酒罪三 ，忽略祭祀罪四，自信天命罪五（顾颉刚认为纣王有六大罪，后面三、四、五三项再加“不用贵戚旧臣，听信妇言，登用小人”这三项）。以此，周人的结论就是，商朝的灭亡，主要原因是纣王没有德行。
周人把商朝灭亡的原因，简单地归结到纣王无德上
我们都知道，王朝的灭亡是很多因素综合决定的，周人把商朝灭亡的原因都推到纣王的德行上，肯定是狭隘的，偏颇的。那为什么周人要对商朝的灭亡做出一个道德判断呢？
其实这是一个政治选择，具体来说，周人要重造一个天命观，来稳定统治秩序。因为按照原来的天命观，上天是商人的祖先，与纣王有血缘关系，纣王君权神授，周人凭什么要推翻纣王呢？没有合法性啊！
所以，周人以德为核心，重造了一个天命观。周人说，上天不偏爱任何一人，选择谁来统治大地，是看“德”而定，简单说，谁有德行，上天就支持谁，这叫“以德配天”。正是因为纣王无德，上天才放弃了长期代理人殷商天子，而命周天子取而代之（天休于宁王，兴我小邦周；宁王惟卜用，克绥受兹命——《大诰》)。
怎么样，听起来是不是很有道理？非常合乎逻辑地在神权体系下解释了政权更迭。
但“以德配天”成为西周天命思想的核心后，马上就衍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天命有德”的说法。啥叫“天命有德”呢？就是上天不眷顾任何一人，谁有德谁就有统治大地的权力，那任何人——只要德行最高——都有当“天子”的资格。上天不戴有色眼镜，继承天命者没有种族之分。所以后来孟子才说:“舜东夷人 也，文王西夷人也。”只要有德，皆可有天下。孟子这段话是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常引用的话，比如雍正写《大义觉迷录 》，为满族入主中原辩护时 ，即曾引此语以为证 。
《大义觉迷录 》中，雍正用孟子的话来证明清朝政权的合法性
这个新问题，很厉害，很可怕，而且正解还是唯一的：周朝想万世永固，那么天子必须在世上所有人中，德行最高，至少表面上看应该是这样。
所以，周人还得继续努力，让自己的德行配得上天命。具体来说，这种努力分为两种，第一，要提高统治者的私人修养；第二，要在社会治理上施行德政。
比如，西周统治者颁布的《召诰》，上面都是劝诫之词，什么“唯王受命，无疆惟休, 亦无疆惟恤。呜呼!曷其柰何勿敬!”意思是说， 周王承受了天命，无限美好，但也无限忧患，一定要谨慎啊！
还有颁布的《酒诰》（其实就是戒酒词），以纣王酗酒亡国为戒说明戒酒的重要性，文中涉及到治理国家的道德观念。周公在《酒诰》中强调反省的重要性，提醒各级官员，唯有长久地反省自己，才能使行为合乎道德。
包括后来，周公制礼乐，其实都是朝“以德配天”这个方面的努力。
周人天命观对中国历史的深刻影响周人天命观不仅改变了当时的中国社会，还 对后代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深远 的影响。
第一，周人的天命观不再像商代那样，认为老天最大凡人无法作为，是发展出了“以德配天”的核心思想，认为人的主观努力可以影响天命，这种思想对后世历朝历代的执政思想产生深远的影响。后来，在“德”基础上产生的“保民”、“ 慎罚”等观 念，为儒家吸收并发扬光大，成为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精髓。
第二，对中国的哲学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神本位”渐渐变成了“人本位”。上面我们提过，商代时，人们不管大事小事，都要占卜，先看神的旨意，然后再去行动，神和人之间的关系，可以说位于“神本位”时代。而周朝以后，神和人的关系中，人的位置越来越重要，渐渐变成了“人本位”。
这个很容易理解，“天命有德”，上天不再是位神威难测的暴君， 而是有道德法则可循，只要我们依据道德的法则行事，那上天也没什么可怕的，就像《刑法》就摆在那里，只要你不犯罪，警察就不会来抓你。
而且，如果你德行够高，上天还会帮你，这就渐渐衍生了儒家的一个重要概念“内圣外王”，到了社会底层，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了。
孔子困于陈‘蔡之间，遇到了子路提出的尖锐问题’
那善恶之报不对等怎么办？这个尖锐的问题孔子就遇到过。孔子被困于陈、蔡之间时，断粮了好多顿。直性子子路就问：“都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老师您这样的人，落到这般田地，该作何解释呢？”孔子差不多哑口无言，后来还是颜回聪明，帮忙圆了一下。颜回说：“老师推行的是至大之道，大到全天下都容纳不下。他们容纳不下老师，正说明老师是真正的君子。”
颜回的解释对不对，不在本文讨论之内，但大家都知道，“善恶之报不对等”确实是存在的。
第三，对个人而言，“以德配天”的概念，让个人对于天命的敬畏与追寻中激发出来了又换意识和责任意识。
“忧患意识”是新儒家学派的大家徐复观提出来的，他认为，与殷商相比，周人的精神发生了重要转变。
这个很容易理解，如果把一切问题的责任交给神，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认命，那人们不会发生忧患意识；只有认为自己也可以通过行动影响上天时，人们才会产生忧患意识，并且积极行动，主动承担责任。
徐复观认为，在忧患意识跃动下，人们对未来的信心，渐渐由“依赖神”而转向自己本身行为的精神与努力，这是一种人文自觉。
所以，王国维才在 《殷周制度论》 说：“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 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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