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得意弟子颜回（颜渊）多年来被尊为“复圣”、“颜子”，居“四配”之首，列“德行”之冠，是历代配享孔子的第一号人物。颜子的言行及人格修养体现了孔子思想中仁者应具有的风范，被后人视为学习的榜样。历代帝王与后世儒学研究者，在提到孔子时，从不会忘记颜子。称孔子为先圣时则尊颜子为先师，尊孔子为至圣时则封颜子为复圣。每祭孔子时必以颜子配享。所以学者们研究孔子时自然也就涉及到颜子。
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颜回少孔子三十岁，是孔子最为得意的弟子。但不幸的是，颜回却先孔子而去世。现在的传世典籍中，有关颜回的资料相对较少，而且，受疑古学风的影响，不少有关的记载也被排斥在“可靠”资料之外。颜回的学术主张更显模糊不清。但我们仍能从浩繁的记载文献中得以窥知一二。
《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言论的汇编，由孔子门生及再传弟子集录整理，是儒家的重要经典，是研究孔子及儒家思想尤其是原始儒家思想的主要资料。在孔子诸多弟子中，颜氏弟子共有九人。除颜回外，还有颜无繇、颜幸、颜高、颜祖、颜之仆、颜哙、颜何、颜浊邹，其中颜浊邹为卫国人。笔者注意到，《论语》对这些颜姓弟子，除涉及颜路（颜回的父亲）一条外，其余均未提及，而明确提到颜回的却有二十一处之多，足见颜回在孔门弟子中的举足轻重。
如在反映颜回虚心好学、勤于发问时。鲁哀公曾问孔子“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季康子问孔子时，孔子亦作如是答，而未说及别人。可见在孔子心目中，颜子就是好学的代表。孔子曾高兴地对别人说：“语之不惰者，其回也与。”说他经常向老师提出问题，听老师讲道理时，一直全神贯注，始终不懈怠。“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他终日听老师教导，虚心听取，从不违拗，以致老师怀疑他愚。但经过认真观察，又否定了自己的看法。
在体现颜回聪慧明敏、善于动脑时，孔子曾问子贡：“女与回也孰愈？”很有自知之明的子贡向老师回答：“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知十，赐也闻一知二。”孔子认为这个比喻十分贴切，马上同意了他的看法。并且对他说：“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孔子说自己和子贡都不如颜回聪明和肯于动脑，对颜回夸奖到了极点。
在赞赏颜回贫而好学、安贫乐道时，孔子观察他“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条件十分艰苦，但学习孔子的道德、学问人了迷，竟至“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以致孔子夸赞他“贤哉回也”。孔子还评价颜渊曰:“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 只看见他不断前进，从来没有看见他停止过。当然，孔子也对颜回如此好学却一生贫困打抱不平，他说:“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颜回的学问道德接近于完善了吧，可是他常常贫困。端木赐（子贡）不听从命运的安排，去做买卖，猜测行情，往往猜中了。
在评价颜回修德正身、克己复礼时，孔子更是直言坦陈：“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将颜回评价为“德行”之首。究其原因，在于颜回不仅问得细致，而且严格要求自己，使自己的一切行为符合仁德的标准。如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颜渊问怎样做才是仁。孔子说：“克制自己，一切都照着礼的要求去做，这就是仁。一旦这样做了，天下的一切就都归于仁了。实行仁德，完全在于自己，难道还在于别人吗？”颜渊说：“请问实行仁的条目。”孔子说：“不合于礼的不要看，不合于礼的不要听，不合于礼的不要说，不合于礼的不要做。”颜渊说：“我虽然愚笨，也要照您的这些话去做。”经过长时间的艰苦追求，颜回的“仁”之境界得到了孔子的嘉许。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说明颜回的心能长久地不离开仁德，其他的学生只是在短时间内想起仁德罢了。
在提到其仁政治国、德政宽民的抱负时，《卫灵公第十五》记载，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意即治理国家应该“用夏代的历法，乘殷代的车子，戴周代的礼帽，奏《韶》乐，禁绝郑国的乐曲，疏远能言善辩的人，郑国的乐曲浮靡不正派，侫人太危险。”由于种种原因，孔子的许多治国主张未能得到施行，只得“有道则现，无道则隐”，暂时采用办教育和编书的办法来传授主张，希望日后实现其治国理想。颜子也是这样，他更没有遇到治国的条件，但却也有一套治国的理想。所以孔子这样评价颜回:“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 。”孔子对颜渊说：有能任用我的，我就把治国平天下的大道推行于世；不能任用我时，就将这些治国平天下的大道，藏之于身。只有我与你能做到这样啊！
作为孔子最得意弟子的颜回，对孔子的道德、学问推崇备至。他曾把孔子的学问说作“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未由也已。”这番对孔子的赞颂，可谓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充分体现出颜子对老师的无限敬佩和深厚感情。颜回为了学习更多的东西，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从来对老师十分敬重，跟随老师形影不离。孔子设教于杏坛，他跟随学习；少正卯在鲁国讲学，使孔子之门“三盈三虚”时，“唯颜渊不去。”周游列国时，一直跟随。在陈蔡绝粮的最困难时期，许多弟子经不起困难的考验，对孔子之道不能推行表示怀疑，或牢骚不满。当孔子问到颜回时，他却说“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焉？不容然后见君子。”他认为孔子之道不见用的原因是各国国君水平太低。他对孔子的主张充满了信心。周游列国之初，他们师生被匡人包围脱险后，孔子见到颜回说：“吾以汝为死矣。”回曰：“子在，回何敢死。”他跟随孔子甚至达到“亦步亦趋”的地步了。
记载最声情并茂，且让人动容的则是颜回之死。《先进第十一》记载，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颜渊死了，他的父亲颜路请求孔子卖掉车子，给颜渊买个外椁。孔子说：“虽然颜渊和鲤一个有才一个无才，但各自都是自己的儿子。孔鲤死的时候，也是有棺无椁。我没有卖掉自己的车子步行而给他买椁。因为我还跟随在大夫之后，是不可以步行的。”又载，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颜渊死了，孔子说：“唉！是老天爷真要我的命呀！是老天爷真要我的命呀！”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颜渊死了，孔子哭得极其悲痛。跟随孔子的人说：“您悲痛过度了！”孔子说：“是太悲伤过度了吗？我不为这个人悲伤过度，又为谁呢？”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颜渊死了，孔子的学生们想要隆重地安葬他。孔子说：“不能这样做。”学生们仍然隆重地安葬了他。孔子说：“颜回把我当父亲一样看待，我却不能把他当亲生儿子一样看待。这不是我的过错，是那些学生们干的呀。”《先进第十一》中这几个“颜渊死”，足以让我们跨越千年，想像孔子当时的悲怆之情与极度的惋惜。
《孔子家语》是中国古代记述孔子思想和生平的著作，其内容是自汉朝以前到汉朝早期不断编纂而成，后来王肃对其进行整理，凡二十七卷，现存十卷。与《论语》相较，二者在篇名设置上有着明显的不同。《论语》是在章首句子中撷取一词作为篇目，其中多数篇目以孔子弟子名字命名，如《颜渊》、《子路》、《子张》、《公冶长》之类，但这些篇并不主要记录孔子这些弟子的言行，这些篇题并没有什么实质意义。《孔子家语》则不同，其每一篇都有一个中心内容，篇题就是对这些内容的概括。其中的《颜回》所记都与颜回有关，共有内容十四节，各节之间并不连贯，但都从不同方面反映了颜回的为人风貌及思想主张。
就《颜回》篇的内容而言，它大致可以分为几个方面：
首先，颜回聪敏过人，可以由此推彼，可以预知一些事情的结果。这方面的事例有两则：其一，颜回“以政”而预知东野毕的马将会逃逸。东野毕善御，鲁定公询问颜回是否听说过。颜回则认为其虽善御，“其马将必佚”。定公闻听此言，还认为颜回是诽谤。当几天后有人告知东野毕之马逃逸时，定公才召来颜回，细问他何以未卜先知。颜回认为善御者应当“不穷其马力”，就像善政者“不穷其民力”的道理一样，他说：“未有穷其下而能无危者也。”孔子夸奖说：“夫其所以为颜回者，此之类也。”
其二，颜回“以音”而推知为何“哭者之声甚哀”。颜回侍于孔子之侧，听到有人在哭，他认为哭者“非但为死者”，“又有生离别”。孔子问其故，颜回说是根据鸟的声音推知，他说：“桓山之鸟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将分于四海，其母悲鸣而送之，哀声有似于此，谓其往而不返也”。孔子使人询问后，果然是哭者“父死家贫，卖子以葬，与子长诀”。孔子夸奖说：“回也善于识音矣。”
颜回的这些事迹，与孔子的很多事例比较相像，如孔子“知鲁庙灾”、“观象知雨”、“枯矢贯榫”等皆是。一方面，颜回像孔子那样，知识面广，事物理解深刻。另一方面，说明了《孔子家语》的作者也像记录孔子事迹那样对待颜回事迹。
第二，颜回向孔子请教各方面的问题。这方面的问题内容比较简短，但所占比例并不小，计有以下六则：完美的人格应该具备怎样的德行——“成人之行若何”；臧文仲与臧武仲相比谁更贤明——“臧文仲、臧武仲孰贤”；君子应该具备怎样的品格——“颜回问君子”；什么样的行为是小人的做法——“颜回问小人”；如何区分似于君子的小人之言——“小人之言有同于君子者，不可不察也”；朋友之间如何相处——“朋友之际如何”。
上述颜回向孔子请教的内容，与《论语》等书所记载的孔子弟子向孔子请教诸如“仁”、“孝”、“君子”等问题一样，其记述的形式完全一致。《论语》等书保留下来的材料来自孔门弟子随时所记，颜回向孔子请教的这些内容当也出于颜回的记录，后由孔门后学编入了《孔子家语》。
第三，其余四则是颜回的论说或者颜回与他人讨论问题，内容都与为人处世有关，这反映了颜回的一些思想主张：讲究仁德的人用一个“预”字就能有益于智慧， 一个“恕”字能有益于仁德，因为“知其所不可由，斯知所由矣”，就是说知道了不能做什么，也就知道了应该做什么；人应该谨慎，不宜让力气比德行更为猛健；“君子攻其恶，无攻人之恶”，也就是说，人要反省自己， 而不宜常常数说别人的过失且妄加评论；④应当自觉遵守礼制、坚守德行，不可“身不用礼而望礼于人， 身不用德而望德于人”。
颜回注重修养，仁爱诚信，虚心好学，德行出众，无论孔子还是同门弟子，大家对颜回的远大志向、高超德行都是交口称赞的。孔子多次夸奖颜回好学，称其为贤人；子贡说自己“何敢望回”，曾子也认为自己比不上颜回， 说“吾无夫颜氏之言”，“吾无颜氏之才”。
在《孔子家语》的记载中，颜回当然同样是孔门弟子中德才兼备，深受敬重的核心人物。如《弟子行》中记子贡评论说：“夫能夙兴夜寐，讽诵崇礼，行不二过，称言不苟，是颜回之行也。”《六本》篇中，孔子说：“回有君子之道四焉：强于行义，弱于受谏，怵于待禄，慎于治身。”实行德义时坚定，接受劝谏时柔顺，得到官禄时戒惧，修养自身时谨慎。这其实是颜回一贯的风格。孔子还说“回之信，贤于某”，称颜回之诚信超过了自己。这与《颜回》篇的记载都是彼此呼应的。
我们可以将《孔子家语》中各篇的记载联系起来，看其中所反映的颜回的政治抱负及理想信念。《致思》篇有孔子与弟子们“农山言志”的记载。在谈论中，子路、子贡一武一文，前者欲行其勇，后者欲驰其辩。颜回则有不同，他说：回愿得明王圣主辅相之，敷其五教，导之以礼乐，使民城郭不修，沟池不越，铸剑戟以为农器，放牛马于原薮，室家无离旷之思，千岁无战斗之患。则由（子路）无所施其勇，而赐（子贡）无所用其辩矣。
对于颜回的志向，孔子由衷地赞叹道：“美哉德也！”这里所记与《韩诗外传》中所记的颜回“景山言志”、“戎山言志”大同小异。综合这些记载，可以看出颜回所向往的是德教风行，君臣同心，上下协调，家给人足的安定和谐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人讲仁义，个个言规矩，没有沟防城郭，更无战争之忧。
应当说，颜回的理想在当时是难以实现的，但他仍希望努力去争取，而不是因此随波逐流，更不与无道之世同流合污。孔子自然也是如此，《在厄》篇中记孔子说：“君子博学深谋而不遇时者众矣，何独丘哉！且芝兰生于森林，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改节。”作为孔子最为相信的弟子，颜回当然理解孔子，了解孔子的远思广志。所以颜回对孔子表示了深刻的理解，才有“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的感慨。对颜回此言，孔子同样发自内心地表示赞同，他说：“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
颜回愿为明王圣主之辅相，而其治国方略自然是仁义道德教化，此即《致思》篇中所言敷其五教，导以礼乐。《颜回》篇中所记颜回回答鲁定公问中亦含此意，他谈论古时之“政”说：“昔者帝舜巧于使民，造父巧于使马。舜不穷其民力，造父不穷其马力。是以舜无佚民，造父无佚马。”
总之，《孔子家语》的《颜回》篇所显示的颜回的道德思想，是颜子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与《家语》的其它各篇乃至《家语》以外的资料可以相互印证，对研究颜回思想具有重要价值。
《孟子》中所见颜子事迹及思想《孟子》系语录体著作，十四卷， 战国时代孟子与其弟子万章等编著，约成书于战国中后期。孟子名轲，战国中期邹国（今山东邹县）人，受业于孔子之孙子思的门人，以孔门传人自任，后世尊称为“亚圣”。孟子主张实行“仁政”而成“王道”，认为人性本善，强调个人人格完善的作用，其学说与孔子学说一起，称为“孔孟之道”。《孟子》一书，《史记》本传中称有七篇，东汉学者赵岐作《孟子章句》，将每一篇分为上下，成七篇十四卷，各篇名均采撷每篇首若干字词组成，并无实际意义。至宋代，《孟子》入“十三经”。今本《孟子》之《公孙丑上》、《滕文公上》、《离娄上》等篇都记述了孟子及其门人对颜子的评议。其主要内容是：
《公孙丑上》谓“颜渊善言德行”，即不仅本人有高尚的道德，而且擅于阐述宣传道德修养的道理。此条未见于《论语》，因为《论语》按四科评议时，曾曰：言语：宰我、子贡，这很容易给人造成颜子“讷于言”的印象，由此看来，颜子并非讷于言，而是具有多方面的才能的。
该篇又记述了战国时期人们对颜子的评价，这就是：“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颜渊具体而微”。这里用比较的方法说明颜子达到的修养水平，所谓“具体而微”，就是具其大体而略显微弱，即颜子与孔子相比，已基本具备了孔子的德识才能，但尚显微弱一点。唐、宋以后，封建统治者给颜子加上了各种头衔，其中有“亚圣”、“复圣”等，最终以“复圣”定称，至顺元年，元文宗封颜子为“兖国复圣公”时，未说明为什么定此封号。今臆测，“复圣”或取“具体而微”之意欤！
《滕文公上》主要记述了颜子的政治思想。颜子曰：“舜何人也，禹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这就是说他要像舜那样治理国家。
《离娄上》记述孟子对颜子的评价，即：“禹、稷、颜回同道。”“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这就是说，在孟子看来，大禹、后稷与颜回虽处于不同时代，但他们处事的原则是一样的，即使他们互换个位置，他们对问题处理也会和原来的处理一样。这里把颜子与历史上的圣王相提并论，说明战国时期的思想界对颜子的评价是很高的。
《孟子》一书中对颜子的记述虽然不多，但皆未见于《论语》，故成为研究颜子的重要资料。
《庄子》反映出的颜子思想及有关事实《庄子》一书多次提到颜子，该书之《人间世》、《大宗师》、《天运》、《至乐》、《达生》、《田子方》、《知北游》、《让王》诸篇皆有关于颜子事迹及思想的记述。这些记述大体可分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颜子仅作为设定的发问者，而主要通过孔子的回答来表达道家的某种认识和主张，对颜子研究并无多大意义。如，《天运》只记了颜子的两句话：“以夫子之行为奚如？”“何也?”《田子方》也只有“文王其犹未邪？又何以梦为乎？”这样的发问。《知北游》也只有颜回问孔子的一句话。
第二种是：通过假设的颜子言行，主要体现了道家的主张，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颜子的“无为”思想。如，《人间世》记述孔颜讨论“心斋”一事。颜子曰：“吾无以进矣，敢问其方？”“回之家贫，唯不饮酒，不茹荤者数月矣。如此则可以为斋乎？”“敢问心斋。”“回之未使得使，实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谓虚乎？夫子曰：“尽矣……”又如《大宗师》记述孔颜论“坐忘”一事，颜子曰：“回益矣。”“回忘仁义矣。”“回忘礼乐矣。”“回坐忘矣。”“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道，此谓坐忘。”这里的所谓“心斋”、“坐忘”完全是道家思想，与历史上的颜回明显的不同。但其中谓“回之家贫……”，则又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并非假托。又《至乐》篇从孔子嘴中说出“回与齐侯言尧、舜、黄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农之言”。此事未必是具体历史事实，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颜子的政治倾向，即崇尚先贤的“无为而治”的思想，这对颜子研究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第三种是：所述大体合于历史实际。如，《让王》篇谓：孔子谓颜回曰：“回，来！家贫居卑，胡不仕乎？”颜回对曰：“不愿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亩，足以给干粥；郭内之田十亩，足以为丝麻；鼓琴足以自娱，所学夫子之道足以自乐也。回不愿仕。”这段记载与《论语》的有关记载相印证，可以大体认为是符合事实的。有人用今天的标准去衡量，认为家有五、六十亩地不能算贫困，这是脱离当时历史环境的片面认识。当时实行井田制，一般庶人都有“百亩之田”、“五亩之宅”；由于技术条件差，只能广种薄收，年成好时可以勉强度日，一遇荒年则难免有冻馁而死者。故颜子的家产在当时是属于下等的，其生活确乎是贫困的，当然，由于颜子心志甚高，在孔子影响下，他不但以学与琴为乐，而且意识到宇宙大化无穷，深明人生的意义，故能“不改其乐”。《田子方》篇记述孔颜关系：颜渊问于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夫子驰亦驰；夫子奔逸绝尘，而回瞠若乎后矣！”这里所说的颜子对孔子虽然亦步亦趋，紧随其后，但仍然赶不上，这大体上反映了孔颜关系的实际情况。
总之，《庄子》一书中所论及的颜子事迹，不可一概而论，应具体分析。所谓“寓言十九，重言十七，”也未必准确。寓言当中也有事实，值得参考；重言之中未必没有虚构，也不可尽信。
《荀子》中所见颜子事迹及思想《荀子》是战国后期儒家学派最重要的著作，今存三十二篇，除少数篇章外，大部分是荀子自己所写。他的文章擅长说理，组织严密，分析透辟，善于取譬，常用排比句增强议论的气势，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今本《荀子》之《大略》、《子道》、《哀公》等篇中，亦记有颜子的若干情况。因为荀子本人是比较严肃的思想家，故其所记应有较高的可信度。
《大略》篇云：“虞舜、孝己、孝，而亲不爱；比干、子胥，忠，而君不用；仲尼、颜渊，知，而穷于世劫，迫于暴国，而无所辟之。”这是对历史上若干贤人遭遇厄运所表示的不平之气。其中把孔颜并论，认为他们同样聪明多智，但却生于乱世，未能充分施展才能，故深表同情之意。《荀子》一书中，对其他流派多所非议。如，指责孟子、子思、子夏、子游、子张等为“俗儒”、“贱儒”（参见《非十二子》、《儒效》等），而对孔及颜推崇备至，可见荀子眼中颜子亦有很高地位。
《子道》篇记述子路、子贡、颜回三人对“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同一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及孔子的不同评语。子路的回答是：“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爱己。”孔子评语：“可谓士矣。”子贡的回答是：“知者知人，仁者爱人。”孔子评语：“可谓士君子矣。”最后颜回的回答是：“知者自知，仁者自爱。”孔子评语：“可谓明君子矣。”在这里，子路强调的是外界群众对自己的态度与评价；子贡强调的是个人对群众的态度与责任；而颜回强调的是自身的认识与改造。这三种回答都从不同的侧面回答了问题，都是有道理的。但由于颜回的答案更接近于孔子一直强调的君子求诸己，“成己”、“为己”等主张，所以孔子对之评价最高。
《哀公》篇记述了鲁定公与颜子间的一次交往，主要是通过如何驭马说明如何治国的问题，比较清楚地表现颜子的政治思想与哲学思想。开始是鲁定公问颜子：“东野毕之善驭乎？”颜子回答：“善则善矣，虽然，其马将失。”定公听后，很不高兴，认为这是诋毁别人。而到了第三天，有人回报果然不出颜子所料，东野毕的马出现了马失，定公惊服，赶紧向颜子请教。颜子回答：“臣以政知之。昔，舜巧于使民，而造父巧于使马。舜不穷其民，造父不穷其马；是以舜无失民，造父无失马也。今东野毕之驭，上车执辔，衔体正矣，……马力尽矣，然犹求马不已。是以知之也。”“臣闻之，鸟穷，则啄，兽穷，则攫；人穷，则诈。自古及今，未有穷其下，而能无危者也。”这一段集中体现了颜子的政治思想，这就是治国应像舜那样，对民众实行和缓的政策，即“巧于使民”，“不穷其民”，从而做到“无失民”，这也就是“无为而治”。孔子所指出的舜的“无为而治”与后来道家的“无为”是有一定差别的。舜是儒家崇奉的积极处世的典型人物，而道家的“无为”主要体现了一种避世的倾向。另外，这一段也表现了颜子所具有的物极必反的意识，这是一种合乎辩证法的朴素观念。
韩非子“颜氏之儒”的提出及后世研究《韩非子》之《显学》篇云：“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这样一来，儒家就分成了八派。这是自孔子之死（公元前479年）到韩非子时（前280--前233年）的二百余年间，儒学发展分化的状况。韩非本人是孙氏之儒的开创者荀子的门徒，他所谓儒家八派的说法应是相当可信的。可惜韩非没有对各派的代表人物及学派特点说清楚，致使后人智仁互见，不得要领。
韩非之外，当时庄子学派对颜子的研究最为突出。不过这个学派在对颜子的阐述上往往给人一种靠不住的感觉，这不仅因为《庄子》一书多用寓言，容易给人造成虚构成分多的印象；还因为这个学派在涉及到颜子时，要么抛开《论语》等书对颜子言行的记述不加理会，要么对颜子的言行加以引申或曲解，用庄子学派的理想去分析、描绘颜子，极力使其成为庄子学派的人物。
同是“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事实，老庄派认为这里有很明显的避世倾向。而孟子却不赞成这种说法，他认为这里表现出的颜子的处世态度，与“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急于救民于水的态度尽管形式不同，在道理上没有什么两样。如果禹、稷和颜回互换一下位置，颜回也会“三过家门而不入”，禹、稷也会自得其乐(《孟子·离娄下》)。显然孟子与庄子学派对颜子的看法是对立的。
西汉初年为收拢人心，在政治上釆取了相对于秦代较为宽松的政策，其具体做法是废除秦代的苛法，重视黄老无为之道，使儒学的处境有所改善。
刘邦建国数年后，开始意识到儒学对巩固其统治的作用，于汉高帝十二年（公元前195年），“东巡狩适鲁，以颜子配享孔子，祀以太牢。”（《阙里志》卷十三）开帝王祭祀孔子、颜子的先例。又数年，汉惠帝封颜子十一代孙颜异为大夫。到汉武帝时，为使国家能长治久安，其注意力进一步转向儒学，并把儒学推到了“独尊”的地位。
董仲舒是西汉初年的儒学首领，他在儒学阐发上代表了汉儒的基本倾向。如果说战国时期的儒学趋于分派的话，到了汉代，为适应统一的汉王朝的政治需要，董仲舒又把儒学合了起来，形成了以儒学为基础，融儒、墨、道、法为一体的汉代新儒学。
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儒学，背离了孔孟儒学的某些基本精神，颠倒孟子民重君轻说，提出了以“三纲五常”为准则的“君权至上”说。他说：“君人者，国之本也，夫为国其化莫大于崇本，崇本则君化若神。”（《春秋繁露·王杯》）“君不名恶，臣不名善，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春秋繁露·立元神》）“故屈民而申君，屈君而申天，《春秋》之大义也。”（《春秋繁露·阳尊阴卑》）汉儒还将阴阳五行说纳入儒学范畴，进而把阴阳五行说同《易》揉合起来，构成预示灾异祥瑞，天人感应的神学。人世间的一切，均被说成是由冥冥中人格化的“天”所支配。这样，便替“君权神授”造出了神学依据。西汉末年盛行起来的谶纬迷信之风，在东汉章帝时召开的白虎观会议上得到进一步肯定，这使儒学的神化达到了顶峰。在儒学神化的过程中，首先是神化汉代的皇帝，同时也神化了孔子和颜子。如汉刘向在《说苑·辨物》中写颜子可根据人的哭声辨别他为何而哭。《韩诗外传》则记有孔子和颜子登泰山，颜子因“望吴门马”，下山后发白齿落，不久病逝的神话。《孝经》载有：孔子夜梦丰沛一带有赤烟起，颜回、子夏往观，在范氏庙见一小孩砸伤了麒麟的前左脚。孔子问小孩叫什么名，小孩说他叫赤松子。孔子走近麒麟，麒麟吐出三卷书。据晋《搜神记》说，这三卷书里有“赤刘当起，周亡赤气起，火曜兴，玄丘制命帝卯金”的偈语。后来刘氏的汉朝果然应天命而兴。这种神化孔子、颜子的倾向一直延续到南北朝时期，编造出来的有关孔子与颜子的神话多不胜数，使对颜子的阐述走向歧途。
除上述情况外，值得注意的是史学家司马迁、班固及思想家王充等的记述与评论。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中对颜回的事迹作了较完整系统的记述与评论，有些资料未见于《论语》等先秦典籍，为人们研究颜子提供了新的根据。《汉书·古今人表》将“古今”名人分为九等，颜回为仅次于圣人的仁人，这代表了汉代士人的看法。王充在《论衡》中指出“颜渊独知孔子圣也”，也为后人正确分析颜回的思想品德提供了启迪。
唐宋时期已不再是编造有关颜子的神话，而是据经、史所载有关颜子的言行事迹，提出了“孔颜之道”的新命题，还有不少人把孔子与颜子并称，但更多的是以论、赞、祝文等形式颂扬颜回的圣贤品格，进而达到自勉或励人。如唐玄宗李隆基《颜回赞》：“杏坛槐市，儒述三千，回也亚圣，某也称贤。四科之首，百行之先；秀而不实，得无恸焉。”宋高宗赵构仿唐玄宗，也作《颜子赞》：“德行首科，显冠学徒；不迁不贰，乐德以居。饮食甚恶，在陋自如；宜称贤哉，岂止不愚。”宋代理学代表人物程颐在其《告颜子祝文》中说：“志不行于时，而能趋世以归仁；泽不加民，而能显以终身。德无穷通，古难其人，惟公能之。绝世离伦，富贵不义，视之如宾。饮止一瓢，不忧其贫。受教孔子，门人益亲；血食万世，配飨惟神。敢不昭荐，公乎有闻。”
除颂扬颜子圣贤品格外，唐宋儒学家开始对颜子思想的某些方面从理论上进行深入地探讨。韩愈在《省试颜子不贰过论》中指出：所谓“过”，不是平常人所说的言行之过，而是尚在心中活动而未发展到言行的始萌状态的“过”。“不贰过”即“不贰之于言行”。世人都知颜子好学，颜子所好何学呢？程颐在《颜子所好何学论》中指出：“颜子所独好学者，何学也？学以至圣人之道也。”为什么孔子独称颜子好学呢？程颐认为原因有二：其一是“惟颜子从事博文约礼之训，专用心于克己复礼，至于其心三月不违仁，故孔子独称颜子好学也。”其二是“自生民以来，惟有孔子好学。孔子独称颜子，以其与己同也。”（同前）苏辙则认为：孔子独称颜子好学，是因为颜子能认识到孔子学说的博大，“仰之而知其高者存焉，钻之而知其坚者存焉。”对于“颜子之乐”的探讨，宋代也较深入。有人认为：“颜子之乐非乐箪瓢陋巷也！”而在于“不以贫窭累其心，而改其乐也，故夫子称其贤。”（《程氏经说》）也有人认为：“颜子之乐非箪瓢之乐也，忘也。”（《二程遗书》）较多的人认为：“颜子所乐者，道也。”程、朱二人虽不赞成“乐道”之说，也不完全予以否认。朱熹说：“乐道之说不失，只是说得不精切，故如此告之，今便以为无道可乐，走作了。”（《语类·论语十四》）究竟应如何认识颜子之乐呢？真德秀认为：“乐道”之说，仍把道与吾各为一物，若只停留在这一境界是不足以讨论圣人之乐的。颜子之乐是他沿着博文约礼的道路达到“此身此心皆与理为一，从容游于天理之中”，“才有箪瓢不知其为贫，万钟九鼎不知其为富”的颜子之乐。朱熹认为，颜子的思想境界已达到忘物、忘我的程度。他说：“颜子‘愿无伐善，无施劳’，能忘我故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能忘物也。”（《语类·论语十一》）这里还可以看出真德秀、朱熹他们是从理学角度来研究颜子的，也说明南宋时用“天理”研究颜子已成时代风气。
金、元时期对颜子的尊崇比唐、宋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金代从唐制，尊颜子为“亚圣”。元代则加封颜子为“兖国复圣公”，扩建曲阜颜庙，迁颜子像于新庙内。颜子五十四代孙、元代泰安州太平镇巡检颜伟于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在宁阳泗皋奉敕修建颜子庙和颜林，并于春秋祭祀。但在对颜子的探讨研究上，金元时期并没有新的进展。
明代沿南宋理学的路子，在对颜子的研究上较前代又有所深入。王守仁在颜子之乐与常人七情之乐的辨证关系方面，较前人的认识就深刻得多。他在《与陆元静书》中说：“乐是心之本体，虽不同于七情之乐，而亦不外于七情之乐。虽则圣贤别有真乐，而亦常人之所同有。但常人有之而不自知，反自求许多忧苦，自加迷弃。虽在忧苦迷弃之中，而此乐又未尝不存，但一念开明，反身而诚，则即此而在矣!”但王守仁在对颜子的研究上仍然是唯心的，所以他在《博约说》中说：“天下之事虽千变万化，而皆不出于此心之一理。”薛瑄则同意程子的“乐仁”说，他说：“程子曰：‘颜子箪瓢陋巷，在他人则忧，而颜子独乐者，仁而已。愚谓圣贤之乐，不过全天命之性，仁即天命之性也。专言仁，则礼、义、智皆在矣。’”（《薛瑄全集·读书续录卷五》）他还认为颜子之乐是可识的，不过只有达到一定的自我修养境界才能做到。他说：“仰不愧，俯不怍，心广体胖，人欲净尽，天理浑全，则颜氏之乐可识矣。”（《薛瑄全集·读书录二卷》） 另外，明代修纂的《孔颜孟三氏志》、《陋巷志》对颜子及颜氏家族史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清朝初年，由于政治上的需要，康熙、乾隆等皇帝多作《颜子赞》，颂扬颜子之德。而学者则希望从新角度去研究颜子。宋翔凤在《论语说义》中多次用《易》去研究颜子，并认为孔子赞颜子“不迁怒，不贰过，克己复礼，天下归仁”是据《易》“不远复，无祇悔，元吉”而言。颜子能不迁不贰，是学《易》之深的表现，其根据是孔子曾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宋翔风的这种研究方法有时使人感到耳目一新，但更多的是给人一种近于荒唐的感觉。皮锡瑞、梁启超等人提出了颜氏之儒当指孔门颜氏诸弟子，而非指颜回一人的观点。由于这个时期学者们在封建高压下转向考据学，从总体看，清代对颜子研究进展不大。但冯云鹓编纂的《颜子书》收集了大量的资料，为后人研究颜子提供了可靠的资料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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