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东速
【作者简介】黄东速，江油作家协会成员，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听从内心的召唤，在文字的花园里朝花夕拾，煮字疗饥，自娱自乐，把写诗作文作为生活的一种方式，随性随情而写，在文字的风景里忘掉尘嚣，忘掉时间。有诗文散见于报纸、刊物、网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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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作为生产单位，又作为社会组织的工厂最为茁壮和茂盛年代，应该是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那个年代最有力量的是工人阶级，最著名的工人是铁人王进喜。我出生于川西北的一座工厂——江油长城钢厂。也就是说，我一落地，就打上了工厂的烙印，那些钢铁的味道、她的荣耀和耻辱缭绕了我的一生，我从没有离开过她，就像她从没离开过我。如今，随着时代的嬗变，工厂这个称谓已成为了昨日黄花，但当洗尽铅华、坐对流年时，她会一次次在我心里沸腾和鼓噪。
三、福利
八十年代，享受着计划经济红利的国企工厂进入了辉煌期。伴随着工厂效益的提升，职工福利也水涨船高。彼时，工人阶级不仅有领导阶级政治上的优越感，还有经济上的幸福感，仿佛一只脚已经跨入了共产主义大门。
记得西装刚流行时，厂里发过两次西装，一次灰色，一次蓝色。突然间，厂里出现了很多穿西装的人，就像那一年的春风在某一天就吹遍了钢城。一位同事告诉我，穿西装一定要穿衬衣、打领带。这是我第一次穿西装，觉得新鲜而别扭。不久，我买了一件双排扣的啄木鸟西装，此后，就再也没穿过那两件西装了。除了西装，厂里还发过牛仔服。
过年时，厂里就发各种年货，水果、海鲜（带鱼，鱿鱼，鳗鱼，海参）、猪肉等。如果是双职工家，根本不需购买年货，还会为怎么贮放如此多的年货而发愁。那时，很少家有冰箱，即使有，也是容量很小的单门冰箱，记得我家单门冰箱的牌子是“飞燕”。对年货，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我从未见识过的海鲜，我第一次认识它们是从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的书中。此刻，它游到了我的面前，带着海风、海浪和海腥。分年货采用拈阄的形式，把年货平均分堆，然后每堆编上号，再在纸上写上编号，最后拈阄。
夏天最大的福利是发冰糕、汽水。厂里办的冰糕厂在101（炼钢厂）西面。我常常下了早班后，带上冰糕桶，骑着自行车去领冰糕。我在夏天的溽热中拿出冰糕票，先领一根冰糕，然后惬意地靠在窗台前，或是蹲在屋檐下，慢慢吮啜，仿佛这是生活的全部滋味。当一根冰糕融化在我肚里后，我又去领第二只冰糕。待七、八根冰糕和夏日的炎热一起消失后，我才提着一桶冰糕回家。不知为什么，我很享受在这里吃冰糕的过程，总觉得有一种让人沉醉的东西在皮肤上逗留，总觉得夏天的宁静和美好就是冰糕的甜味。特别喜欢绿豆冰糕，绿豆几乎占了冰糕一半的体积，它粉甜的滋味就像工厂里的幸福日子。有时，我一边吃冰糕，一边看着从101炼钢炉升腾起的、弥漫天空的黄色烟雾，竟以为——那是壮丽壮观的，它会和我吃冰糕的日子一样，永远存在下去。
四、五湖四海
六十年代初，国际形势恶化，战争乌云密布。为了确保国家战略安全，新中国决定实施“三线建设”。1964年8月，国家建委召开了一、二线搬迁会议，三线建设正式拉开帷幕。高度的中央集权和举国体制，体现了办大事的优越性。党中央和全国各地集中人力、物力支援三线建设，掀起了“好人好马上三线”的热潮。随着三线建设的实施，国家不仅完成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生产力布局和战略安全布局，同时也完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大规模的一次移民。在这场充分体现国家意志的运动式经济建设中，无数建设者怀着忠诚和信仰的赤子之心，远离了桑梓之地，告别了父母、妻儿和亲人，迢遥千里、孑然独行，被命运颠踬到了陌生而荒凉的异乡。个体的命运如同时代大潮的沙砾，微不足道，他们的挣扎、呼吸湮没于时代的洪钟大吕，但作为个体生命，那些沉重的爱和痛已然刻骨铭心。
长钢是三线建设企业的缩影和标本。按照当时“分散、隐蔽”的战略要求，长钢分辖四个分厂，一分厂位于中坝，二分厂位于厚坝，三分厂位于含增镇，四分厂位于武都镇。仿佛天注定一样，命运作了这样的安排：一分厂是个大杂烩，上海人、北方人、江苏人、四川人等杂糅而居；二分厂，基本上是上海人；三分厂基本上是东北人；四分厂基本上是湖北人。那时，流行工厂办社会，每一个分厂都有自己的学校、托儿所、医院，甚至电影院，基本上能满足职工的生活之需，再加之通讯落后、信息闭塞，职工极少离开生活区，生活区就是他们的中心和世界。这种固化和遮蔽让他们对厂外的社会，茫然到了不知魏晋的程度，但这也让他们保留着原乡的生活风俗和精神文化。举列来说，三分厂的人难得进一次城，很多都没见过火车，他们来到中坝，总是要来到铁路边，看看那火车长成什么样子。拿我来说，高中毕业之前，从未去过其它分厂，甚至不知道长钢还有二、三、四分厂，在我眼里，长钢就是一分厂，一分厂就是长钢，直至读了长钢职校后，听到那些我几乎听不懂的上海话、湖北话、东北话后，我才知道，一分厂之外，还有三个分厂。
同学就像一条路，沿着这条路，你可以履足一些你从未到过的地方。在职校期间，因为同学关系，我去过其它分厂。不知道是喜欢俏皮的东北话，还是我喜欢他们血脉里的雪花，我天然地和三分厂的同学亲近一些，因此到三分厂的次数也多一些。三分厂所在的江油含增镇与北川只隔着一条通口河，坐车大约近一个小时。含增镇与中坝完全不同，中坝是川西北不大不小的一个平坝，而含增镇则是卧在大山里的促狭山谷。她给我的印象是，山青水秀，空气清冽，宛若世外桃源。
通口河温柔地怀抱着含增镇，她的水比一个少女的眼眸还清幽。我曾经跨过河上那座晃晃悠悠的铁索桥，在对岸一条老街的一家小酒馆喝下烧酒、涛声和河畔的月光；也曾踩着像命运一样摆布的嶙峋河石，与同学合影，留下年少衫白、葳蕤青春和瘦得发白的面影。这里，推窗见山，出门下坡。我喜欢下坡的感觉——步履有一种舒适的弹性，仿佛在用脚弹奏一首曲子；目光可以伸得很远，远到能伸进一丛烟岚和一幅翠屏，以及内心无法抵达的身影。由于坡路陡峭，自行车成了无用之物，在生活区你见不到自行车的影子，我蓦然明白了那些三分厂的同学为什么都不会骑自行车，他们进城或上下班的交通工具就是厂里的通勤车。
这些祖籍东北的东北人在南方的大山里，依然说着东北话，吃着东北菜，跳着二人转，如果不经意，你会误以为这里是东北的一个乡屯，但他们再也看不见东北的雪和雪里的东北了。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怀念北方的雪，但北方的雪一定在他们梦里飞舞过。三分厂是长钢最具军工性质的工厂，为祖国的国防事业做出过卓越的贡献，曾经生产过飞机发动机、导弹、神舟飞船等军工用的特殊材料。前两年，由于生产经营举步维艰，三分厂停产关闭，昔日的辉煌成为长钢人难忘而沉重的记忆。
我听不懂四分厂同学说的湖北话，他们常常拖着“莫罗，莫罗”的长音，直到把我也拖进语言的迷惘森林。去过武都之后，我才知道，四分厂就在团山之下。在武都镇，就可隐约望见那两座孤绝、壁立的山峰。当年李白游团山，曾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句：“樵夫与耕者，出入画屏中”，那时的李白一定也眺望过武都镇，只是他想不到，千年之后，这里会有一座钢厂拔地而起，会有一脉湖北人来此繁衍生息。而武都镇，在团山险峻的影子里，在那根孤独地连接两座山峰的铁链之下，安身立命，开枝散叶，无声地诠释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二分厂，我去得最少。从二分厂同学的身上，我看到了氤氲而精致的江南。记得班里有一个二分厂的许姓女同学，一口地道的上海话，穿着打扮精致而时髦，仿佛闪烁着大上海的斑斓霓虹。有时，她在教室里，在同学的众目睽睽之下，会突然旁若无人地大声说起上海话。从她嘴里吐出的上海话，就像疾速的子弹，带着上海人的精明和伶俐，在教室里乱飞，令那些没听过上海话的同学侧目。毕业后，就从没有和许姓同学联系过，仿佛她从没有在我生命中出现过。听说，她回到二分厂工作不久，就调回了上海。三年的同窗伴读，三十三年的相忘于江湖，让人感叹命运正确而乖谬。后来我知道，长钢之所以选址江油，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厚坝有一定的工业基础——当地建有一个钢厂，老江钢（江油钢厂）。
中国有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人的乡族观念和地域观念非常强，血脉里天然有抱团取暖的排外意识。不知道什么原因，三分厂同学和四分厂的同学就像一对天敌，彼此不屑，经常打群架。东北人性格剽悍，而湖北人又有“九头鸟”之称，强强相遇，常常互不相让，拳头相向。而二分厂的上海同学性格柔和，理性理智，一般不会动粗动武。一分厂同学因为地域含糊，关系杂驳，被各地的文化融合得圆融、变通，左右逢源，八面玲珑，和东北同学是好朋友，和湖北同学也是好朋友，因此极少打架，只做壁上观。如此情况，我想一定和地域文化、血脉基因有关，正如人们所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五、厂子弟
从大的来看，工厂孕育了工业文明和工人阶级，从小的来看，工厂也孕育了厂子弟。厂子弟，很难有一个正式和准确的解释。你不能说你生活在工厂里就是厂子弟，在我眼里，厂子弟应具备这样的元素：生活在上世纪的六十、七十、八十年代；父母在厂里工作和生活了一辈子；进过厂里的托儿所，读过厂里的子弟校；接父母的班，在厂里工作；大部分兄弟姐妹都在厂里工作。最重要的是，所在的工厂成为他的身份和名号，成为他生命中抹不去的刺青，成为他的生命原乡和精神皈依，成为他行走江湖投名状，直到他离开人世，空气中会飘来三个字“厂子弟”。
厂子弟之间有着特殊的、如同血浓于水的兄弟关系。毫不夸张地说，一个厂子弟和另一个厂子弟可能从一出生就在同一座大院或楼上楼下，从咿呀学语时，就在一起读托儿所，又在同一个子弟校读小学、读初中、读高中，他们有着共同的同学、老师，有着相互勾连、亲密无间的童年、少年、青年。他们一起上学、放学，进厂后，又在同一个工厂工作，成为工友。情感都是时间打磨出来的，这种贯穿一生的同气连枝和相濡以沫，窖制出浓酽如酒的兄弟情感，特别是青春期的经历，彼此的生命深深地嵌入对方，留下鬓如雪时可以回望的青涩月光。就拿我的几个厂子弟同学来说，住得非常近，近得如同一棵树生出的枝桠。当要出门玩耍时，我就从家里出发，往右走一百多米，一下子就可以喊出五个以上的厂子弟同学。最后一个同学住一楼，我们一队人常常蹿进他家那个窄小得吐烟能吐到对方脸上的小屋里，抽烟，打牌，神侃。他父母回江苏探亲时，他家就成了我们狂欢的天堂，夜不归宿、通宵达旦地玩耍，放肆地释放无处释放的荷尔蒙，就差点上房揭瓦了。没几天，他家一地狗血，一片狼藉，留下我们颓废、浮浪的味道。那时，觉得时间永远都挥霍不完，觉得每天都可以重复眼前的快乐。
人与人之间共处相融的时间决定了彼此情感的厚薄和关系的疏密。而厂子弟从小到大都在工厂社会，彼此之间的交集可以说接近了最大值。不似现在，社会生活流动性大，生活和工作的地点不会囿于一处一地，所以，像厂子弟那种从小到大都活在对方身影里的交情基本绝版了。而且，很多厂子弟的父母都是朋友、战友、工友，甚至是世交，这种关系也庚续到下一代身上。因此，厂子弟之间的关系被那个钢铁岁月打造得非常铁。我要好的同学都是厂子弟，青春时，这种关系不仅体现在一起上学和放学、上班和下班，还体现在一起狗血，一起颓废。
我记得，电视转播《陈真》后，社会上流行穿藏青色中山装，那时，才参加工作，一件中山装的价格要花掉一半工资，但我和几个厂子弟毫不犹豫地每人买了一件中山装，走在路上，一看就是一伙同党。流行烫发时，又一起去烫爆炸头。我有一张在太白公园的照片，和四个同学合影，其中四个穿着中山装，三个披着卷发。青春永远在追赶时髦，就像穿中山装、烫头。厂子弟还经常打架，那时打架仿佛是一堂必上的社会课。在生活区，厂子弟打架就像101冒出的锈黄烟雾一样频繁，一样多。那些以打架出名的操哥和传说，成了很多厂子弟的江湖梦。也许在他们眼里，英雄是用血浇铸的，无论是打架的血，还是牺牲的血。
厂子弟的地域意识非常强，他们就像动物一样，对进入自己领地的不速之客抱着敌意和恨意，大规模的打架和斗殴一般是和外厂子弟。那时，打架最多的地方是放电影的灯光球场，我亲眼见过，两个穿白衬衣的外厂子弟在灯光球场被厂子弟打得血肉横飞，那殷红的鲜血滴到白衣上，像一朵绽放的罂粟，绚烂而邪恶。厂子弟对外团结、抱团，如果谁在外厂吃了亏，其它厂子弟一定要为他出气。有一次，某长钢子弟与外厂子弟打架吃了亏，消息传出后，几十号厂子弟涌向对方生活区，大打出手，甚至惊动了当地公安。
我看过王小帅的自传电影《我十八》，影片里有一个厂子弟打群架的片断，虽然很短，但很真实，让人嗅到青春的血腥和暴力。我不知道那个年代的厂子弟为什么喜欢打架，也许是宣泄过剩的精力，也许是崇拜暴力美学，也许是无处安放骚动的青春，也许是文革武斗的毒素尚末肃清，也许是对那个禁锢时代的抗议和控诉。
当厂子弟年岁大后，相聚在一起，回眸共同走过的岁月，会比其它人有更多的回忆和话题——他们可以从父辈讲起，从托儿所讲起，一直讲到尘满面、鬓如霜。每次和厂子弟同学喝酒时，都会比和别人喝得久，那些漫长的工厂岁月总也聊不完，它们比酒窖得还深，还香。
工厂、厂子弟都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伴随着工厂社会的兴盛而生，也伴随着工厂社会的衰落而灭。贾樟柯的电影《二十四城记》是一部纪录工厂如何被这个欲望而精致的时代无情消灭的影片，当我看到片尾闪出成都诗人万夏的诗句：“仅你消逝的一面，足以让我荣耀一生”时，我才知道卑微、庸常的自己走过了一段悲怆而悲壮的岁月。那一瞬间，我和我的灵魂泪流满面。
（图片来自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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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问：朱鹰、邹开歧
主编：姚小红
编辑：洪与、邹舟、杨玲、大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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